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黄昱宁&于是：翻译腔到底是什么？翻译稿酬怎么算？

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于1969年去世，他的作品从2020年起进入公版领域。2020年1月才过去几天，凯鲁亚克的代表作《在路上》已在豆瓣书讯上呈现“五花八门”的面貌——各版《在路上》如雨后春笋般争相“冒出”。

这样的现象正常吗？究竟什么样的文学翻译才是好的？文学翻译市场还有哪些争议？7月1日，具有作家和译者双重身份的黄昱宁和于是做客“跳岛FM”第14期，围绕文学翻译畅所欲言。

“同时代的译作，从学术角度来说，同时存在三到五个版本可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但从市场角度，版本数量不能被人为限制，那是出版社的商业行为。”黄昱宁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她透露原先不是所有出版社都能出版译作，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工明确，比如“狄更斯由译文出，巴尔扎克由人民文学出”，这一情况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发生了变化。“但翻译始终需要一个基本准入门槛，译作质量还是需要大家去关注、鉴别的。”

于是

“就读者而言，要先搞清楚的是自己选择这本书的心态是什么。”于是说，“如果是为了了解，可能他对版本的要求也不是很高，但如果是为了做研究，字字句句都会去‘抠’。”

她打比方，基础了解就像是吃谷物以补给营养，到了研究的地步才会去细分那是精谷物还是糙米。“一个读者，不要在自己还没有明确阅读需求的情况下，就开始抨击市场上所有的版本。”

于是还谈到，“译本之争”早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就出现了。“亚历山大·蒲柏重译了《荷马史诗》，然后就有一个古典文学教授觉得他译得太通俗了。当时有关古希腊经典之作的翻译出现了两个分歧，一种说法是应该采用很多华丽的词藻和歌咏式的腔调，还有一种说法是把它译成一个更能让大众接受的版本。”在她看来，“译本之争”可谓是文学界司空见惯且应该有的现象。“当一个文学作品进入了翻译过程，它就已经被多方解读了。”

而随着岁月流逝，人们的语言习惯会发生改变，新译本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大势所趋。于是一开始对“经典重译”非常抵触，总觉得“前有高山，难以翻越”，但当自己看过了原版书，再找现有版本进行比较，她发现有些地方确实需要重译。“尤其是一些经典的东西，它在当代语境中需要被重新阐述。”

“有的读者喜欢老翻译，觉得那种历史感和古味也有意思；有的读者则喜欢贴近当下生活的表达，期待没有距离感的文本。”黄昱宁认为，新老翻译应该并存，关键依然在于翻译质量本身，“时间自然帮你做出选择，留下那些好的有价值的东西。”

黄昱宁

读翻译文学，“好读”是必要的吗？

对于翻译作品，不少读者会诟病“翻译腔”。那么问题来了——读文学作品，“好读”变成了一种必要性吗？

在黄昱宁看来，无论阅读、翻译还是写作，它们都还是一种思维运动。“如果让它变得太容易得到，或者没有任何理解障碍，它也不会留下任何印记。”

她提到，现代人似乎习惯于快节奏的信息获取方式，比如不看书也不看电影，但会看那种三到五分钟讲解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的短视频。“对他而言，这个视频其实可以没有任何意义，就只用来打发时间。所以看书也越来越古老和小众了。如果你还想保持这个习惯，你要想想自己看书是为了什么？是否想让自己的思维更加清晰，思想更加深刻？现在很多年轻人有很大的信息量，思维跳跃，但越来越不具备把一件事说深说透的线性结构思维。我觉得这是因为书看少了，短视频看多了。”

于是则认为“好读”的必要性取决于书的类型：“有些书就是需要一口气看完，有些书能让我在每一页的一两句话上停下来想一想，再往下看。”

她表示自己在翻译中也碰到过这一困扰——经典作品中的某一句长句的逻辑可能套了三层，可能有五行字。按照本意，她会把它翻成无论逻辑、语序还是语法都和原著比较符合的表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句子读起来很累。如果她知道这个书偏向的是非常年轻或市场化的受众群体，她也可能考虑把它拆分成比较好读的分句。“说白了，你希望汲取的营养决定了你的阅读感受与选择。”

“我们为什么要看翻译作品？是因为我们需要接受一些外来的表达方式的冲击。如果把它变成了很中国的东西，陌生感就没有了。同样的意思会有不同的表达意象，通过比较原汁原味的翻译处理，我们能够感知到不少异域文化信息。”黄昱宁说，“如果‘翻译腔’是指实际上并不影响理解，只是没有彻底‘中国化’的翻译，我觉得这样的‘翻译腔’是需要保留的。”

“这里面牵涉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到底翻译是干嘛的？”于是强调，翻译不只是要把每一个词翻出来，它还是两种文化的桥梁。“你可以走到一半就不走了，选择自己看原文。我觉得这也是翻译能够起到的另一种好的作用。它其实是为了让岸这边的人知道岸那边的人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稿酬千字60？翻译市场不能仅从数字去看

不久前，“翻译稿酬10年未涨再引热议，千字60正常吗？”的相关讨论也引起业内热议。

“这其实是一则旧闻了，稿酬的变化速度赶不上外界其他收入的变化速度。”黄昱宁记得二十多年前她刚来出版社时翻译稿酬在千字30元，现在基本上是千字70到80元，“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光是基本稿酬，还有印数稿酬。比方说一本书重印10万册，那么译者能从这10万册重新再拿一笔基本稿酬。另外每个合同是有期限的，一些比较传统的出版社在合同期满后要续约，续约以后译者又可以拿一笔稿费。有一些新的出版公司则会一次性买断，还挺复杂的。总之我先给大家的一个概念是，不仅仅是千字几十块。”

“吐槽翻译稿酬那篇文章被广泛传播的时候，我的内心独白是为什么没有人写一个关于版权期和知识产权转移的文章？”于是说，目前翻译市场的局面绝不仅仅是用数字来表达的，还有很多别的问题，比如法律。

“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年打了一场很漫长的官司，官司牵扯到版权期。很多译者并没有提高警惕，有一些人拿出一份合同来问我，说这个书现在重印了还能不能拿到第二笔钱。我帮他看了那个合同，上面根本就没有版权合同期，也就是说他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签了一个买断合同。那意味着不管这个书后来再印多少册，他都是没有后续收入的。”

黄昱宁也补充说，出版社并不是不希望给译者应有的待遇，但是在购买版权时，出版社必须支付很高的成本给外方，因而能给译者的空间非常有限。“如果再大就是违背市场规律了。为什么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公版书在出，并不是说所有的书都需要那么多译本，它是个商业行为，因为成本很低，相对来说给译者的空间也大一些。”

于是曾经跟国外的译者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的共识是中国译者译一本书的平均收入在国际上是很低的。“某些国家的译者是可以靠做专职翻译存活的。就像作协一样，他们有一个译者协会，政府会给译者协会一些津贴，所以专职译者其实是拿工资的，虽然这份工资跟普通上班族相比不是很高，但起码他有这样一个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