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时代丨赴美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全球公民想象能否成真？

十四岁那年夏天，张菱黎（本文提到所有的人物均采用化名）独自离家登上了从广州飞往纽约肯尼迪机场的航班。她和她这代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一样，是家里的独生子女。自出生起，就是承载了全家的爱和希望的掌上明珠。她的母亲是当地市级医院的医生，父亲是一个中小型医疗器械公司的商业合伙人。他们做出了和几万中国上中产家庭一样的决定——送子女去十几万公里远的美国读私立高中。于是菱黎乘坐了十四小时的商务舱航班，换上学校的接送大巴，再颠簸两小时后终于到了群山环绕、绿树成荫的一个典型新英格兰小镇。她的父母期望她就此能远离应试教育的压力，远离为了备战高考的无尽习题，自由自在地成长，有光明而快乐的未来。为此他们每年需要支付至少五万美金（相当于三十多万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这场远隔重洋的“小别离”而带来的情感代价更是难以计算。

到达美国的私立高中以后，菱黎发现自己过上了教学楼、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一有假期她就和在广州备考托福时认识的小伙伴一起去纽约“放风”，一年也就两三次这样的机会。到了纽约，他们的主要行程就是去吃正宗的中餐，喝上几杯奶茶，做个美甲，过回他们在国内习以为常的城市生活。这些旅行自然需要在家长和学校都知情同意才可成行。在学校的时候，她发现和美国人做朋友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她对美国高中生的派对文化和他们热衷的美式橄榄球毫无兴趣。她有时甚至觉得自己的美国同学有点“呆”，也不想和他们进行过多的交流。在这个她口中的“村里”的学校待久了，她变得郁郁寡欢，每年只盼着回家，能回到广州这个美食之都吃香喝辣。

十六岁的吴法兰也走过了类似旅程，从上海到达了马里兰州的一所寄宿学校。法兰其实出生在美国，不过只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他赴美读博的父母就取得了生物学学位，带着他一起回到上海工作。法兰对于让自己变得更“美式”有着极大的热情。他在美国高中关系最好的同学是个墨西哥裔美国人，谈起和好友一起到墨西哥过感恩节的经历，他两眼发光，骄傲之情溢于言表。“那真的到没有中国人的地方，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没有用我的母语进行交流。完全用外语交流，既然在这个地方能生存九天。那我确实是有自理能力啊，交流能力啊，社交能力啊。”法兰对他在美国高中新习得的这些技能非常满意。他也提到了自己还在中国读高中的朋友们似乎缺乏机会锻炼这些能力。同时，他热爱上海，希望能在毕业之后有机会外派回到上海工作。

菱黎和法兰是众多踏上漫漫教育旅程赴美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的缩影。赴美留学低龄化近年来引起了大众的关注。众多独生子女，在十四岁甚至更早，离开父母的陪伴独自远赴重洋，公众讨论中经常诘问这个经济投入和情感消耗都颇高的选择是否值得。对于这个跨国教育选择的利弊分析，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将把重点放在展现这些城市上中产家庭做出这个教育选择背后的结构性成因以及这些家庭的切身经历。同时，在新冠疫情影响的当下，进一步探讨对于“全球公民“想象的影响。在2015到2017年之间，本文作者在北上广访谈了近百名曾经或者现在在美国读高中的学生、学生家长和辅助他们申请的教育咨询从业人员。中国上中产家庭送独生子女赴美读高中不仅是个相对新的跨国教育移民实践，更是一个观察中国社会巨变和上中产阶层崛起的窗口。

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赴美读高中的学生人数从637人一路飙涨到46125人。这个群体在美国被称为“空降学生”，意指没有父母陪伴，如同被直升机空投到陌生地界的一群学生。在中国语境中，他们常被称做“美高学生”。赴美读高中的潮流兴起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九十年代经济腾飞的时刻，但相比中国大陆，毕竟人数有限。而中国青少年独自赴美求学其实也由来已久。早在清末就有容闳主导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前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出洋时年龄从12岁到15岁不等。这波留学生肩负了现代化的使命，也是清政府的强弩之末。其中不乏后来颇为著名的外交官唐绍仪和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等人才。清末的留美幼童大抵是走向衰亡帝国的困兽之斗，而新一代的“美高”学生则体现了了全球化视角下个人命运和崛起的中国之间的交织。通过理解这些上中产家庭的教育选择，我们也能进一步理解崛起的中国上中产阶层和教育移民给他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希望能以此为起点，激发读者对于公民身份、跨国教育以及全球中产阶层生产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赴美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和其他国际学生人数对比，2005-2015。图表为作者分析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数据（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所得。

