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何谓“靖康耻”：性暴力对宋代社会性别观的影响（下）

尽管宋君臣把妇女作为交易的筹码，但父家长制仍希望妇女以死殉国，多发的性暴力导致贞节观的强化。“靖康之难”是宋代贞节观变化的关键节点。

除皇室妃嫔、公主之外，在“靖康之难”中还有更广泛的女性人群遭受到性暴力，本文试图了解宋代社会对这些受害者的态度，并观察“靖康之难”对社会性别观嬗变的影响。

广义的“靖康之难”从北宋末延续到南宋初，使更多的妇女惨遭性暴力的荼毒。东京第一次被围，谏议大夫杨时谓：“臣闻金人之去欲未厌，成安一县驱掠女子二千余人。”建炎二年（1128）二月“四日，贼至瓜州，贵贱未渡江者十有五六，贼既紧迫，奔迸溺水死者不知其几何也。妇女被驱虏，愿死不去，有虏而去者，又不知其几何也”。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建康（今南京）陷，金人取城中女，明年五月丙午再入城，“凡驱而与俱者十之五”，被驱者主要是年轻女性。

《宋史·列女传》记载38位妇女的事迹，其中10位死于“靖康之难”，9位死于南宋末，还有8位妇女死于北南宋中期的兵变贼乱。清编《古今图书集成》，《闺烈部》记宋122名烈女，主要依据地方志补入。其中，74人死于战乱，81人因性暴力而死。按时间计，北宋烈女24名，死于“靖康之难”者25名，则“靖康之难”的烈女人数已超过北宋总和，余73名皆死于“靖康之难”后的南宋，其中有29名死于宋末与蒙古人的战争。

《宋史·列女传》记载的烈女只是冰山一角，但寥寥几笔仍能看出实况与写作者的心态。

首先，试考察战争中被害女子死亡的原因，绝大部分都宣称是抵抗性暴力而死。烈女书写常见女人救公婆、丈夫和父兄，但无论如何，仍必须以死保贞。王袤夫妻被金人俘获，妻赵氏救夫被杀；荣氏救姑被贼执，“荣厉声诟骂，遂遇害”。丁国兵妻求盗释夫后自杀；绍兴初詹氏女以身赎家人命，待父兄走远跃水死。

其次，试考察对妇女的加害者。令人意外的是，在战乱中妇女往往遭到本族男性的性暴力。《古今图书集成·闺烈部》所记战乱中死的74例宋烈女，遭金人或蒙古人性暴力的分别为6起与26起；《宋史·列女传》中死于“靖康之难”的10位妇女，倒有8例是被宋兵匪强暴杀害的。本族乱兵盗贼对女性同样残暴，要求女性为国殉节，便显得尤其虚伪。

图4为山西高平开化寺宋壁画中华色比丘尼变相局部。原故事说华色比丘尼先后三嫁，为强盗逼娶，皈依佛法方得救。与敦煌莫高窟的同题材唐画相比，唐画着重描写华色几次婚姻的不幸，而宋画将重点置于强盗逼娶的部分。经考证壁画绘于北宋，故事亦忠于佛经，而画面描绘出现实的情境：妇女上身半裸，面前放着被杀的婴儿，强盗成群结伙，翻墙入室。

再次，试看烈女的出身。统计下来，烈女的出身主要还是平民。如上所述，遇难时上层女性未必更勇于誓死守贞，但史家在记载官宦之家女子时，表现出鲜明的士大夫荣誉观。如记师氏，不惜笔墨记其父师骥“政和二年省试第一”，在朝时如何刚正。师氏“骂曰：‘我中朝言官女，岂可受贼辱！吾夫已死，宜速杀我。’贼知不可屈，遂害之”。又死于贼张遇的荣氏，史官亦特别说明她自幼读《论语》等，故能舍生取义。强调烈女出身，应为激励士大夫家族的妇女。

最后，细阅烈女记载的书写方式。其间常见“辱”与“死”二字，几乎每个故事都有大骂激怒敌方的桥段，或临死前有正义凛然的斥责，这与笔记所载的真实情形适成鲜明对照。史家强调的是：好女人应在被性侵之前自杀或被杀。这些故事喜欢渲染女性死时的惨烈，如项氏“断指而死”；贡士欧阳希文妻廖氏被“断其耳与臂”；还有许多被斩首、被充作军粮等血淋淋的记载，并强调惨烈牺牲都是女性自愿选择的，即女人必须及时以死保清白。这每每使人想起靖康之难的女俘。烈女书写又笼罩一层神异的色彩。如林老女遇害“越三日面如生”；王氏二妇为金人俘投江死，“尸皆浮出不坏”；又某烈女“尸所枕藉处，迹宛然不灭。每雨则干，睛则湿，或削去即复见，覆以他土，其迹愈明”。作者想说明烈女虽死犹生。

