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李鸿章的共同悲剧

在清代近三百年的统治中，曾国藩、李鸿章师生两人无论是才能还是对清廷的忠诚，应该算得上十分突出的。然而在那样的体制中，大才赤忠难补天，这又是曾、李师生两人的共同悲剧。

曾国藩和李鸿章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他们的事功放在中国秦以后的历史长轴中衡量，亦做到了人臣的顶峰，能与郭子仪、李光弼、王阳明等人相埒甚至过之。曾国藩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个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物。曾、李二公早年中进士，入翰苑，达到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等级；中年以文臣典兵，平定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对清廷来说，此二人领导的湘、淮军延长了五十多年的国祚。

与古代中国那些“文可安邦，武可戡乱”的大臣相比，曾国藩、李鸿章面临的情势很不一样。此前的历朝大臣，从汉朝的萧何开始，到清道光年间陶澍这代名臣，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的问题，是帝国内部的问题，可以史为鉴，有经验可循。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时势大变，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都完成了近现代化的转型，国力大增，进而雄心勃勃向外扩张，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东方帝国的大门。面对如李鸿章所言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超出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经验范围，无论是尊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还是曾国藩的座师穆彰阿，应对都是失败的。

曾国藩（影视图片）

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是在帝国应对世界之大变全面失败中总结教训，一点点适应的。曾、李师生二人的过人之处是，尽管他们青少年时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他们不保守、不僵化，气度恢弘，心胸开阔，善于学习。在镇压太平军中，他们先从军事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开办军械厂，从而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帷幕。李鸿章比他的老师曾国藩更进一步，淮军很早就开始学习西方军队的操练和管理模式。

在与洋人打交道中，曾国藩、李鸿章逐渐了解并尊重当时通行的国际外交准则。曾国藩生前所办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批准容闳关于选拔幼童去美国学习的建议。可以说，从产业、外交到科技教育，曾、李师生二人是中国近代化最早的重要开拓者。

历史上能臣不少，但做到赤忠的能臣并不多。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对他们服务的朝廷和皇帝，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然，在曾、李所处的时代，爱国和忠君是不可分的，尽管“行道”与“忠君”有矛盾，但为江山社稷、为天下黎民尽己所能，必须以“忠君”为前提。

在列强欺凌的时代，曾国藩、李鸿章对朝廷和皇帝的尽忠，比起历代的忠臣更加沉重，更加难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个人生前、死后的毁誉置之度外，说白了就是要有给太后和皇帝“背锅”的觉悟。

曾国藩受命去处理天津教案时，正当其声誉如日中天，德行、事功天下士民景仰。从保定赶赴天津之前，他就知道这个差事太难了，既不能不负责任地硬怼法国引起战争；又不能把仇外的爱国士民的怒火引向太后和皇帝，他能做的只能是牺牲自己的名节。同治九年（1870）六月，曾国藩刚到天津着手处理教案，他在六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办一咨文，力辩外国无挖眼、剖心之事。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可见，他对办理教案将影响自己的清誉已经料到了。

曾纪泽《使西日记》记载了他被任命为驻英国、法国钦差大臣后拜别慈禧太后时两人的对话，其向太后讲到当年其父受命处理天津教案如何忍辱负重，替国家保全大局。兹节选如下：

慈禧太后：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曾纪泽：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在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作为手握重兵的汉族大臣，曾国藩尽心尽力为清廷做事，但他依然要受到皇帝及太后的猜疑和其他大臣的暗算、掣肘。可见，在大清官场那个酱缸里，要做一件事是何等的艰难。曾国藩晚年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感叹：“师历年辛苦，与贼斗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斗者不啻十之五六。”也就是说，曾国藩大部分精力不是用来与造反的太平军、捻军斗争，而是与体制内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斗争。对此，曾国藩有过愤怒，有过想撂挑子的想法，但最终都能坦然承受，以“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态度待之。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副对联自警：“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对此，他在日记中解释道：“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意即不管身处何种境地，都要如同春天一样保持生机盎然，努力向上；无论遭遇怎样的磨难，都要坚守自己的骨气。

尽管李鸿章处理事情比曾国藩更加圆通，但大体上说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不计毁誉做事是延续师门一脉的。与前述曾国藩那副对联对应的是，李鸿章也写过一副对联自勉：“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李鸿章显然是得了老师曾国藩的心法，只是牢骚表达得尤为明显，不如曾国藩那样含蓄。经过天津教案的折磨，曾国藩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骂名满天下，旧疾常常复发，不时头晕、失眠，一只眼睛失明。他拖着病体强打精神做事，很快油尽灯枯，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午后在两江总督衙署突发疾病而逝。曾国藩去世这天早晨，他起床后写了一段日记，这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文字：

