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里斯本大地震与康德哲学转向

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言，“康德的早期著作较多涉及科学，而较少关系到哲学。”1755年，康德（1724-1804）发表日后被视为他最重要的科学著作《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尽管其中提出的“星云假说”要早于拉普拉斯（1749-1827），但由于作者籍籍无名，很长时间这一著作在科学界几乎无人问津。同时，更少有人留意到：该书的出版与里斯本大地震恰好在同一年——在此之后，康德的学术研究由自然科学更多转向广义的哲学（包括伦理学与政治学）。而康德的这一转向，在德国以及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史上亦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个中缘由，颇值得探究。

里斯本大地震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关系重大，这一论断已是当代西方史学界的共识。大地震最直接的后果，是原本内外交困的葡萄牙海洋帝国经此沉重打击，最终走向解体。与此同时，随着阻碍自由思想传播的天主教耶稣会（及其所属宗教裁判所）被取缔，该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逐步与英法等国接轨，神权（或教权）逐步由新兴资产阶级掌握的世俗权力所取代。以庞巴尔侯爵（1699-1782）为首的改革派在整肃教皇派政治对手之后，放手推动葡萄牙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全方面变革。正是这些变革，将落后的葡萄牙引领走上早期现代化之路。而放眼欧洲范围，这一事件在“文人共和国”内部引发的争论则标志着启蒙运动中弥漫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终结。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重心自中世纪后期开始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而葡萄牙地处地中海与大西洋的接合部，首都里斯本港更是进出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照葡萄牙历史学家J. H. 萨拉伊瓦的看法，中世纪后期的地中海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峙、斗争和相互渗透的分界线，而葡萄牙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也为它早于其他欧洲国家向海外扩张提供了有力保证。时至十八世纪中期，尽管海外殖民的势头有所减缓，葡萄牙在欧洲仍具举足轻重的地位，直至大地震来临。

地震固然是天灾，但并非无迹可寻。早在地震前近半个世纪，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1646-1716）在他的哲学名著《神义论》（1710）中便做出预言：“一个卡利古拉（Caligula），或一个尼禄（Nero），祸害比地震大得多。”——他暗讽的是葡国历史上第一位实行绝对专制的国王若奥五世（1689—1750）。而在地震前一年，即1754年8月，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游览里斯本后称之为“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尽管后者当时是仅次于巴黎、伦敦的欧洲名都，并以富庶繁华著称于世。当地贵族、教士阶层的骄奢淫逸给这位“英国小说之父”留下了深刻印象——“肮脏”一词绝不单指里斯本的街道而言。

里斯本大地震发生于1755年11月1日，震中位置为里斯本西约一百公里的大西洋底，地震有感半径达两百公里，地震引发的海啸浪高三十米，英、德、法三国均受其害（远在普鲁士的康德也注意到附近滕普林湖水出现“奇怪的”变化），死亡人数高达二十余万。此次地震为欧洲历史上最大地震，也是人类史上破坏性最大和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

里斯本大地震

令人困惑的是，地震（以及随后蔓延的火灾）使得全城数百座教堂、修道院和其他公共建筑毁于一旦，但城中的妓院却完好无损，这一现象使得素以“虔诚”著称的耶稣会教士和神学家抓狂不已。新教神学家约翰·格奥尔格·齐默曼（1714-1795）认为天主教的圣人崇拜方式以及“异端”审判是地震发生的根本原因：地震发生的日子恰逢天主教的万圣节，便是显著的标志；而宗教裁判所在地震中率先被震塌则是“人神共愤”的必然结果。对此，天主教人士自是不敢苟同。1756年秋，葡萄牙最有影响的耶稣会士加布里埃尔·马拉格里达（1689-1761）发表著作《一种看法：这场大地震的真正起因》，对上述“谬论”严加驳斥。在书中，马拉格里达告诫包括新教徒在内的全体民众必须深刻反省：“别忘了啊，里斯本！毁灭我们房屋、宫殿、教堂和女修道院，燃起吞噬无数珍宝的大火，和让众生丧命的原因……是你罪孽深重的邪恶！”——这位教士坚决反对把里斯本大地震归结为自然现象，相反，他坚持认为这正是该国新教徒（他称之为“新基督徒”）倡导的罪恶生活方式诸如看歌剧、听音乐、赏斗牛等奢侈享乐所带来的恶果。

与上述观点相似的是英国基督教神学家约翰·卫斯理（1703-1791）。他在1755年日记中写道：“地震是神意裁判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地震之前，这位“卫斯理宗”的创始人不止一次观测到哈雷彗星，这使得他益发坚信上帝对“悖逆”子民的惩罚已迫在眉睫。事实上，大地震之后在牧师与神学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是：这场地震乃是上帝对子民的警示，也是末日来临的预兆——世人唯有忏悔罪孽并改变其生活方式始能获得拯救。

