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宁评《唐人如何吟诗》︱日本人眼中的唐诗读法

大约每个中国的中小学生在语文课上学习古诗时，都产生过这样的疑惑：这首诗为什么不押韵？

譬如“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斜”和“家”“花”是怎么押的？

在当年的语文课上，语文老师说“斜”的“古音”是xia，所以会押韵。我们全班学生懵懵懂懂地认可了她的说法，大概是因为老家的常州话“斜”的韵母就是ia吧。然而这种临时改读的做法并不能让人系统地知道唐人吟诗的读音。

日本学者大岛正二所著的《唐人如何吟诗》（以下简称“本书”）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答疑解惑的需求。

变动中的读音

对很多古代诗词爱好者来说，古诗读起来缺乏音韵上的美感都是个严重问题。距今大约一千多年的唐诗多数尚且押韵，要是更早一点的诗歌，今天读来问题就更加严重。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大部分中国人恐怕找出哪些字是押韵的韵脚都有困难。

汉字是一种很奇妙的文字，自从两千多年前隶书出现后，绝大多数汉字的字形就此固定，直到简体字出现。这一方面使得今天的中国人阅读祖先文字时所遇到的障碍要远远小于大多数国家，另一方面也让中国人对语言的变化几乎处于熟视无睹的境地。一个说英语的英国人看到乔叟的拼写，就会意识到自己说的英语和乔叟有很大不同，一个中国人却不大容易看出这个问题。

然而，诸如诗歌押韵这样的问题仍然在隐晦地提示我们，诗人写作时的语音和现代并不相同。事实上，相较于汉语音韵学中其他类型的证据，如汉字的谐声偏旁、方言读音、汉外对音等，诗歌押韵已属较为直观。也因此，本书就以唐诗读法为引子，以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为例，一步步抽丝剥茧，阐述汉语音韵学。

中国之外，对汉语诗歌有强烈兴趣的主要有日本、韩国、越南这三个国家，历史上，它们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国诗歌也长期作为经典读物在国内流传。

大概所有热爱唐诗的人都会好奇唐朝人自己是如何吟咏唐诗的，我们现今读唐诗是否还能体会到古人的韵律，中国人如此，汉字文化圈其他国家也不例外。如果就语言本身的特质来说，阅读汉语诗歌最方便的应该是越南。和汉语一样，越南语有声调，有相对复杂的韵尾系统，读音保守。用越南的汉字音读中国古诗音律甚至往往比今天的汉语更加谐和。相应地，越南自古以来的本土诗歌传统和中国诗歌也非常相似，诞生了以胡春香为代表的本土诗人。相对而言，缺乏声调的朝鲜语在读唐诗时恐怕就要欠上几分。而日语本身则是一种音韵结构异常简单的语言，以开音节为主，没有声调，缺乏韵尾。

日本自身有古老的诗歌传统，然而和歌与汉诗在日本几乎是平行发展的，交集较少。因此对喜欢中国诗歌的日本读者而言，了解汉诗的基本原理以及汉诗与和歌的区别就非常重要。大岛教授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日语本土诗歌不可能发展出汉诗的押韵和格律传统，因为这对日语来说是一种近乎无意义的行为。可能为了方便日本读者理解，作者简略阐述了汉语中“韵”和“格律”的概念。并以《江南春》在日语中的训读为例子（“南朝四百八十寺”中的“十”在日语中因为格律需求训为shin，相当于平声，而非正常情况下汉音的shū，相当于入声），探讨了诗歌中临时改读的合理性和可能来源。

由于现代语文教育对诗词格律着墨不多，对当代中国读者而言，书中本是向日本读者介绍格律的部分，也颇为有用，所谓“平仄”“合律”“入声”等问题，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

关于唐朝长安音的问答

本书基本采用一问一答的问答体。作者以《江南春》为引子，不断就汉语音韵学发问，并作出回答。选择杜牧，是因为作者认为他是少有的在长安出生、长大的唐朝知名诗人，因此，相比唐朝其他诗人来说，他的语音应该更能反映唐朝首都长安的语音。在这里，大岛教授区分了唐朝的理论标准音——《切韵》音和首都长安实际流行的语音——长安音。

