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的情义盛衰史

作为通俗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继承了古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又在现代的阅读氛围中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空前的技法与思想革命，开创了“新派武侠”的风格，基本上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全球华人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在虚构维度的想象基调。金庸的创作早已不能仅仅在“武侠小说”的范畴内进行理解。尽管他所缔造的江湖天地建立在虚构和“戏说”之上，但这并不妨碍这种历史书写及其背后蕴含的历史观念深深地投映到那些沉醉于其美轮美奂江湖叙事的读者的心中，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伦理道德观乃至对人生目标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宁曾指出，金庸小说中存在普遍的叙事动机，那就是还原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一主题必须在20世纪华人文化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身世之谜实则是华人民族文化认同之谜，武侠小说则是实现这种认同的文学仪式。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提出更多的思考：除了“身世之谜”外，是否还有别的叙事动机，能够更好地反映金庸小说自身的发展历程？金庸的写作客观上是要实现何种具体的文化认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首先了解金庸本人所处的创作语境，简单地梳理他在作品中呈现的基本思考路径。在完成这样的工作之后，我们才能追问，该如何给予“金庸小说”这一文化现象在伦理价值维度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出身海宁查氏的金庸，自幼便熟稔同为海宁大族的陈氏与乾隆帝的野史传奇，这构成了他撰写处女作《书剑恩仇录》（1955）的基本契机。《书剑恩仇录》的核心叙事虽可以说是陈家洛与乾隆的身世之谜，但如果从整体观之，不难发现，这部书的真正主角并非陈家洛一人，而是所有红花会豪杰。《书剑恩仇录》试图描写的，是一众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江湖英雄的群像，这就与金庸的最后一部同样描写江湖群像的作品《鹿鼎记》（1969）构成了呼应：金庸小说的有机序列以红花会故事始，以天地会故事终，在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金庸不断追问“反清复明”叙事的正当性。如果看到“反清复明”是红花会、天地会等民间江湖组织朝向当政者的集体复仇，那么就不难发现“身世之谜”之外的另一条金庸小说的主线，那就是复仇与复国动机的不断重复、弥散甚至是瓦解。

1970年代《书剑恩仇录》的改编漫画

金庸讲述的大多数故事发生在北宋以后，也就是说，金庸试图展示“江湖”与“恩仇”时，他并非要对整个中国历史进行总结，而是要应对唯有宋、元、明、清朝的近古中国才会遭遇的根本问题—文明冲突。正如邱志杰在《金庸古龙笔记》中论及的，金庸受到汤因比历史观的影响，对骑马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千年冲突试图进行全面反思。《书剑恩仇录》中的反清复明、《射雕英雄传》（1957）中的华夷之辨、《天龙八部》（1963）中的胡汉分限……尽管有着共同的民族主题，但金庸在每部小说中给出的应对各有不同。《书剑恩仇录》中试图用乾隆与陈家洛的血缘关系与贤君明臣的儒家框架来消解满汉冲突，与此相伴的，则是红花会江湖好汉彼此之间的情义在漫长复仇过程中的逐渐瓦解。这种悲剧的处理方式就奠定了金庸完全不同于传统“尊王、攘夷、大复仇”的春秋侠义叙事的现代新派武侠小说的基调。

在《碧血剑》（1956）中，“复仇”与“复国”的主线叙事再次被提出，但同时又显得并不那么“重要”，袁承志的复仇和复国行动显得格外华而不实：家国情义所推动的复仇生涯轻而易举地在儿女情长中化为乌有，这也在隐性主角金蛇郎君因投身情爱而最终无法复仇的故事中得到了预示。“爱上仇人的女儿”的桥段，甚至构成了《雪山飞狐》（1959）中“胡斐那一刀斩还是不斩”这一著名开放式结局的导火索。金庸旨在向现代的读者传达的信息也就昭然若揭：在自然的男女爱欲和个人的快乐生活面前，苦大仇深的生存方式显得毫无魅力；反过来，如果“情”最终能够克服“仇”，“仇”也就毫无必要。传统武侠复仇故事的义理就此被所谓的“开放式结局”解构殆尽。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之作，其中对游牧文明的美德的称颂是明显的，但同时也高标了以宋明理学为核心的民族大义和家国天下的担当，继承岳武穆“靖康耻，犹未雪”的主调造就了金庸书中少见的正气凛然。这与20世纪50年代香港受到左翼思潮影响而盛行的反殖民化的民族独立倾向是一致的。但在不久后，由于和左翼之间关系的恶化，金庸在《神雕侠侣》（1959）中又安排反叛青年杨过透视并颠覆郭靖与黄蓉的民族英雄形象。杨过与郭靖同样面对复仇的主题，但最后都走出了仇恨，只不过郭靖用平和的心态找到了更加远大的生存目标，因“出身不好”而愤激的杨过则经历了沉重的精神虚无和自我放逐的历程。最后，杨过找到的解救方案是“至情至性”与侠义正道的弥合。在这个意义上，“生死相许”的《神雕侠侣》的主题在于对“情”的抒发和本体化。通过让抒情的个人主义者来承担民族英雄的角色，金庸凭一手之力将中国通俗小说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继承下来的反殖民的集体民族主义叙事彻底扭转为个人如何借助自我成长经验来面对文明冲突的“新叙事”，这种叙事显然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西方冷战局势更加契合。

