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戴锦华&巫昂：作为小说家的李沧东

“我所有的希望，就是能有一点点的改变。这就像是用一根蜡烛在传递火种，手递手，点燃别人手里的蜡烛。”

燃烧或许是李沧东生命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在他的电影《燃烧》以及早期的小说《火与灰》《烧纸》等里，压抑的、看似静水深流的故事中藏满了剧烈的、灼烧一样的痛楚。最近出版的李沧东短篇小说集《烧纸》，收录了李沧东小说处女作《战利品》及其他短篇小说共十一篇。这些作品都是以城市边缘人和小人物为关注点，聚焦于两类题材：一类是朝鲜战争及南北分裂、光州事件等社会现实所造成的伤痛，一类是韩国社会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大时代投影在小人物身上，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细碎的坎坷隐藏着巨大的悲剧感。

作为小说家的李沧东是怎样的？6月28日举办的一场名为“阅读李沧东——短篇小说集《烧纸》云读会”的分享中，学者戴锦华、作家巫昂、驻华韩国文化院院长金辰坤与活动策划人唐娟就李沧东创作的韩国文化社会背景及李沧东的小说进行了对话。

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与“参与性作家”李沧东

谈到李沧东的创作就要谈谈1980年代的韩国。彼时是韩国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期，在军事政府统治下，人们为了民主化，为了声张民众的权利进行示威游行。在这样的时期，艺术家们、作家们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社会问题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想保守艺术的纯洁性，非常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另一种是与李沧东一样，积极参与现实问题。

韩国的一位文学评论家曾评价李沧东：“他作为韩国小说界的代表性作家备受关注，他把南北分裂的现状用细致的情节形象化，用坚实的小说结构展现韩国民众的伤痕。他的作品不仅详细地描写了现实的故事，还巧妙地分析了当时普通人民的心理状况。”

如在《烧纸》中，成国和成浩是一对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的母亲长久沉浸于几十年前的一个夜里被指认为“赤色分子”的丈夫一去不复返的噩梦之中。弟弟成浩印发带有“反动思想”的传单，遭到哥哥的极力反对，两人隔阂已久。整个故事的背景都与历史的真实紧密相连。

卢武铉担任韩国总统时期，李沧东曾担任过文化体育观光部部长，金辰坤曾与李沧东共事。“我清楚记得他上任第一天上班，部长原来用政府提供的公车上班，而他坐家里的SUV上班，下车后，我们看到他穿的衣服不是西装，而是牛仔裤，而且不戴领带，令人惊讶。他平时不拘泥公务员的框架，非常自由，他的风格比较严肃，说话不多，但他非常幽默而且非常善良。”

这样一个自由幽默的李沧东在创作中却一直保持着严肃的态度，金辰坤说：“李沧东的作品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非常强调现实问题，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其次，李沧东将沉重的现实与社会问题用简单的语言描写出来，让大众很容易理解他的作品。”

1980年代韩国的电影界也有很大的变化，一些大企业能够参加电影制作，电影制作自由化，外国电影公司也开始进军韩国市场。“韩国人认识到电影是一个可以获得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因而韩国出现了企划电影，企划电影偏重企划家的理性，更注重电影的商业性、大众性。随着这种企划电影的登场，很多韩国年轻人进入了电影界，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企划能力，用外部的资本，来开始制作需要很大规模制作费用的商业性电影。”金辰坤介绍。

“除了企划电影兴起，另一方面，还出现了重视导演的创意性和个性，重视作品艺术性的作家主义电影。李沧东在1993年从小说界进入到电影界，他第一次参加制作的电影作品是作为编剧参与的《想去那座岛》。李沧东是作家主义电影的代表。”金辰坤说。