《切韵》是隋朝人陆法言所编写的韵书，所谓韵书大致可认为是用来查询某字读音的古代字典。韵书注音使用反切法，即采用一个字的声母（上字）和另外一个字的韵母和声调（下字）来为某字注音的方法。本书中详细解释了反切的原理和实操方法，要想理解汉语音韵学，了解这种古代最常用的注音法至关重要。

本书对《切韵》音和唐朝长安音明确进行了区别，并以唐朝疏勒僧人慧琳编写的《一切经音义》中的反切作为唐朝长安音的代表。这种区别，初学者往往会忽略。《切韵》扎根于南北朝时期金陵和洛阳两地读书人的语音，和唐朝长安音有地理和时间双重意义上的区隔。《切韵》成书之后被奉为圭臬，成为写诗的标准。慧琳出身西域，编写韵书出于实用目的，而非冀望成为参与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因此反切更能体现当时长安的读音。

事实上，把中古汉语分成以《切韵》为代表的前期和以中唐长安音为代表的后期是常规做法。虽然理论上当时的汉语应以《切韵》音为标准。但是长安毕竟是大唐的京城，商旅辐辏，人文荟萃，当时中国对外交流高度集中于此。在唐朝立国一百多年后，首都长安方言的地位必然会渐渐抬升。这对日本人来说尤其重要，日本吸收汉文化最频繁、最猛烈的时代就是唐朝，因此日语汉音脱胎于当时的长安音。反倒是南北朝时期传入日本的所谓“吴音”，很多方面更接近《切韵》音，如“人”字，吴音为nin，汉音为jin。将长安音和切韵音分离对初次接触音韵学的人来说非常必要，会使读者意识到语音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并为理解唐以后的韵图有很大帮助。

以唐朝长安音为核心的一问一答体例可说是四平八稳，有利于初学者构筑牢靠的知识基础。在长期的独立发展中，汉语音韵学形成了一套独立的术语。这些诸如“见母”“四等”“重韵”“帮组”“舌上音”之类的术语，一方面脱离绝大部分汉语使用者的日常语言，另一方面与现代语言学也并不兼容。但是在目前阶段将其全盘淘汰并不现实，此时，这样由浅入深的问答，对基本概念的廓清和科学术语体系的建立就相当重要。实际上，本书不仅介绍了音韵学现在的状态，也精到地总结了各种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演变历史，读罢对这门研究古代语音的科学如何发展演变、理据如何，就能有更加深刻的领会。

由浅入深

尽管如此，本书并不缺乏颇为深度的内容。在书中就花了一定篇幅解释“重纽”这个曾长期困扰汉语音韵学的问题。

在中古汉语中，部分韵母分为两类，即所谓“重纽”。在大多数现代汉语方言中，这两类韵母并不能区分，如“岐”和“奇”，因此重纽的性质长期是个谜。事实上，第一位把汉语历史音韵学带入现代语言学的学者，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所构拟的中古汉语完全没有反映重纽。中国著名的音韵学家王力先生的中古音体系中也没有重纽的地位。

这时，大岛教授发挥了作为日本学者的独到优势——当年正是日本学者有坂秀世与河野六郎首先发现了重纽区别存在的铁证。日本最老的假名，万叶假名时代，日语元音区分比现代日语更加复杂，而用来书写这些当时不同元音的汉字正好对应中古汉语的重纽区别，如ki1写作“岐”，ki2写作“奇”，前者是汉语中的重纽A类，后者是重纽B类。朝鲜汉字音中，重纽A类的“遣”读gyeon，重纽B类的“乾”读geon。越南语中，A类的“鼻”读tị，B类的“备”读bị。可能正是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朝鲜语汉字音和越南语汉越音的敏感，才使得重纽得到确证。当然，自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汉语各方言自身的重纽残迹也逐渐被发现，更是让重纽的存在无可辩驳。

本书结尾部分则是部分唐诗的长安音读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按照大岛教授给出的长安音体会唐人吟诗的感觉。有些遗憾的是，虽然本书作为入门读物可谓精品，但是引入太晚，书中少数观点就今天的研究水平来看稍显陈旧。部分注音也不尽合理，如琵的声母注为v即有过度机械类推之嫌。不过，对有兴趣了解汉语音韵学的爱好者来说，本书详略得当，是难得的佳作。当然，希望读者对汉语音韵学的探索不仅仅止步于本书，而是如大岛教授所期望的那样，以本书为阶梯，向着更深处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