圣索菲亚大教堂身份之争背后，是埃尔多安的雄心还是脆弱？

“阳光洒在圣母玛利亚壁画的金色马赛克上，闪闪发光，缕缕青烟在巨大的穹顶中飘荡，他跪下祈祷……”

那是1453年的夏天，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墙后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年轻的伊斯兰征服者迫不及待地前往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将这座教堂变成了一座清真寺。

同样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四百多年后，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下令将这座讲述“君士坦丁堡陷落史”的建筑物改建为一座世俗的博物馆——圣索菲亚博物馆。时至今日，这座建筑仍身处土耳其意识形态之争的漩涡。2020年，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推动下，这座博物馆很可能回归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身份。

7月2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开始审查一项关于将圣索菲亚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的提案。据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法院将在2日晚些时候或于两周内最终作出裁决。

几十年来，将圣索菲亚博物馆重新改建为清真寺一直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心中一项“神圣事业”，埃尔多安本人就是这项事业的热情支持者。在掌舵土耳其的18年中，改造圣索菲亚博物馆的举动仍被视为埃尔多安迄今为止向国内外批评者们发出的最大胆的声音。

埃尔多安就要如愿？

从6世纪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基督教世界的象征，到15世纪奥斯曼帝国影响力的见证，圣索菲亚大教堂（又名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历史上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中心。

今年5月29日，埃尔多安出现在了圣索菲亚博物馆外的大屏幕上——这场纪念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567周年的大型庆典，如同圣索菲亚博物馆身份转变的前兆。埃尔多安当日在电视上主持了“征服祈祷”朗诵会，诵经声响彻伊斯坦布尔上空。

过去在土耳其也有不少有关改变博物馆身份的诉讼，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不过最近的事态证明，埃尔多安或许就要如愿。

2019年11月，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伊斯坦布尔法提赫区的拜占庭式建筑卡里耶博物馆（又名科拉教堂）撤销其博物馆身份，回归清真寺用途。此外，土耳其伊兹尼克和特拉布宗两座具有相似历史的建筑物也分别在2011年和2013年被改建为了清真寺。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土耳其项目高级主任、土耳其前国会议员艾肯·艾德米尔（Aykan Erdemir）表示，法院的有力决定可以为将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提供“合法性光环”，但并非前提条件。

“这不是法律问题。如果政府要将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只需要总统令即可，高等法院的裁决只是增加了合法性。”土耳其国会无党派议员奥兹图克·伊尔马兹（Ozturk Yilmaz）也认为。

不过，圣索菲亚博物馆身份的转变在宗教和文化界引起了激烈辩论。

“在过去的1500年中，圣索菲亚大教堂为两种宗教服务着，这类建筑在世界上数量稀少，必须予以保护。” 据“德国之声”报道，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历史学家埃德海姆·艾勒哈姆（Edhem Eldem）认为，圣索非亚大教堂代表着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它不应该被“封存起来”，而应该呈现给全世界。

土耳其神学家伊赫桑·埃里亚西克（Ihsan Eliacik）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武力夺取的权利”不被《古兰经》保护，圣索菲亚博物馆是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之间和平的象征。

但半岛电视台指出，土耳其的反对派和宗教少数派团体并未对圣索菲亚博物馆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因为这样他们会很容易背上背叛宗教与民族的罪名”。据报道，改建计划得到了土耳其境内73%民众的支持。

“欧洲梦”不再，“帝国梦”重燃

在土耳其之外，很少有人会对改建圣索菲亚博物馆的做法感到满意。

7月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土耳其保留这座建筑的博物馆属性，以展示其“尊重作为土耳其立国之本存在的信仰传统和多样历史”。老对头希腊则直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诉，后者已经告知土耳其政府，根据《世界遗产公约》，在改变古迹用途之前必须与联合国文化机构协商。

“他们（希腊人）竟敢警告我们不要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变成清真寺……是你们要统治土耳其，还是我们？”对于希腊的指摘，埃尔多安在电视采访中以极具感染力的说辞重申了立场。

“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不仅是民众动员的问题，也是关于维护国家主权的激烈讨论，应该考虑到土耳其在东地中海与希腊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的情况。”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应用土耳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西纳姆·阿达尔（Sinem Adar）认为。

“若土耳其法院裁决同意（改建），这也将增强欧洲内部已经存在的一种观念：土耳其总是单方面采取行动，不遵守国际规范和制度。”阿达尔对《卫报》表示。

近年来，出兵叙利亚、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在东地中海争议海域钻探油气……土耳其作为北约“刺头”的种种行为已不胜枚举。但每当有此类事件发生，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会达到一波高潮。