《倚天屠龙记》（1961）则用另一种更加虚无的佛道逻辑笼罩恩怨情仇。在张无忌的成长与复仇历程中，郭靖式的福缘与正气和杨过式的坚忍和激昂都不再构成推进主题的线索，冥冥中的“命运”开始成为新的主角。张无忌在源自波斯草原文明的明教教义面前产生了彷徨，又和蒙古人赵敏实现和亲，为郭靖开启的“靖康耻”的民族冲突叙事画上了句号。这一切都彰显了金庸一如既往的化解文明冲突与仇怨的愿景。“屠龙”和“倚天”的对立正是基于儒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武林至尊”与基于佛道个体超脱理想的“江湖隐士”之间的对立：一旦前者失范，后者则会跳出“逍遥”的隐遁状态，对前者提出规训、警戒，乃至爆发革命。作为屠龙刀主的复仇者谢逊最后为少林寺三僧的佛法所降服、救赎，这一情节隐喻的正是佛道精神对复仇精神的胜利。金庸此举旨在克服由近古以来宋明儒学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结，用“齐物平等”的佛道精神对其进行平衡。这与章太炎、周氏兄弟等浙江籍现代思想家解决民国建立以后如何促进共和民主的思路比较一致。只是，章太炎和鲁迅都有拳拳爱国之心，未尝放弃“复仇”的“儒行”，金庸则与个人主义的周作人在气质上更加接近。

在《天龙八部》（1963）里，这种消解民族复仇的诉求体现得更加明显。乔峰、段誉、虚竹、慕容复等人的“命运悲剧”之上，是所谓佛法无边对“贪嗔痴”的包容与化解。对应“阿修罗”的慕容复的“复国”同样是“复仇”，却显得虚幻幼稚；对应“天人”的乔峰的“复仇”并不幼稚，但最终因命运作弄变得“不可能”。金庸就此彻底用一套“佛法”为冷战时期朝向“亚洲四小龙”奋斗的香港市民提供了走出中华民族屈辱与复仇情结、积极迎接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道路。这种新的世界秩序想象在之后的数十年里构成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现代浪漫生活指南，其核心则是吸取了部分传统资源的新自由主义。

《天龙八部》剧照

于是，在《天龙八部》之后，金庸小说迎来了著名的“历史终结”时期：无论是《连城诀》（1963）、《侠客行》（1965）还是《笑傲江湖》（1967），虽然都有明确的现实政治针对性，但都不再有明显的历史背景。根据金庸自己的解释，这些表现江湖中险恶、荒诞、丑陋、虚无一面的叙事，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唯一的自我救赎方案，则是像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追求属己的情爱与理趣维度的体验，最终走出世俗维度的“大义”和“恩仇”。懵懂无知的石破天对侠客岛秘密的洞悉暗示了“天真”的重要性，凭借侠义之心刺破权力黑暗雾霾的令狐冲则最终沉浸在《清心普善咒》中，这都向迈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读者提供了面对风险社会生活需仰赖的佛道庄禅的“心法”。

明确了金庸小说中这一条以“情”代“仇”、以佛道代宋明儒学的思想线索，注意到这种思想发展与时势的紧密结合，我们就不难发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小说中人物的传统亲缘裙带关系遭到了逐渐的淡化和剥离。从红花会十多人的结义联盟在金庸的叙事笔法中逐渐瓦解的故事伊始，“江湖”依靠复兴家国的理想和兄弟义气而实现的组织关系就遭到了质疑。从《碧血剑》里袁承志一度仰赖的情感质朴真挚的华山派师门，到《射雕英雄传》中的“七怪”“七子”“五绝”，长辈、宗派与传统在江湖故事中的重要性显然得到了显著的描摹，尤其是师承关系构成绝学传递序列的作用体现得尤为显著。可以说，金庸非常清楚这种江湖伦理及其背后的儒家精神的意义。然而，主人公如袁承志和郭靖跳出名门正派、因奇遇而习得非正统（金蛇郎君、九阴真经）绝学武功的桥段，则暗示了家法师承可能遭到颠覆。

进入《神雕侠侣》的时代，金庸则将“奇遇”的逻辑发挥到极致，让杨过随时随地都能遇到欧阳锋和洪七公，随时随地都能学到上乘武功，同时又赋予这一人物激进的伦理诉求，让他通过迎娶小龙女破除辈分师承的光晕，同时颠覆对“名门正派”的美好幻想。在《倚天屠龙记》里，华夏“名门正派”再度遭遇辛辣的讽刺，来自异邦的“魔教”明教的边缘形象则得到美化，甚至承担了重建家国的历史任务。这显然与金庸本人在香港语境中所选择的政治立场有关。由于明教的组织关系并非依赖师承和门派，而是依赖信仰，这等同于暗示了新旧政治制度之间的对比。与此同时，在整部小说中，“国破家亡”的历史现实隐而不发，郭靖与黄蓉寄托了儒家保家卫国伦理的屠龙刀异化为江湖争权夺利的工具。与此相应的则是辈分关系的淡化，但情感的“真诚”则开始上升，张翠山与殷素素、张无忌与赵敏、张无忌与谢逊、杨逍与纪晓芙、殷梨亭与杨不悔等人超越正邪、敌我、辈分的亲情与爱情关系最终克服了传统伦理，构成了神魔立场分裂之后唯一的人际关系维护基础。