由此可见，“靖康之难”是贞妇烈女激增的关键节点，战乱中的性暴力是导致妇女死亡的主要因素。

士大夫提倡节烈观之影响

“靖康之难”带来对妇女的性暴力，妇女的守贞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

北宋末为赵氏殉死的士大夫并不多，对妇女贞节的提倡原带有激励士大夫的目的。南宋初，“有言用兵以来仗节死义者甚少，朝廷所以风励之有未至也，望明诏礼官，凡临难不屈死节昭著者，特赐之谥，使得垂名不朽，亦风励节义之一端也”。南康军有贤女浦，传说北宋女子刘氏誓不再嫁自沉江浦。汪革赋诗云：“女子能留身后名，包羞忍耻漫公卿。可怜呜咽滩头水，浑似曹娥江上声。”吕本中诗曰：“时经丧乱后，世不闻坚贞。烈士久丧节，丈夫多败盟。宁闻闺房秀，感义不偷生。穷荒礼法在，尚此留佳声。”陈亮亦在烈女传后叹曰：“呜呼！学士大夫遭难不屈者，万或一见焉，而谓女子能之乎！”然而，忠君的效果十分可疑，妇女的贞节观却得到加强。

文献称北宋对贞烈妇女的旌表并不经常：自乾兴至治平五十年间义烈妇女仅十数人载于史，烈女“湮没而不传者盖有之矣。”南宋实行三年一次的旌表，马廷鸾曰：“应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事状显著者，具明闻奏，加之旌擢，恩施甚厚，三岁一下，如寒暑之不移。”地方志载：宋观察使刘虎死，其妻王氏及子媳、孙媳两郝氏守节，三世节妇得到历朝的旌表。可见地方上已形成相应的制度。

南宋以后所鼓吹的贞节观更趋于严苛。建炎三年春，乱兵掠临淮县，王宣妻 “曹曰：‘我闻妇人死不出闺房。’贼至，宣避之，曹坚卧不起，众贼劫持之，大骂不屈，为所害。”又绍兴九年，涂端友妻陈氏为盗所执，数日后族党出资赎归，陈曰“‘吾闻贞女不出闺阁，今吾被驱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复骂贼不絶，竟死之。”可见，社会舆论认为，被俘妇女已无贞节可言。

陈亮所撰《二列女传》更耐人寻昧：永康大姓女杜氏，生而端丽。宣和二年（1120）冬，当地悍匪乘乱逼杜家交出其女，其家“言于女，女曰：‘无恐，以一女易一家，曷为不可？待我浴而出。’”这个故事令人想起靖康之难的皇室交易。 陈亮说，杜氏浴后妆毕从容就死，将套绳圈时才发现头冠太大，只好取下头冠，将绳圈挂在颈上，然后整发戴好头冠，再悬梁自尽。

图5宋墓壁画梳妆图可见北宋妇女所戴团冠。也许杜氏当时就是戴着这类较大型的头冠吧？为此，陈亮叹道：“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犹未足难也，。独其雍容处死而不乱，无异乎子路之结缨，是其难也，不可及已！” 然而，次年官军捕贼，又乘势抄掠，永康富民陈氏二女并为执，长女为杀，“次女竟污焉。后有谂之曰：‘若独不能为姊所为乎？’次女惨然，连言曰：‘难！难！’”可见，被强暴的妇女劫后亦无生理。

贞节观走向严苛，与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成正比关系。

北宋时理学家便十分注重女德教育。司馬光力主女子读《列女传》、《女戒》之类，“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张载女儿出嫁前，他亲为女儿撰《女诫》注释，后为许多启蒙教材收入。南宋以后理学家更关心女学用书，朱熹曾亲手校刊女教书籍，印成后四处赠人，“以广其传，亦深有补于世教。”还曾打算重编女教用书。吕祖谦在信中说：“《弟子职》、《女戒》、《温公居家仪》甚有补于世教，往在严陵刊《阃范》，亦是此意。”

反对女子学诗学艺的意见在南宋似得到更多的认可。陆游曰：孙氏“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余歳，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相形之下，李清照被攻击集中于传说中的改嫁。《直斋书录解题》评曰：“元祐名士格非文叔之女，嫁东武赵明诚德甫，晚岁颇失节。”《郡斋读书志》亦曰：“李氏格非之女，先嫁赵诚之，有才藻名。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曰‘炙手可热心可寒’。然无检操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学术界颇有为李清照辩者，其实不管清照改嫁是否为真，已证明鄙视改嫁妇女的社会舆论是真的。

北宋时的烈女在南宋更得到大力提倡。鄂州江夏民妇张氏，为拒恶少强暴被割喉而死，当时“诏封旌徳县君，表坟曰‘列女之墓’，赐酒帛，令郡县致奠。”一百多年后，其墓没于荒草之中，罗愿为知州，复为其立祠设祭，祭文教育男子节欲，却强调女性应宁死不从。

