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民︱模范省与“纸面政治”——阎锡山如何统治山西？

1925年8月23日，上海《申报》第三张第九版上发表了一个狭长的大约几百人的集体照，系中华教育改进社8月17日太原召开的第四届年会的全体合影，拍摄者为太原美丽照相馆，合照右边更有一非常显眼的放大的阎锡山“最近”之头像，遮盖住了后面很多人。此照片发表后，颇以敢言著称的上海著名小报《晶报》即针对此照片发表了评论——《〈申报〉上阎锡山之大头》（1925年8月30日），指出在这样一个几百人的合影中，忽然嵌入“督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的大头照片，非但不协调，且不符合规则，而且阎锡山并非改进社的社长和创办人，他并没有资格将自己的头像格外放大，并遮挡其他人的头像。该评论最后感叹道：“今而后知督长之可贵，照相亦加人一等也。”

自然，阎锡山这个大头照事件说不上多恶劣，《晶报》这里或有些小题大做，但管中窥豹，我们由此不难发现当时阎锡山在山西的权力之大，和他受到的舆论关注热度。而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之所以不远千里到太原召开年会，这自然是同阎锡山推行的模范自治，特别是所执行的义务教育政策有关。

1916年6月初洪宪帝制失败后，阎锡山曾因极力追随袁世凯大受时论抨击。面对不利形势，统治技巧日渐成熟的阎锡山决定跟北洋中枢主动保持距离，转而把统治重点放在把山西建设为一个独立王国方面。1917年，他以“保境安民”为名义，主动向段祺瑞政府表示愿意像此前袁世凯时代的京兆地区一样试办模范省，推行模范自治。

此后，得到北洋政府首肯的阎锡山开始积极推行包括兴修水利、推广蚕桑、提倡种树、反对妇女缠足、剪辫、禁烟在内的所谓“六政”，以及倡导种棉、造林、畜牧“三事”。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文明”效果，特别是在剪发、兴修水利、禁止妇女缠足、禁赌乃至禁烟、兴办义务教育、交通改善方面，均有很大成绩，颇具新闻效应，尤为具有文明心态与改变中国情结甚重的外国人及在华外媒所重视。山西由此博得“中国模范省”之誉，阎锡山也被赞誉为“模范督军”。如时论所言，山西人民“幸得安居乐业”，较少受到“兵灾匪祸之蹂躏”，“一时外人之前往考察者络绎不绝”，像沈恩孚、庄俞、黄炎培等江苏教育会人士和经亨颐、蔡元培、马寅初、梁漱溟等国内教育界名流与外国名人如杜威、孟禄等纷纷访问山西，阎锡山也对来晋考察者“无不优予礼容，故当时颇获言论界之好评、报章间之宣传”（吕承言：《阎锡山统治下之山西》，《国闻周报》第三卷第十九期）。众口赞誉之下，阎锡山于在华美媒《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1922年底发起的“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评选中也顺利胜出，名列第九。

时人时论对阎锡山和山西模范省的赞扬也吸引了国内媒体的注意，《申报》《晨报》《民国日报》等京沪媒体均开始密切关注阎锡山治理山西的表现。与在华西报和外国人关注点集中于山西的“文明”和“卫生”事业（如办学校、推行注音字母和白话文、扫盲、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剪辫子、打水井、种树等）、有秩序、对基督教友好、对抗激进主义等方面内容不完全一样，这些中文媒体显然更懂得中国官员的为官之道和宣传策略，于是山西模范省的一些内幕和真相随之就被挖掘出来，其中不少深度报道或观察涉及到阎锡山的统治技术、下属表现与山西模范省的实相问题。根据这些报道和观察，再结合山西省内人士的耳闻目睹，所谓的山西“模范省”建设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仍复不少，尤为突出的是阎锡山推行的烟禁与义务教育措施。

一、烟禁不禁

“金丹”等毒品的流行在晚清以来的山西一直很普遍，最初阎锡山在查禁烟禁方面，确实比较认真，但实际效果却难言佳。1919年10月，受阎锡山之邀赴山西访问考察的经亨颐归途与地方官榆次县知事“俞家骥”交流时，才得知山西“金丹”问题的严重性和阎锡山烟禁政策的缺乏成效情况：“谈山西行政，得闻所未闻者。六政中禁烟反肇害，日本人特制金丹畅销于山西，竟每户（无）不食，小民更甚。”（经亨颐：《经亨颐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561页）稍后，经亨颐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山西究竟怎样》（1919年11月）中也指出阎锡山禁烟的“结果是很不好”：“有一种叫做金丹的药，实在就是吗啡，替代鸦片的，山西境内畅销得了不得，并且已经普及到劳动社会。”与外来的观察者经亨颐所见略同，本地人刘大鹏对于金丹在山西的流行情况也有记载，他对其危害忧心忡忡：“金丹之害，甚于洋烟，而人多迷恋。日费巨赀，每日用钱数千或十数千钱，至于倾家败产而不悟此，近年之大灾也。”（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287页）