戴锦华介绍，李沧东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导演，拥有普通导演所没有的两个资历：一个是他在当导演之前是成名作家，他在近40岁的时候才改行做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就证明了他作为电影艺术家的高度，而他使用电影视听语言的那种准确与娴熟，一点都不亚于他使用文字的准确与娴熟。“他的电影和小说完全是一样的，看似平淡无奇，但非常精准，可以看到他整个文字之流所形成的那种语调，以及语调背后的叙事者完全不诉诸煽情与矫情的那种非常深的情感。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在于，一个世界知名导演曾经是个文化部长，而且做了文化部长之后再拍电影还更上层楼。”戴锦华说。

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是如何经由艺术来履行的

戴锦华认为，阅读李沧东的小说会很自然地就把它接续在我们所熟悉的李沧东的世界，“《烧纸》写作的1980年代，整个东亚都处在这样一个激变的历史关头上。1980年代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在我们这个区域启动的时期，李沧东个人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作家的选择——现实介入的自觉——接续到他的电影当中。”

李沧东的电影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性，但是这种政治性从来都不是意识形态导向的，戴锦华认为，“李沧东可能是广义的、毫无疑问的左派，但是这种左派也不是可以化约为一种道德性的立场或者说社会判断的选择，这个一以贯之还包含他的政治性而不是意识形态。他的那种左派，写小人物，也不是一种立场决定的选择。李沧东不是那种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而后写作的。他是高度的精英知识分子，但是他从来没有生活在他所书写的这些人物之外，他在写他们的生活也是在写自己的生活。”

李沧东会在一个陌生空间中，用一个人表现出的不适、不安全感让读者感知历史的幽灵、现实的暴力、琐屑的日常和人在里面遭到的那种挤压、辗轧、剥夺。戴锦华认为这才是一种艺术和社会的态度，“我一向坚持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政治的，我不认为艺术可以超越，可以遗世独立。但是，同时我一直坚持，如果一个时代需要用艺术来完成政治的工作，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艺术有它的角色，有它的功能，李沧东的示范意义就在这里：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是如何经由艺术来履行。并不只有《辩护律师》或者《出租车司机》那样的一种直接介入和干预现实的方式，也有更电影、更文学的方式，我觉得李沧东是其中一种。”

李沧东的“罪己意识”

韩国从198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不间断的社会激变，经历了政治的不断地转移，我们很容易站在胜利者一边、站在历史的后来者那个优越的位置上去审判历史中的人，去选择那个今天看来正确的东西，戴锦华认为，李沧东所有的写作从来都不是这样，他的作品中有一种自己在里面。

“我真的在这个小说中感到——在电影中已经感到，但在小说中非常强烈地感到的——书写现实、追寻历史或者叩问历史，同时自问，这是一个罪己。坦率说，包括我本人在内，从1980年代以来的文化当中，我们一直高举反思的旗帜，但是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反思精神。有的时候说得夸张一点，我会说我们经常以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我在李沧东电影中看到这种现实的背负，这种历史的追问，同时看到这种罪己意识。”戴锦华说。

1980年代是中国先锋小说兴盛的年代，在1984年余华开始写作时，李沧东也开始写作，并进入韩国前沿小说作者的行列。“李沧东在小说中体现的工业化时代后的韩国人心中悲怆与迷茫的东西，在他的电影里也有很多很多的表现。我们常说李沧东特别擅长写小人物，而且特别擅长描写老太太，包括电影《诗》里面的那个老太太，他的小说中好几个主角也是老人。一般小说家很难去设计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作为主角，所以说他总是能从普通人当中挖掘到素材，而且他一定是做过非常深入的调研。我想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会做田野调查的小说作者。”巫昂说。

“我也相信他受过非常好的西方文学熏陶，他小说中的东方性不是特别强，反倒会让我想起现代派，比如中国七月派的路翎、《饥饿的郭素娥》那样气质的东西。他的小说技术上很扎实，不回避麻烦的部分，所谓不回避指的是你要像新闻记者一样记录生活的细节，还有现实，而现实生活中有非常残忍的东西。”巫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