接下来，金庸小说进入一个集中以中短篇幅从事浪漫抒情的阶段，在这些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里，传统江湖故事的正邪善恶观都不再具有稳定的叙事意涵。《鸳鸯刀》（1961）中披着令人尴尬的“仁者无敌”外衣的“夫妻刀法”和《白马啸西风》（1961）中固执的少女痴情，都着重凸显情感的真诚与个体自觉等现代市民气质。《连城诀》（1963）则在浓黑的迫害和复仇故事中彻底破除了“师门”与结义关系的所有光彩，最后则以大雪山上虚无缥缈的情爱作为狄云存在于世的唯一寄托。

到了集大成之作《天龙八部》里，金庸则进一步将凡俗情爱予以消解，以一种类史诗的笔法描写众生群像，通过乔峰、段誉、虚竹追究身世之谜的历程，悉数剥离一切对家国大义、亲情、爱情的美好幻想，凸显生命存在背后的苦与悲，只留下一种彻底的机缘主义来解释世间万事。无论是“无明”遭遇“梦姑”的“摩呼罗迦”虚竹，还是《侠客行》里“纯天然”的石破天，都完全靠命运获得此生福报。为建立功业所束缚的慕容复和欲望过剩的石中玉，则最后都收获虚无与惩戒。通过这种说法权威的大能显现，金庸旨在教育现代香港乃至一切华人读者：在暗无天日的红尘俗世中，人类不妨顺其自然，让自己跟随机缘，任意东西，消解一切强烈的主体追求，享受自己既有的“小确幸”。

《笑傲江湖》最早结集版本

写于全球意识形态斗争日益激烈时期的《笑傲江湖》与《鹿鼎记》，则回过头来进一步描写政治生活的天然邪恶。在整个《笑傲江湖》的系统中，金庸除了影射现实，还通过“自宫”的隐喻点出了中国古代政治法理对“自然人性”的扼杀。林平之的悲惨命运与无底线的复仇反过来则对“复仇”本身的意义造成了哲学高度的威胁：为了复仇，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幸福，这样的存在方式是否值得？相应地，随性无欲的令狐冲在遭逢身体的严重创伤和爱情、友情、亲情等方面的连续绝望之后，唯一的选择就是保存自己仅有的一点个人温情，与任盈盈一起隐逸山林。

尽管如此，令狐冲还是愿意以一种英雄姿态维护恒山派的弱小空间，让自己承担政治上的正义角色。但在《鹿鼎记》里，这种政治担当全部消解：韦小宝成为朝堂与江湖社会中最终的胜利者，其所反映的，除了《水浒传》《金瓶梅》中的古典章回小说精神，还包括香港的新市民文化精神——一个低俗的欲望主体凭借机巧、冲劲和“义气”而获得最终胜利的喜剧故事，远远比古代大侠尊师重道、保家卫国的悲剧故事更有吸引力。与《倚天屠龙记》相呼应的“一夫多妻”情节，则直接揭示了由明朝“情性论”经通俗小说传统传承下来的诉诸自然情欲的政治哲学基础。通过对金庸笔下这一欲望主体的体认，香港市民精神的根基最终得到了奠定。

但最后，金庸依然让《鹿鼎记》保留在武侠小说的序列当中，通过描述低劣主体韦小宝对陈近南和天地会众人的天然敬重，留下了一个传神的“义气”尾巴，作为全部江湖伦理的基本依靠。无论是与《书剑恩仇录》首尾呼应的天地会故事，还是嬉笑怒骂里掩藏不了的人性光辉，都并非简单的某种猎奇趣味的呈现，而是要重新讲述一条历史的脉络，重新解释中国传统中的核心精神。在江湖的语境中，这样的叙事除了迎合，更多的还是劝诫，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一种设想与规划：虽然伟大和高尚的生活态度并非每个俗世个体所能承担的，但我们未尝不可保持对他们的敬重，认同他们担当的“大义”和表现出的“凛然”。金庸笔下的豪杰英雄，虽然遭遇了命运的摆布和存在的虚无，但都曾经彰显出精彩亮丽的灵魂品质。这种“高”与“低”的呼应、“情”和“义”的变奏，在金庸这位不世出的江湖知识人的笔下，化为精彩的篇章，激励着香港乃至全球华人读者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勇敢创造新的传奇。金庸在这个意义上的确构成了一代人的立法者。时隔多年，时势大变，香港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地缘政治和文化格局已经沧海桑田，如今我们则期待在通俗叙事文化领域能有新的讲故事的立法者涌现，为风起云涌的当代“江湖”重新把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