因此，在建设模范省的旗号之下，阎锡山虽然厉行禁烟，但在全国其他地方无法有效禁烟的情况下，阎锡山自然也无法禁止外省烟土特别是金丹的输入，更无法禁止自己身边高官暗中贩卖走私鸦片。于是禁烟政策执行下来逐渐沦为一种敛财的手段，上下心照不宣，禁者自禁，种者自种，吸食者自吸食。而在时论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跟阎锡山包庇纵容身为警务处处长的南桂馨有关。负责执行烟禁的南桂馨执法犯法，不但自己抽大烟，后来还贩卖“金丹”牟利。北京《晨报》（1922年9月15日）曾发表《阎锡山病民之六政及四凶》一文，揭发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的黑暗，其中特别说道阎四个帮凶之一的南桂馨公开罚没“金丹”转手赚钱，并详述其各种劣迹。

匪唯南桂馨控制的警界如此不法妄为，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半斤八两。如身处其中生活的旧派人物刘大鹏即认为所谓“六政”“三事”皆是扰民劣政，系阎锡山收税发财的借口与加强控制的手段，老百姓已经不堪其扰。因之刘大鹏在日记中对此屡屡有行批评指责，不过他也认识到很多问题导源于执行“不善”：

自民国六年设立六政考核处，而实查委员纷纷四出办理六政，行之二年，则所兴之利费惟无效，而民且被此政制害矣。所除之弊，烟终未除，而剪发、天足两政，扰民尤甚，晋民之怨于今大起。初意非不善，乃奉行不善之所致也，六政之害，疑亦大矣！（1919年5月4日日记）

在1920年2月14日的日记中，刘大鹏又揭发所谓山西“模范省”的真相道：“吾晋号称模范之省，而群黎百姓十室九空，受政苛虐，迥异寻常，官且与民争利……”

考虑到刘大鹏一向不满阎锡山统治，以及文人爱发清高之论的情况，刘大鹏这里的批评或不免有夸大之处，不过如果结合媒体报道及其他一些访问过山西的旅行者记载，我们可发现刘大鹏之论大致从一个内部的视角讲出了阎锡山的新政施行后带给山西平民百姓的影响。所谓的“六政”“三事”虽属改造乡村社会松散面貌的措施，但其村治根本就缺乏“实在自治精神”，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指导和控制，“上下有系统，前后左右有联络”，“例如村民会议的不实在，出席的人数少，以及有人操纵等情，都是很多。因而各公职人员的选举，以及应行公同讨议事项，多半是表面而已……而村长的人选不好，和村长、村民间的争执纠纷尤甚多”，结果导致官方要举办的各项行政，多数“失败无成”（梁漱溟：《北游所见纪略》，《村治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故此，在刘大鹏看来，“六政”“三事”在落实过程中早变为“无一不扰民，无一不害民”的苛政，“时局阽危，民不聊生，晋政苛虐，日甚一日，草野百姓，十室九空……”稍后梁漱溟在山西考察时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也认为阎氏新政形式主义作风严重，“足为民病”：

听说从前省令督饬植树，有反倒拔树的事情。因为树秧预备的不够，而省令不敢不遵，只好拔树来植树，于是活树倒死了。又洪洞、赵城各校，种棉很发达，可算省中推行奖励的好结果。但是人民一面获利，一面亦有问题。他们原来的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而现在棉花则是贩出远地的商品；手里得到钱而没有粮食。粮食屯着不易消耗，而钱在手里容易花；每每到后来，种谷的还有饭吃，而获利的已竟无饭。

不但局中人刘大鹏和外来观察者梁漱溟如此见解，来自当时大众媒体上的报道也全面揭示了阎锡山治下所谓山西“模范省”的真相。像北京《晨报》曾接连发布专题报道——“太原特约通信”，揭露所谓模范省山西的黑幕。《申报》上也辟有《山西通信》栏目，不断对内中黑幕进行曝光，尤其是针对其中吸食贩卖鸦片流行的情况，还特意挖苦山西的政治是“纸面政治”。《申报》系列《山西通信》发表后，原来对山西“模范省”抱有极大期望的《申报》副刊编辑周瘦鹃也忍不住评论道：

上次我谬采阎锡山治晋的虚声，说山西人安居乐业，这山西一省直好似世外桃源。谁知这几天连读了本报的《山西通信》，才知道我失言了！这号称中国模范省的山西，也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如今可经山西人搠穿咧！别的事情不说，单是山西官吏吸食和贩卖烟丹情形，据说是娘子关内，何地非烟，太原城中，无官不吸，甚么警长、司令、市长者，是一邱之貉，不过是苦了许多小百姓。可又合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一句话，这种事可是模范省中所应有的么？唉！我们心目中以为世外桃源的山西尚且是纸老虎，那些连纸老虎都说不上的省分，又待怎样？我们只索准备着无尽藏的辛酸眼泪给中国前途痛哭罢咧！（《随便说说·纸老虎式的山西》，《申报》1922年9月29日）