新兴的中国城市上中产阶层和“全球中产阶层”：财富与不安并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逐渐从一个造福众人的“财富创造”阶段走向了一小部分人得利的“财富积聚”阶段 （Xiang and Shen 2009）。城市上中产阶层应运而生，成为了邓小平所称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定义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此处不多赘述。本文将这个群体定义为“上中产阶层“的标杆是他们共有的“美国私立高中”这一教育消费。所有被访者都表示每年几万美金的“外包”教育投入对他们来说没有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且没有改变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不少甚至把这个教育消费作为一种投资来理解。比如张女士就提到，“高中四年，大学四年，研究生两年，正好五百万一套两房，现在我们这边小区的房子至少八百万，一套房子换孩子读十年书，我觉得挺值得的。一套房子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读十年书是不可以预见的未来。” 张女士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儿子今年十六岁，在美国知名寄宿学校读书。她自己曾经是小学英语老师，为了儿子教育辞职在家做了全职母亲。在替儿子申请美高的过程中，她每日投入大量时间，悉心查阅每所学校的英语网站，大约浏览了近百所学校。像张女士为了孩子的教育耗尽了心血的母亲不在少数。

像张女士这样的家庭似乎很难被称作“中产阶级”，也许“新富”、“富裕”甚至“精英”更符合大众对他们的财富认知。但是在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他们都自称“中产”。在他们心中，要像马云马化腾级别的财富才能称为“有钱人”或者“富人”。本文就采用了他们对自我的认知，把他们归为”上中产阶层”。不过这个归类也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自我认知。这些家长中有基层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医生、中小企业业主、跨国公司中层管理人、科技公司工程师，他们年入百万，在北上广之类的大城市拥有房产，客观来讲，至少是中国的收入和财富的前5%，甚至可能是前1%。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经济地位长期有保障，同时由于不是政治精英，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特权”阶层。另外一点在于，其中不少家庭的生活并不奢华，他们把教育当成头等大事，自愿把大量的财富和收入投入独生子女的教育，从而不觉得是负担。

这个上中产家长群体大多生于六七十年代，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经历诸多中国的大事件：七十年代“文革”残留的影响、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1977年恢复高考以及七十年代末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也让他们大部分都只有一个孩子）。有一些家庭在这几十年的巨变中曾经历过家产一夜之间不复存在的噩梦，但更多家庭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依靠改革开放，跃升到了当下的经济财富地位。这些家长大多在幼时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贫穷和苦难，他们的父母大多不曾富有。由此他们相信自己是靠个人努力、教育和在合适的时机进行了股市或者房市的投资而实现了阶层跃升，从而过上了和他们父母一辈完全不同的生活，现在他们的子女又在经历和他们的亲身经历完全不同的童年和青少年。但正因为代际间巨大的不同，他们即使经济上感到宽裕稳定，却对子女的未来感到非常焦虑。在教育市场逐渐开放的当下，他们突然发现了很多之前对他们来说闻所未闻的教育选择，却又无法诉诸个人经验或者是祖辈的经验来指导子女的升学选择。他们由此和“全球中产阶层”（Global Middle Class） 有了相似的教育焦虑。亚洲其他国家的家长（如韩国、印度）都希望通过送孩子去西方国家求学从而将经济资本转换为全球通行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从而让孩子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蓝佩嘉 （2018）对于台湾中产阶级的教育实践研究也显示台湾中产家长采用“全球化的安全策略”（global security strategies）， 试图在全球化的竞争中通过不同形式的跨国教育来让孩子加强竞争力。

将孩子“空投”到美国私立高中的“外包”教育终究是个高风险的投资，其风险在于结果的不确定性。马颖毅 （2020） 最新的研究显示美高学生虽然英语水平比去美国读本科的学生有显著优势，但在美国“名校”的录取结果上，他们并没有显著优势。 一纸美国私立高中毕业证书可能既无法保证美国“名校”的录取结果，也无法保证他们拥有全球自由流动的未来。不过鉴于“美高”留学这个跨国教育选择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这大抵是构建“全球中产阶层”的重要过程，而非一个“阶层再生产”的过程。家长们很少把这个教育投资和教育策略解释为寻求子女的阶层跃升甚至是阶层稳固的过程，反而他们更多把它解释为基于他们自身的阶层优势能给子女提供的机会和选择。