晨起，书：“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这段文字流露出曾国藩有些许的厌世情绪，死对他来说是个解脱，千钧重担终于卸肩交给了弟子李鸿章。

李鸿章面临的局势比曾国藩更为险恶和复杂，他活了七十九岁，寿则多辱，所受到的非议和背的黑锅也远比老师多、比老师重。

李鸿章（影视图片）

李鸿章一生背的最大的黑锅是对日“甲午战争”战败，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败，作为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际统帅，李鸿章当然要负责任，但我以为不应负主要责任。当时的清朝还是前现代国家，政府和军队的组织形式、动员能力以及具体战略战术、武器装备，无法和经过明治维新而实现近代化的日本相比，所以此战必败。李鸿章的畏葸避战，尽量以外交方式斡旋、拖延，是当时不得已的法子，也是最为现实的应对方式。可在志大才疏、血气方刚的光绪帝和他那位善于弄巧、对湘淮军成见很深的老师翁同龢，以及不知道中日战争能力差距、善于打口炮的“清阿流派”官员强力推动下，李鸿章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

战败后，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去马关签约，忍受人生最大的侮辱，差点被日本刺客杀死。在当时的情形下，李鸿章讨价还价，尽最大能力在赔款、割地诸方面使清廷避免更大的损失，后来还运作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可这样换来的是“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天下诟詈，而促成浪战的“清流派”大臣倒是被人称颂为不畏强敌的爱国者。

背着甲午战败的黑锅，千夫所指的李鸿章不得不以“谢罪”的姿态，卸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去广州做两广总督。此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双核心”的清廷不断作死，一个昏招接着一个昏招：先是“戊戌变法”失败，太后、皇帝母子彻底闹翻；然后是太后重用义和拳来“扶清灭洋”，引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两宫仓皇西狩。这时候，他们又把大清第一“背锅侠”李中堂请出来了。已是衰朽老人的李鸿章北上京师，呕心沥血和列强谈判，从列强要求的十亿两白银赔款减少到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赔款，总算保住了太后的面子和避免大清被瓜分。李鸿章代表清廷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身体和精神彻底垮了，不久后在屈辱中去世。

据李鸿章的得力助手周馥回忆，他得到李鸿章病危的电报后，急忙从保定赶往京师贤良寺李鸿章的病榻前，当时李已身着殓衣，呼之能应，嘴巴却不能说话。周馥在其耳边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听了这话，李鸿章流出两行清泪，闭上了双眼。周馥后来写诗《感怀生平师友三十五律》挽悼这位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乡前辈李鸿章：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

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

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

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同为曾国藩门生的大学者俞樾，写给李鸿章的挽联上联曰“一个臣系天下重轻，使当年长镇日畿，定可潜消庚子变。”这当然只是俞曲园先生一厢情愿，认为如果继续让李鸿章留在京畿当直隶总督，就不会发生“庚子事变”。老太后发起疯来，连她信任的满族大臣荣禄都挡不住，何况李中堂？李鸿章幸亏去了广州，既避免了留在京畿遭受不测，也有机会和刘坤一、张之洞联手促成“东南互保”，为国家保住了南方的安宁。

李鸿章死后多年，流传出一首据称是其签订《辛丑条约》后所写的“绝命诗”，诗云：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据史家考证，这首诗应该是当时的士人伪托李鸿章所作。诗的内容和口气很是切合李鸿章的身份，而且刻意呼应李鸿章早年进京参加乡试所作的诗——“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欲封侯”。根据这首“绝命诗”的内容推测，模拟地更近似于《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的心态。不过，虽系伪作，但我认为不妨视为李鸿章真实的情感。“临事方知一死难”，与曾纪泽所言“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是一样的意思。一死倒是干脆，可是对大臣来说，有时候轻易地死也是不负责任，但更艰难的是苟活下来替君主受过并收拾残局。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曾国藩、李鸿章处在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位置，他们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们无法突破传统帝制的政治架构，无法突破必须听命于君主的天条，“大才赤忠难补天”，只能做老大帝国那座旧房子的裱糊匠修修补补，为清廷延续了一些寿年而已。这是师生二人共同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更能使后人动容。

虽然如此，但曾、李二公留下的政治遗产对历史的走向起到了正向效应。洋务运动给“东南互保”打下了基础，也催生了立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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