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重庆，与世隔绝的外国人们

本文摘选自《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天地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授权。

1940年，我（注：美国人格兰姆·贝克）在重庆最熟悉的还是外国人小圈子，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在南岸特区的一家大石油公司驻所租了一间房子。那里唯一的正式房客就是这家公司的代理人——一个年轻的美国人。

南岸石油公司房子的两边山丘上面是些旧豪宅，下面则是无数破烂不堪的棚子。豪宅的住户是被人遗忘的、毫无耐心的外国人。

我想，有些外国人只对太平洋战争后期的重庆有所了解，只见过曾有成千外国人居住的重庆，只在中国已成为“四强”之一时见过那些外国将军、议员、特使、观察家飞出飞进重庆。要是他们能了解一下1940年时重庆的外国人圈子是多么狭小疏离、无足轻重，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

回到1940年。那时除了苏联人、传教士、炮艇水手和散居的外国人，在重庆的外国人聚居区中外籍人士只有大约220名男人和不足20名妇女。这些外国人聚居异国，与世隔绝，这在全世界大概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和香港的航空联系，重庆的对外交通不便与雪域高原不相上下，但重庆却没有圣地的长生和长乐，那些从远方辗转来到四川山谷的人们所面对的是死亡危险、空袭炸弹以及由封锁造成的日常不便。

这群外国人没有融入这座城市，而是浮在它的表面，显得十分稀奇古怪。

记得来南岸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曾漫步街头，在中国人中间走来走去。我发现，无论他们在干什么，手持何物，外观总是相当一致的，衣服通常是蓝、黑、灰三色，面孔则光滑犹如象牙。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群外国人，身材体型都与众不同，穿的是西方旅行者的衣服。原来他们正在进行周日漫步，看上去如同招摇过市的马戏团。他们的脸孔与鼻子大小形状不一，色泽有红有白，有的身上还长着几撮毛。他们的衣着色彩鲜亮，条纹、方格、斑点，棕、红、绿、白、黄，应有尽有。身后还跟着各国品种的狗：有短腿小狗、长毛猎狗、斯宾格狗和一只长毛狮子狗，到处引起重庆土狗愠怒的狂吠。土狗的大小、颜色却都差不多，体态与中华田园犬类似。

不久我发现，当外国人群聚在俱乐部、美国海军酒店或其他可以聚会又有吃喝的地方时，他们一定会闲聊。

有人议论一个女人说：

“她的轿夫要走了，因为他们抬着她的时候，她太喜欢自言自语了。他们听不懂她的话，这没什么，可毕竟使他们很不安！”

又有人议论另一个男人说：

“他每个星期都决定戒掉一样东西，他说什么东西都有饭馆里苍蝇的那股味道。最初是大米，然后是青菜。现在，他连肉也抱怨起来了。结果，他只吃香港的罐头，只喝威士忌，可是他的供应品快完了。”

“你说的是那个麻秆似的国务院小职员吧。他可是以擅长养花自居呢。他走啦！空袭使他神经错乱了。警报一响，他就犯病。后来，他一听人提到空袭就会拉一裤子屎。这样他就没法在重庆干了，听说调到东京大使馆去了。”

欧洲战争对重庆的外国人的确是个严重问题，因为他们的祖国已经卷入了战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真的心系祖国，有的更是歇斯底里。但在重庆表现得那么激愤就不好了。毕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管祖国发生了什么冲突，作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即便来自敌对国家，他们仍然同属于一个比中国人强得多的经济特权阶级，其差别要比不同国籍之间的差别明显得多。

我初次体验这种荒唐事，是在去香港途经上海的时候。当时，那儿爆发了一场旅馆大战。德国客人们不得不从英国势力控制的豪华旅馆搬出来，迁入时髦的中日合营旅馆。德国人很多，把中日旅馆里面的英国人也赶了出去。双方的“战士”们只需要越过几条马路，从一家舒适的旅馆迁入另一家舒适的旅馆，而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则挤在路边的帐篷里。

在重庆，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规模小点罢了。在中立的美国人举办的鸡尾酒会上，德意与英法宾客会在窗口展开一场冷眼相视的战斗，窗外则是中国的困窘景象和一片瓦砾。

在重庆的外国人之间，只有偶然发生的小冲突会将私底下的敌对情绪公开化。一天晚上，在南岸的一次聚会中，有位美国青年记者批评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投降，被比利时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听见了，他是个有身份的贵族，有惊吓驻渝外交人员的前科，他当时拜访其他外交人员的办公室，持手枪威胁说：“现在，你还敢对我的国王说什么坏话吗？”在这次聚会上，他又三步两步奔到这位冒犯了他的记者面前，把玻璃杯摔碎在地，那架势好像要跟对方决斗一样。他大声吼道：“你知道这件事在我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不……不知道。”那个美国人说。