流动的公民身份、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城市上中产的孩子大多生于世纪之交，是所谓的“零零后”。这些孩子和美国的“Z世代”一样，从出生就对网络和电子设备非常熟悉。腾讯2019年发布的《00后研究报告》将他们这代人描述为“进取的新世代”：表现出明显的对大自然的关爱和对社会的关注，拥有着“世界公民”的胸襟，同时有更高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虽然腾讯的报告是为了指导消费市场，进一步刺激针对年轻一代的消费，其中的确捕捉到了城市00后的两大特征：他们比起其他代际似乎更加“爱国”，但同时也更加向往“世界主义”。

“空降学生”在尚在构建身份认同的关键时期只身到了陌生的美国高中课堂，由此他们对”世界公民“的理解、对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以及对于中美任何一国的归属感变得比同龄人更为复杂。在中国度过童年，在美国度过青春期，这些学生是否就自动变成了康德想象的“世界公民”了呢？他们在文化、政治、法律意义上归属于哪个国家？这些“空降”学生要如何处理那些中间地带？

社会学家冯文 （Fong 2010） 在她2010年出版的《重释伊甸园》（Paradise Redefined）一书中描述了早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想要通过出国求学实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公民身份到发达国家公民身份的转变。这个转变很多时候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并非指加入了发达国际的国籍，换了别国的护照，很多时候指的是文化和政治上的转变。法律学者Ayelet Shachar （2009）进一步指出了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不论是基于出生地还是基于血缘，都是出生时的“抽奖”，而移民体现了人类不断追求新的权利、自由、资格的渴望。然而，在这个“空降学生”的案例中，归属感和广义上的公民身份的构建不仅关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地缘政治和相应的政策角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日常在中美两国之间穿梭的不同的实际体验。

零零后的“空降学生”大多成长于大城市，会选择送他们赴美读高中的家庭大多本身也比较面向全球。这些学生也大多过着消费意义上的“国际化”生活：比如从小就有国际旅行的机会、消费全球各地的产品等。如果我们将“世界主义”定义为一种面向全球而非局限本国的态度和实践，“空降学生”们未必能通过赴美读高中就变得更加有“世界主义”倾向。努斯鲍姆（Nussbaum 1994）曾经这样描述拥有“世界主义”面向的人的孤独：

成为一个世界公民通常是件孤独的事情。事实上，如同第欧根尼所述，这是一种自我放逐——离开了本土事实的舒适氛围，离开了爱国主义情绪的温暖环绕，离开了自得自满的美妙剧情…如果一个人从儿童时期就热爱和信任其父母，那么以一脉相承的方式构建公民身份将是诱人的，即在理想化的国家形象中找到一个代理家长代替其思考… 世界主义并不提供这种庇护：它只提供理性和对人性的热爱，有时这比起其他形式的归属感会黯然失色。

事实上很多“空降学生”到达的美国私立高中也并不国际化。他们只是“空降”到了典型的美国青少年社会，有时还伴随着中国学生不习惯的派对文化、低龄饮酒嗑药以及约会文化。这些“空降学生”由此发展出了不同的路径：如同文章开头的法兰在和美国学生和其他非中国的国际学生的接触中变得更加“世界主义”，觉得世界是任由他们徜徉的舞台，接近社会学家Craig Calhoun（Calhoun 2003）所描述的“世界主义精英”（cosmopolitan elites）。法兰到了美国之后为了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不仅放弃了亚洲学生更为喜欢的足球，踢起了美式足球，还交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一再向我强调和自己族裔以外的人交朋友以及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的重要性，为能够生活在一个“地球村“而倍感欣喜，骄傲地跟我分享手机上有俄罗斯、巴西、加拿大各国友人的联系方式。不过他眼中的“地球村”也好，美国社会也好，都似乎只是他所在的精英学校的缩影。而菱黎们则在跨国求学的过程中回归了让他们感到舒适的“中国性”（Chinese-ness)，体现为主要交友圈是其他中国学生，在中国食物中寻找心灵慰藉。北京女孩陈爽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文化不同，我觉得没有特别多可以跟你聊的，如果聊的话只能是尬聊……我跟你生活不一样，你每天回家，然后你家里人都说美国人这套，然后我从小也不在美国长大。” 她提到除了在学校一起做项目会和美国本土学生有较多交流之外，其他“尬聊”也完全没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这些家境优渥的学生看来，中美全球经济文化地位势均力敌，有些学生并无动力去“融入美国社会”。虽然他们从高中到大学乃至研究生可能需要至少在美国停留十年，但是有些学生在年少时就决定最终会返回中国，所以和早期移民相比，部分“空降学生”并没有很大的压力要迅速融入当地环境。在不过毕竟在我访谈大部分学生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成年，很多想法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继续跟踪回访他们的想法就很有必要。