南宋士大夫亦积极表彰守节寡妇。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知南康军，推崇“嫠妇陈氏,守节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赐以宸翰,宠以官资，旌表门闾,蠲除徭役。此足见其风俗之美，非他郡之所及。”张九成的续弦马氏先适义乌吴氏，丈夫死后改嫁九成，九成记录马氏旧姑龚氏守节抚孤事，为其撰墓志铭，令马氏十分惭愧。

宋史界一度有不少论文认为宋代妇女再婚十分普遍，理学家提倡的贞节至南宋中晚期也未改变社会风气。但一个时代的婚姻还是要看整体状况。台湾学者柳立言指出，宋士大夫妻女之再嫁不超过十例，其余五十个例子也真假参半，而有更多的史料说明名门妇女多守节。如王安石“择婿嫁媳”之事，便带有明显的攻击王氏口吻，而那条史料本身正说明再嫁的女子名声不好。

此外，还应该看一个时代的总体走向，即南宋是否比北宋更重贞节。程颐力主士大夫不能娶孀妇为妻：“‘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同时论道：“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南宋后程颐名言影响极广。高宗时谢泌妻侯氏年轻守寡，曰“宁贫以养其子，虽饿死亦命也。’”元大徳十年（1306）溧陽士人外出不返，有人逼其妻私通，“妇答曰：‘饿死与病死等耳，我宁饿死，不忍以非礼辱吾身。’”终守节饿死。

南宋以后出现更多的新婚或未婚妇女守贞现象。第一类是刚入门即为夫守节。如司马光后人司马梦求“母程，归及门，夫死，誓不他适。旌其门曰‘节妇’。梦求其族子，取以为后。”。第二类是许嫁守贞，如于潜县刘氏许嫁同里进士凌大渊，已请期而凌卒，刘氏守贞，立夫兄子为继子，“宝祐间，县令吕沆闻而嘉之，为表其居曰‘烈女坊’。” 第三类为未婚养子的贞女。如承节郎余祐之“生三年并失父母，（养母）顾氏自誓不嫁，鞠育祐之，乡父老上其节行于朝，未及封而死。”

宋末元初是又一个烈女频出的时期。绍定三年（1230年），元军屠兴元，利州路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刘当可母王氏“大骂投江而死，其妇杜氏及婢仆五人咸及于难”。德祐二年（1276）元兵围潭州，知州李芾“阖门死，郡人知衡州尹谷亦举家自焚”。忠臣举火之际，当然不会征询女人的意见，女眷往往属于“被自杀”。元陶宗仪曾以专章记载南宋末妇女自杀殉节的故事，如蒙古兵攻入杭，“故宋宫人安定夫人陈氏、安康夫人朱氏与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缢死。朱夫人遗四言一篇于衣中云：‘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书。’明日奏闻，上命断其首悬全后寓所。”又台州临海民妇王氏为抵抗蒙古兵的性暴力，跳崖前啮指作血诗于石上，据称八九十年后血字尚见。又岳州城破时韩氏被俘赴水死，练裙中题有长诗。“此诗士大夫多称道之。”又岳州徐君宝妻某氏被虏来杭投水死，题《满庭芳》词一阕于壁上。从宋至元，士大夫热心传播这些故事，为她们树碑立祠。元陶宗仪曰：“噫！使宋之公卿将相贞守一节若此数妇者，则岂有卖降覆国之祸哉！”

宋祥兴二年（1279）二月，南宋小朝廷退至崖山，陆秀夫负帝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十余万人中应有不少是下层宫人。集体自杀的行为在北宋亡国时罕见，我们又一次看到北南宋的不同。

董家遵曾据《古今图书集成》统计，上古至唐末烈女为90人，宋激增至122人，辽5人，金28人，元至383人，明8688人，清为2841人。董先生曰：“自周秦至五代约有2000余年的历史，宋代一代则只300余年的时间，以300年比2000余年，其节妇人数反多至一倍，可知宋代贞操观念的突飞猛进。烈女的人数之演进的动向和节妇情形几乎一样。”可见，在贞节观的发展过程中，宋代是一个关键节点。

笔者根本不想也不能谴责“靖康之难”中女性受难者的选择，而仅仅想揭示出“靖康耻”中难言的部分。统治者自毁江山社稷，一旦兵临城下，却只会用女色和财物换取苟延残喘，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妇女为他们殉节？何况两宋战乱频仍，妇女不但受到外族士兵的性侵，而且更容易受到本朝溃兵和乱民的侮辱，加害者如此众多，以致难以防备。一场“靖康之难”，并没有提高士大夫忠君报国的境界，而为父、夫献身的观念却被女性广泛接受，使贞节观从此强化，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由历史教训可见，贞节爱国没有任何意义，鼓励女性以死抗拒性侵的说教，是非常怯懦与卑鄙的。

[注：本文原题为《何谓“靖康耻”——“靖康之难”性暴力对宋代社会性别观的影响》，首发于《史林》2020年第1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刊登，作者对原文做了改写，分上、下两篇发布，此为下篇，注释从略。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图像史料的宋代女性文化研究》（编号17BZS04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