比利时人立即跳开，又拿了第二个杯子摔碎。当他正要拿第三个杯子时，主人跑过来抱住了他，并试图向他解释说，他不能和美国人决斗；就算美国人已经遭到挑衅，他们一般也懵然无知；况且，这些玻璃杯都是上等货，是封锁之前从上海运来的，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杯子了。这样，问题似乎解决了，挑衅停止了。

除了个人轶事和夏季空袭中发生的琐事，在南岸居住的外国人很少有人谈论中国的抗日。除非是为了寻找消息的蛛丝马迹，谁也不会去注意那份在重庆发行、由政府控制的英文报纸《国民导报》。要想得到真正的新闻，只能等消息发送到欧美印刷成报刊后再寄回来。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可这么一来，新闻就成“旧闻”了。此外，每当进口报章杂志提到中国不屈不挠的抵抗时，南岸的反应通常是开玩笑地说：“岂敢，岂敢！”

随着日军空袭的停息，有关洋货和飞机的传说也就传开了。传说的主题是封锁，以及在重庆极难搞到的外国食品、服饰、用品等等。聚集南岸的外国人彻底讨论了在空袭中储藏珍贵物品的最佳方案。有的主张向松鼠学习，把“干果”都藏在树林里；有的主张像狗熊那样，把给养品都放在一个地方，或把全冬天要吃的东西一下子装进肚皮，再钻进山洞。12月间，在外国人聚居区，人们有一半时间是在谈论存放物品的问题：放在这儿，别放在那儿；谁在购进，谁又在抛出。当然，还有很多编造的传说。

在酒吧间后面的俱乐部里，有些英美香烟被加冕了，那是贴在盒子上的香烟主人的名字。封锁开始之前，私人藏酒就常用此法插标签。每隔一两周，香烟主人就会满怀敬意地进来过一次烟瘾，而在他不来的日子里，这些烟盒就会被那些没烟抽的醉鬼顶礼膜拜。由香烟短缺发展出来的一种举止是偷偷摸摸地伸手从口袋里只拿出一支烟来而不露烟盒，以免别人向他伸手。傍晚，在有收音机的人家，其他广播爱好者静静地围成一圈，那样子简直是要把脑袋塞进去好倾听收音机里传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能给他们带来一个有着柏油马路、物质丰裕的世界，以代替现实生活中泥泞的道路、暗淡的灯光、裂开的门户和身边磨损了的家具。

那些日子，南岸的生活俗不可耐，可是，我周围发生的一切琐事至少还无伤大雅。不幸的是，事情不仅发生在这个圈子里，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人交往中的阴沉气氛也常带会蔓延到南岸来，例如，有位和美国大使馆有联系的高级军官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称，他只要碰上任何一个血管里流着非白种人的血液的人，或者说英语没有美国口音的人，就会觉得受不了。

大使馆是在偏见和漠不关心中自我孤立的。我开始对上层的无知略有察觉是在一个初冬的下午，当时我正在从南岸过江去重庆的一个主要渡口——望龙门的途中。古城墙和公路沿着山崖顶部在这儿展开，从渡口进城就得先爬陡坡，登上几百块崎岖肮脏的石阶，在竹屋的缝隙中转来转去，还得像在重庆半岛另一边的沙坪坝汽车站下面那些人似的挤成一团。城墙外面的山崖是全市居住条件最差的地方，这地方经常堆着垃圾，悬崖下就是滔滔江水，看起来非常危险，只有当船夫的难民才在那儿盖小茅屋。

那天下午，当轮渡在望龙门靠岸时，岸边有人乱跑乱叫，一开始，乘客拒不走出轮渡，怕被疯狗咬着，或怕碰上反常的空袭。经过一再保证，人们才相继走上跳板。我立即看到了好几个星期以来首次见到的景象，那并非个人激愤或悲恸的公开表现。有20来个贫苦妇女站在岩石上，又哭又骂地往下面岸边未完成的棚子上丢石头和脏东西。另一群发疯似的妇女手持竹板走下台阶，要砸那间棚子。她们的眼睛盯着墙板，成百名破衣烂衫的男女老少在崖上的房屋边围观呐喊。

一批警察从台阶上跑过来，他们开始攻击这些妇女，并把她们赶出了棚子。警察的数量双倍于那群妇女，他们把妇女们打得一个劲儿地尖声嚎叫。如果妇女们反抗，就会遭到警察们更狠毒的拳打脚踢。有些妇女一屁股坐在肮脏的岸边不动，被拖上来的时候就两腿乱踢腾，像被抓住的活鱼。她们的孩子们从屋里跑出来，跟在后面恐惧地哭着。当这些妇女挨着打被驱往警察局时，崖上的吼声震耳欲聋。