族裔身份和多元化的成功观

中国“空降学生”抵达美国高中校园之初，根据他们自己的描述，大多想要交很多“金发碧眼”的美国朋友。然而他们迅速被贴上了“国际学生”、“中国学生”、“亚洲学生”等标签。突然变成了少数族裔，这对于大多习惯了自己是社会绝对主流的中国学生来说是新的挑战。他们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族裔、国族身份，甚至被迫要在现存的美国的种族社会层级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他们的经历虽然和以下三个群体有交叉之处和他们的经历相对有可比性的有三个群体，但实际体验却又与众不同。其一是是1.5代亚裔移民。1.5代亚裔移民指的是在14-16岁到达美国的移民，和“空降学生”到达美国时年龄相仿。这个群体因为到达美国的年龄比较小，所以不被归为一代移民，而是介于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移民的小孩）之间。但和1.5代移民相比，“空降学生”没有举家移民，所以归属感和求学体验就也会和1.5代移民有所不同。他们事实上每年至少有三个月的假期会回到国内，还是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可以和他们的父母一起体验中国城市的上中产生活。其二是其他的到美国读本科和研究的国际学生。但“空降学生”由于要在美国度过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段，同时家人也不在身边，身份认同的体验也会因此不同。比如赴美读本科，尤其是读研的学生有大量会选择理工科，而不少“空降学生”由于积累了不少美国学校适用的文化资本，会更多地选择人文社科专业。同时“空降学生”由于已经在美国待了三四年，通常进入大学不再需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求学体验就会和初来乍到的国际学生不太一样。其三是高技术移民，即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事相对专业职业的移民群体。现有的关于高技术移民的研究很多都关注他们作为人力资本的流动。这些“空降学生”要是留在美国工作，将会成为高技术移民。当我们把“空降学生”和这三类群体比较的时候，会发现他们还是体现出了自身的特性：他们大多不把自己当成移民，毕竟他们流动到美国主要是为了求学，并没有明确地永久居留的意愿。同时但凡他们感受到了不被主流接受，他们很轻易就能回到自己的“中国”或者“外来者”的身份认同，因为他们本身对此接受度较高。他们比较能接受“中国”或者“国际”学生的标签，偶尔也自我认同为“亚裔”，但后者相对比较少自己主动提及。他们也许相对赴美读研究生甚至本科的中国学生以及在美国的亚裔对“成功”有着更多元化的理解。Jennifer Lee和周敏 （2015） 对亚裔美国人的研究显示，亚裔父母受到传统文化和移民求安定的文化的双重影响，大多还有比较单一的成功观，比如追求高分和稳定的工作。然而这代“空降学生”由于父母相对开明和经济有所保障，大部分都能追求他们自己的梦想，不少也的确在美国读高中的过程中寻找到了新的兴趣和职业方向。即使他们寻找到的路径和父母想的并不一样，大多父母都会在经历一轮自我说服之后，支持他们的决定。

高星逸十三岁从北京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州读高中，在读高中第一年加入了合唱团，发现自己非常热爱唱歌，在美国老师的鼓励下，上了更多声乐课程，最终转向了艺术院校，现在走上了歌剧演唱家的职业道路。她妈妈诚实地说，“我们最开始也不支持，她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就是她的老师啊，我们搞艺术的朋友啊，都很支持她。那时候感觉还是个孩子，就是这样。你能感觉到这种兴趣下，每个半年都有巨大的变化。不管是专业技能上，形象啊，包括自己选择课程，对生活的计划上，都在变。真的我觉得是，兴趣太重要了。作为父母特别明显能看到。” 而来自上海的王熙媛则更加放飞自我。她在完成高中学业之后，用一年的“间隔年” 在世界各地游学，探索自己的兴趣: 在英国上了厨艺学校，在柏林学了两个月摄影，在佛罗伦萨学习了影片剪辑，在柬埔寨照顾大象，又回到上海完成了瑜伽老师的训练。熙媛毕业于美国最有名的私立高中之一，同时又被学术传统浓厚的名校录取。她能够进行这么一场“饭祷爱”（语出电影《eat, pray, love》）式的“间隔年”旅行和学习，自然离不开家人情感和经济的双重支持，是大多家庭无法负担的奢侈，但这也体现了这个群体的学生和他们家长的独特性。不少中国家长本来做这个教育选择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孩子能够避开应试教育，各方面全面发展，他们同时也选择了不确定性，做好了准备接受“空降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发展出更强的自主性，会花更多时间寻找自己的热情和兴趣，并可能会选择在他们看来更加不稳定的职业道路。