不仅在宗教人士当中，大地震在启蒙运动“文人共和国”内部也引发了广泛争论，其中以伏尔泰-卢梭之争最为知名。欧洲文化名人伏尔泰获悉地震详情后，写下名诗《里斯本的灾难》。在诗中，他首先对“天谴论”提出质疑：地震若是天主的惩罚，婴儿何罪，也要受罚？其次，巴黎与伦敦存在更多败德的社会现象，为何却是罪恶程度较轻的里斯本遭受严惩？此外，伏尔泰藉此天灾，对当时盛行于欧洲思想界的“乐观主义”哲学提出严厉嘲讽和批判。首当其冲的是莱布尼茨（及其弟子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对自然恶的理性解释及其“前定和谐说”，在伏尔泰看来，这是端居象牙塔中、脱离社会现实的学者炮制出的荒唐可笑的无稽之谈。在此之后，伏尔泰又在该诗的《作者序》中点名批评英国大诗人蒲柏（1688-1744），尤其是后者长篇哲理诗《人论》（1734）中的格言“现实就是合理”（或译为“一切都很好”）——按照蒲柏的见解：个别的不幸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能促进普世的福祉。相对于莱布尼茨的愚蠢而“天真”，伏尔泰认为蒲柏的说法既荒谬又“残酷”——高谈阔论人间苦难必要性的哲学太过冷酷无情。

伏尔泰像

伏尔泰对前贤的嘲讽令卢梭大为不满。1756年，卢梭作《论神意书》呈送伏尔泰。在信中，卢梭声称他在此前另外一本书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中，已然指出人类遭遇的天灾，往往不乏人祸因素——如里斯本大地震，伤亡如此严重，乃是因为“向慕繁华虚荣”的人民抛弃乡村，涌入密集城市之故。相比于伏尔泰对“天谴”的质疑，卢梭坚持人祸甚于天灾之说（这与他稍后出版的《爱弥儿》开场白“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如出一辙）。换言之，伏尔泰在怨天，卢梭认为倒不如怨人；文明人必须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伏尔泰对卢梭书信的反应，是一部本讽刺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伏尔泰在书中选择里斯本大地震作为背景，主要目的就是抨击“神义论”（Theodicy）——在他笔下，里斯本地震将城市摧毁几近四分之三，而裁判所却要在庄严的宗教仪式中，用文火将教会“异端”活活烧死，并宣称这是为了防止全城毁灭“万灵的秘方”——堪称是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

事实上，包括神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在内，整个欧洲都在为里斯本的灾难进行反思。上帝惩罚的解释受到普遍质疑——因为人们发现，尽管大地震后采用了最虔诚的宗教礼仪终日祈祷，但上帝的怒火（连续不断的余震）并未由此平息。这一现象一方面促使不少科学家对地震起因展开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思考和探索，比如被后世奉为现代“地震学之父”的英国天文学家约翰·米切尔（1724-1793）发现：地震乃是地表以下岩体移位最终引发的波动；另一方面也使得启蒙思想家认识到，冲破神学禁锢、普及知识、教化民众乃是欧洲社会转型、步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家康德对大地震的思考最为深入，影响也最为深远。

平生几乎从未离开柯尼斯堡的康德，通过报刊新闻获悉里斯本大地震的消息。这一事件对康德触动很大，也直接影响到他日后的科学和哲学研究。据历史记载，康德是率先对地震成因及后果进行深入探究的学者之一。早在1756 年1月下旬，他就在柯尼斯堡《询问与广告新闻周报》刊发文章，标题是“关于1755年底震撼地球一大部分的地震的奇异事件的历史与自然描写”。他的结论是：月亮引发潮汐，海潮的波动触发地心矿物质燃烧，燃烧后又引起火山、地震和海啸等连锁反应——根据牛顿学说，由于天体轨道运转角度变化的原因，万圣节（11月1日）这一天月、地之间引力最小。由此康德提议：今后新建屋舍应尽量避开河谷和断层地带。在文章结尾，康德借题发挥，认为“在地表上时不时发生地震是有必要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在上面建造豪华的建筑”——其原因在于“人生来不是为了建造永久的居住地……他有更高的人生追求”。

在此之后，意犹未尽的康德连发三篇地震科学论文，以里斯本地震为个案，力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包括地震、海啸、火山等自然现象发生的条件、过程、原因进行解释，并且试图为减少地震灾害提供解决方案。其中一篇论文特别谈到火山喷发的利好因素：地热有利于植物生长，能够将地下丰富的盐质散发出来，而且含有硫磺的粉尘可以净化空气；此外，火山的冲击力还能够防止地壳僵化，并且断言人们甚至可以通过浸泡火山温泉增强体质（日后温泉疗法风行欧洲，与康德的鼓吹不无干系）。