图：重庆，1940年代

后来我才听说，这场骚乱的起因是美国红十字会捐款1万美元救济遭受轰炸的难民。由于红十字会在重庆并无代理人，这笔款原曾打算交给一个教会的委员会，又由于大多数委员都已离去，结果就交给大使，请他酌情办理。于是，他就把这笔款项交给了重庆市市长吴国桢。

按当时的物价和汇率，1万美元足够为几百户因遭空袭而无家可归的人家提供温饱。可是吴市长却觉得，这么办不足以引人注目，于是他的办公室宣布，美国慈善之心感人，应予永志不忘，因此，要在望龙门建个“模范难民村”。为给村址腾地方，讨厌的旧石阶必须改建。

改建计划不仅限于“模范村”附近，而且要把从江岸到公路的全程都改为华丽的石阶路，这就需要驱逐望龙门山崖上的半数人家，包括受空袭戕害者。那天下午我看到的砸棚子妇女就是因此无家可归的母亲们。那棚子是供前来拆她们的家、修石阶路的工人们临时居住的。

妇女们被驱逐了，工程开工了。几个月后大功告成，石阶路确实漂亮至极，两旁装点的10来间简易房屋，闪闪发亮。房屋建筑费只占改建石阶路的几分之一，这又有谁知道呢？“模范村”开张之日举行了仪式，美国大使和吴市长出席并做了有关中美友好的演说。可是，我担心那些因美国的大慈大悲而丧失立锥之地的人还挤在附近的贫民窟里，他们还可能听了演说。有10家国民党扶助的模范难民住进了新居，可没过多久，这些房子又转手给本市宪兵队了。

要不是由于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及时到来，我不知还会在重庆待多久。他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的创始人之一，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艾黎常约有意撰稿的人一道旅行，我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我们约定同赴他下一次的田野调查。这回他要去的地方是陕南的宝鸡，那是一个最大的“工合”中心。

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对史家只顾大城市里的大事件的写法很不满意。我认为，对闻得到革命气息的现代中国，更有意义的是了解不大引人注目的、更有中国特色的小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当年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就在想，1789年至1791年的图尔或者第戎是什么样子；我也揣测过1776年的哈特福德和萨凡纳、1919年的鄂木斯克和敖德萨是怎样的光景。在重庆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下定决心，自己主要的研究目标是小村镇，距离首都越远越好。由于国民党情报部门无意协助我离开重庆，艾黎的约请就成了我开溜的最好借口。于是我设法搞到了通行证，并于1月搭上“工合”的卡车，离开重庆去往宝鸡。

在重庆度过的最后几个星期简直像是一场噩梦。冬雾如此浓重，中午的日光也如同清晨微光。泥泞逼仄的街道上拥挤着熙来攘往的人群，家家户户的门窗好像都被人给挤大了。在迷蒙的山雾中，环绕山崖的喧闹之声听得更加清晰了，组织起来的集会游行中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圣诞节是国民党政府的公假日，原因是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委员长是在这一天被释放的。新年也是假日，理由则与西方并无二致。早在抗战之前，国民党就已经废除了中国旧历新年的一切仪礼，可它却允许按旧风俗庆祝公历新年，以暂时消除战时的疲累和困乏。

我对重庆那最后几天的印象是：人们走上了旅途，却不知何处是终点，这或许正是我目前的困境吧。盛大的节日游行是由各保甲强行安排的，人人表情木然，谁也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他们踉跄地拖着脚步，只在接到指令时才喊口号、挥拳头。

《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作者及内容简介：格兰姆·贝克（Graham Peck），毕业于耶鲁大学，曾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美国战争情报局（U.S.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1935年格兰姆·贝克以画家身份来到中国，做了长达两年的旅行，回到美国后撰写并出版了《穿越中国长城》（Through China’s Wall）。

抗战爆发后，他再次来到中国做观察记录，于1940 年到 1946 年走访了当时中国十多个极具战时特色的城市，详细记录了所见所闻，1950年，格兰姆·贝克将这段经历整理后以《战时中国》（Two Kinds of Time）之名出版，此书一上市就受到美国全社会尤其是军政两界的高度关注。在记录和呈现当时中国社会状态的同时，贝克还以其丰富的学识，对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进行了比较，敏锐地发现两个社会的差异性以及忽视这种差异所带来的荒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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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1940年的重庆，与世隔绝的外国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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