新冠疫情之后，“全球公民” 的想象是否依然可能？

新冠疫情的当下，这些低龄的“空降学生“似乎成了烫手山芋。美国方面，高中和大学纷纷关闭宿舍，要求学生尽快撤离，清空宿舍。与此同时，由于疫情于初期在中国较为严重，美国的排外和歧视亚裔的情绪达到了近年来新高，亚裔当街被言语乃至暴力袭击的案例时有发生。而中国方面，由于担心第二波疫情来袭，从三月底就开始严格控制国际航班进入中国各大城市，导致一票难求，机票价格更是水涨船高，天价机票的坊间传闻不绝于耳。虽然外交部会同教育部、民航局、各地方政府等有关部门于4月11日至5月2日开通专门面向全美中小学留学生的临时航班，分4批次、共8架次，总计接回在美中小学留学生逾1500人，但是仍然有大量留学生滞留海外。中美就通航的角力也仍在进行：美方一度发布禁令，从6月16日起禁止所有中国航空公司的商业客机航班飞往美国。现在双方政策都略有放宽，但依然无法自由往来。不少低龄留学生感觉仿佛腹背受敌，回不去的家园，留不下的校园。我曾经访过的一个美高学生，现在某美国知名大学读书，写了一首rap，题为《我想回家》，发在微信公众号上：

爸妈，我想回家

从不敢真的说出这句话

但我想回家

爸妈，我想回家

外面的世界太乱，我有点怕

我想回家

爸妈，我想回家

睡不着觉

从纽约到北京

在查看机票

爸妈，我想回家

可屋外的雨一直在下

我好像回不去家

反复出现的“我想回家”捕捉到了很多低龄留学生的心理，同时也反应了他们独自在海外面对这场危机的害怕和无助。我的访谈对象中最小的一批未成年的留学生大多赶在美国封锁之前，全副武装，辗转飞回了国内，而成年的“空降学生”大多已经开始在美国读大学，基本都滞留在了美国。菱黎春节之前就回到了广州，出于对疫情的担心，没有回到美国。法兰和陈爽都留在了美国自我居家隔离。熙媛的父母在疫情全面爆发之前就来美国拜访她，一家一起租了临时居所共同面对这个危机。

这场疫情放大了很多现有的问题，其中低龄留学生的归属感和公民身份的流动性进一步受到了挑战。王爱华（Ong 1999）提出的“弹性的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指出了个体如何技巧性在各种政治经济情况下不受限于某国的公民身份，而灵活地整合各国提供的便利便宜。“空降学生”的求学历程看似很符合她描述的“弹性公民身份”，能够负担起高额学费的中国家庭“外包”了高中教育给美国私立高中，但大量的中国学生即使最初试图变得更“美式”，似乎最终大多反而加强了中国身份的认同。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当国与国的边界变得日渐清晰分明。“空降学生”的教育实践，本该是一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胜利，得以享受全球化时代教育资源的无缝对接。在全球疫情来临之前，虽然各国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开始抬头，但至少“世界公民”的想象依然存在。即使有些学生困惑于他们所处的中间地带，矛盾地一边感到自己可以同时在两个国家找到归属，一边又觉得自己并不属于任何一边，但曾经他们在感到自己“无根”（rootless）的时候还能转向一个“世界公民”的愿景：可以依靠自己在美国多年积累的教育和文化资本，自由在全球各国生活和工作。然而疫情放大了现有的民族国家的各种限制，移民政策可能随时会改变，国门或许会突然紧闭，无国界无障碍可自由流通的世界似乎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美好的想象，而不再是可以实现的现实。

参考文献：

Calhoun, Craig. 2003. “‘Belonging ’in the Cosmopolitan Imaginary.” Ethnicities 3 (4): 531–53. https://doi.org/10.1177/1468796803003004005.

Fong, Vanessa. 2010. Paradise Redefin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 Quest for Flexible Citizenship in the Developed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sup.org/books/title/?id=20258.

Lan, Pei-Chia. 2018.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1 edi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ussbaum, Martha C. 1994. “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 Boston Review 19 (5): 3–34.

Ong, Aihw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Duke University Press. https://books-google-com.ezproxy.gc.cuny.edu/books/about/Flexible_Citizenship.html?id=7ziMg9du5jwC.

Shachar, Ayelet. 2009. The Birthright Lottery: Citizenship and Global Inequal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Xiang, Biao, and Wei Shen. 2009.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gr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29 (5): 513–22. https://doi.org/10.1016/j.ijedudev.2009.0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