对康德而言，里斯本地震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促进科学研究，更表现在它已成为一种隐喻，激发这位柯尼斯堡“隐士”将目光从头顶的星空转向脚下的大地。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乌里希·罗夫勒指出的那样：这场地震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中“普遍的乐观主义的关键突破点”，通常也被视为启蒙运动的转折点——启蒙思想家开始将地震（火山、海啸以及瘟疫）等自然暴力视为推翻现有既定秩序的革命性隐喻——恰如日后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不仅于此，康德（以及随后的歌德）更从法国大革命中看到普通人未曾留意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恐怖的一面”：滥权和暴力。

照历史学家的看法，无论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还是1789的年法国大革命，都让普通民众看到了革命暴力的合理性。自然暴力带来“地球的革命”，是自然运动的必然，所以政治动荡同样也无法回避。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就是“以自然的名义宣传，以自然的名义处决，以自然的名义批判”，藉此摧毁旧制度，为人类社会带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了强化革命的神圣性，火山喷发的形象也被有意无意地同暴力革命联系起来——山的神圣性与火的破坏性融合起来，形成政治化的“火山印象”：其中既蕴藏动荡，又充满活力，顺理成章地成为大革命的象征。支持法国革命的人，普遍对暴力充满同情和浪漫想象——相信暴力足以摧毁并改造旧制度，正如德国思想家恩斯特·阿恩特（1769-1860）所言：“暴君和国王如尘土，金字塔和巨像将崩裂，地震和火山喷发让他们陷入窘境。唯有真理永恒。”在这一点上，连康德也不例外——照罗素的说法，“在恐怖时代来临之前，他对大革命一向抱有同情态度。”

然而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未就此止步。面对大自然威力无比的破坏力量以及由此引发的宗教纷争，康德首先提倡划分知识的界限，承认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他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以及犹太哲学家门德尔松的学说斥为“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最后遗嘱”，因为这一类乐观主义哲学学说无限夸大人类的理性力量，认为“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所造成的”——只要人类不断学习新知，不断完善自我，便能实现人类社会的“永恒进步”。然而康德却认为，理性本身是无限的，但需经过浩瀚无涯的习得过程，因此从理论上说，除非人类长生不老，方能获得无限理性。按照康德的解说，价值一词（拉丁文意为“护堤”，古德语意为“庇护”），本意乃是针对消解人类生存意义的虚无主义，但如果人类以理性（工具理性或科学理性）为价值标准，便极有可能最终失去价值，因为科学理性是有限的，不足以充当人类生存的价值基础。唯其如此，康德不得不对知识加以限制，从而为信仰留出地盘——这即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787）序言中所宣称的哲学领域“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完成伦理学领域的探究与批判之后，康德又将目光转向政治学领域——探讨启蒙的意义和必要性。在1794年发表的《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定义“启蒙就是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普通民众乐意终身羁留在未成年状态，原因不仅在于他们自身的懒惰和胆怯，更在于统治者的愚弄和煽动，以及别有用心地培植偏见。康德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论证“通过一次革命，也许会造成个人独裁和压迫制度的倒台，但却永远不会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反而会使新的偏见成为无思想的群氓的引导”。照他的观点，思维的变革或思想的革命才是“启蒙”全部意义之所在。

由此，在四年之后发表的《系科之争》（1798）一文中，康德力主“低级的”哲学应当从神学、法律等“御封的”高级学科当中独立出来。国家设立御用学科目的在于恫吓臣民以便于统治，而个人对独立自主的追求也会受到威权和传统的桎梏以至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相反，哲学只听从理性，既不是“神学的婢女”，也不受世俗权力的束缚——哲学家应当自由深入地展开理性思考和批判。康德认为，政治和宗教是对批判最为敏感的两个领域——因此最需要加以批判——他的名言是“如果批判者不能批判一切，也就什么都不能批判”。

这也是康德念兹在兹的“启蒙的自由”，即在一切事务中公开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然而在他的有生之年，即目所见，到处是对自由的限制——“军官说：不要议论，只管训练！财政官说，不要议论，只管纳税！神职人员说，不要议论，只管信仰！……”在康德看来，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只能使之日益麻木而怯懦，相反，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则有益于民族的精神自由。用他的话说，“如果自然使它精心照料的这颗种子，在这个坚硬的外壳下面发芽生长，那么，它就会逐渐地反过来影响到民族的性情，并最终影响到政府的基本原则，政府会认为按照人的尊严来对待人是非常有益的。”但可悲的是——“而现在，人更多地是机器”。

1933年，希特勒掌权。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西奥多·阿多诺视之为“里斯本大地震的二十世纪翻版”），被马克思称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哲学家”的康德（连同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在德国一同被禁毁，罪名仍是宗教裁判所惯用的——散布“异端”。

参考书目：

Thomas Kendrick,The Lisbon Earthquake, London: Methuen, 1956

加勒特·汤姆森，《康德》，赵成文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