“土耳其不必要地卷入了叙利亚危机，仍在支持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还在利比亚继续‘犯错’，但是很少有土耳其公民直接受到这些外交政策的影响，因为政府会使用民族主义的叙事来说服大众，政府正在做对的事。”土耳其前外交部长、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资深政治家亚沙尔·亚克（Yaşar Yakış）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许多人真诚地认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

这种民族主义叙事包装下的激进外交政策正在瓦解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联系。过去一年，土耳其与欧盟间的关系因塞浦路斯的分裂、难民潮以及地中海油气钻探权的争夺而不断恶化。近一段时间，土耳其在外交事务上也越来越大胆，最有力的证明是其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了利比亚内战的局势。

如今的土耳其早已不是那个怀揣“欧洲梦”的欧盟候选国。埃尔多安在5月29日的“征服纪念日”讲话中发出了“帝国梦”的呼声：“我们要留下一个让我们的祖先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满意的土耳其。”

埃尔多安的雄心壮志背后

埃尔多安年轻时就怀揣改建圣索菲亚博物馆的心愿，但其实作为政客的他一直对公众针对圣索菲亚博物馆地位的争论保持沉默。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埃尔多安还曾经在某个场合反对改建的呼吁，告诉人们不必改造这座博物馆，可以去它对面那座同样代表奥斯曼帝国辉煌的蓝色清真寺（又名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祷告。

然而，埃尔多安的措辞在去年发生了改变。去年3月的市政选举中，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历史性地丢掉了伊斯坦布尔，输给了主要反对党——国父凯末尔创建的共和人民党（CHP）候选人伊玛姆奥卢。为了提振正发党在选民心中的影响力，埃尔多安借当时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由头，对选民称计划改建圣索菲亚博物馆。

半岛电视台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埃尔多安最近的言论也是一种政治手段，目的是分散民众对疫情下疲软经济和正发党日益下降支持率的注意力。埃尔多安甚至指示自己的顾问委员会于7月15日在圣索菲亚博物馆举行首次祷告，以此纪念2016年政变失败四周年。

“埃尔多安感受到了支持率下滑的压力，因此他想利用一些问题，希望以此来动员他基于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建立起的右翼基本盘。”《埃尔多安帝国》（Erdogan's Empire）一书作者索内尔·恰普塔伊表示。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民意调查机构Metropoll的数据显示，在土耳其3月宣布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埃尔多安的支持率从前一个月的41%上升至了56%，这是因为土耳其政府前期应对疫情得当，病例数远少于中东和欧洲其他一些大国。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给土耳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土耳其国家统计局今年称，土耳其约有400万人失业，失业率超过13％。但总部位于伊斯坦布尔的DISK工会表示，疫情期间还有另外600万人失业。于是，到了5月，埃尔多安的支持率跌至了51%。

执政18年的正发党正腹背受敌，不仅面临着传统世俗反对党的威胁，还面临着两个可能分走自己保守派基本盘的新政党的挑战：由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领导的未来党和由前经济部长阿里·巴巴坎（Ali Babacan）领导的民主与进步党。

世俗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在去年成功利用宗教包容策略在地方选举中占得上风，很可能在下届大选时建立广泛的联盟，达武特奥卢和巴巴坎都有可能成为其盟友。中东政治新闻网站Al-Monitor报道称，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坐等2023年的大选可能会让埃尔多安面临更大风险，提前大选会是正发党最保险的选择。

不仅如此，共和人民党还打起了正发党正在丢掉的经济牌。去年，让伊斯坦布尔从正发党手中“易主”的伊马姆奥卢把竞选重点放在了对选民经济情况的承诺上，打出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口号。有意思的是，另一位曾经通过使用类似策略在土耳其政坛取得突破的政客正是伊斯坦布尔前市长、现总统埃尔多安本人。

“埃尔多安总统是一位游刃有余的领导人，他可以让很多政治事件转变成自己的优势。”亚沙尔·亚克对澎湃新闻表示，“但影响土耳其选民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问题，如果经济继续恶化，那么选民可能会改变态度。”

曾经迎来送往的圣索菲亚博物馆景区，盛况不再。2020年的一场疫情带走了伊斯坦布尔昔日的繁华，留下的是老百姓柴米油盐的度日辛酸，也许还有埃尔多安雄心壮志背后的脆弱与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