为了回应京沪舆论的批评指责，阎锡山不得不再度严格烟禁举措。雷厉风行之下，查禁工作似“大有效验”。但此“效验”持续时间并不久长，之后诸多的材料均表明山西毒品泛滥现象依然严重，山西人“以吸食白面为时尚”，“当局熟视无睹，任其畅运”，阎锡山的禁毒工作终归流于表面，所谓的模范省，早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只能欺骗只看表面宣传的外行人罢了。到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重新统治山西后，他干脆以发售戒烟药（戒烟药成分主要由吗啡构成）名义推行烟土专卖政策，这等于变相实行了“鸦片公卖”政策。

二、义务教育虚有其表

1919年秋季，胡适曾陪杜威访问山西，有过走马观花地游览，其中他对山西官方招待杜威及其家人“极周到”的情况“心里很不安”，胡适在致友人的信中对阎锡山评价很高，“今天去见阎督军，他是一个很脱略的人，杜威先生颇满意。”（胡适：《致高一涵、张慰慈、章洛声（1919年10月8日）》，收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十三卷，242页）但胡适在信中同样说及太原街头路灯柱上贴的“黑底白字”标语，认为这些标语是“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在胡适看来，“人人嘴上能说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如‘公道’、‘秩序’之类——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

1922年6月中旬，此时正热衷于联省自治的胡适又特意撰文公开赞扬阎锡山的治晋举措，认为山西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山西这一点‘有计划的政治’的精神，确是可以做全国的模范的”，故此阎锡山“确有不可及的地方”，他尤为推崇阎锡山推动义务教育的举措：

克期进行，现在居然做到了义务教育！江苏、浙江还办不到的事，阎锡山在那贫陋的山西居然先做到了！人称山西为模范省，又称阎锡山为模范督军。（胡适：《这一周》，收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二卷，523-524页）

稍后在1922年9月4日日记中，胡适又期待已经同孙中山决裂后的陈炯明向阎锡山学习，做“模范督军”，“努力把广东的治安办好，不妨做一个阎锡山，但却不可做杨森。”显然，这时热衷于好政府主张的胡适在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阎锡山，完全忘记了当年他陪杜威山西旅行演讲中曾“微示不满于山西”的往事，亦无视了当时诸多揭露其黑暗的报道，更忘记了阎锡山大搞尊孔举动、不断加强个人专制统治的事实。

其实就胡适这里高度赞扬的山西义务教育情况来说，胡适根本没有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真相。较之胡适，当时跟胡适一起到山西考察的经亨颐却有较为深入的观察，当他到为了“培养国民小学教员”的国民师范学校参观后，就发现校舍的构造同营房一样，管理方式也是军队化的，学校领队的也是军人，阎锡山等人每周去训一次话，“课程中每星期有军国主义”“各校皆如此”，经亨颐遂意识到山西的义务教育可能只是纸面宣传，因为它面临严重的“师资不足”的问题，只能“以兵兴学”，“师资不足的时候，糊里糊涂讲普及教育，真真危险”。在经亨颐看来，阎锡山于山西推行的“精神教养的事业”——自省堂、洗心社，更是充满“军国精神”的教化设置，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洗脑措施和愚民教育措施，恰足表明“军气冲冲的山西和‘德谟克拉西’大相反的”。

之后，《晨报》也发文（《山西文化界之厄运》，《晨报》1923年6月1日）直接批评阎锡山以“洗心自省”和尊孔为宗旨的教育普及类举措，其名与实大相径庭，一般人只是看到其名而赞美，并不了解其为“奴隶教育”的实际情况。如阎锡山在山西查禁新思潮书籍和扣留京沪各报，仅准许人民阅读《山西日报》，但特别注意在山西推广演讲，只是演讲场所必为阎氏所设的“洗心社、自省堂”，演讲人则为阎氏手下“迂酸腐朽”或“寡廉鲜耻”之官僚政客，“所演讲，皆善颂善祷，代阎宣传之说话”，“总之，皆愚民政策”。不仅如此，为了预防有人批评和为了威慑反对者，阎锡山到处派出便衣侦探，导致山西“无人敢拟议阎政，腹诽或沙中偶语，即捉将官里去”，所谓的“洗心也，自省也，尊孔也，崇拜偶像也，换言之，无异要使全晋学子崇拜倾服彼阎锡山一人”。

与经亨颐的记录和《晨报》的批评类似，后来《国闻周报》上的深度报道（吕承言：《阎锡山统治下之山西》，《国闻周报》第三卷第十九期）所述略同，认为阎锡山兴办的义务教育事业表面看起来进步很大，学校数量大量增加，但其办学质量与效果却难言乐观，“实多未洽人意”，“外人辄有以‘门楼教育’呼之者”，因为现实情况是师资缺乏，“长校者强半无经办教育之真正精神与远大目标，即专司教育之官厅，亦只能做官样文章，而不少尽监督之职责，全省学校与学生之数量上虽逐年增加，而学校之内容并未略有进步……”

通过上述描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出阎锡山之所以大办乡村义务教育，将教育作为包装粉饰自己的手段，还有将其作为基层动员工具和控制手段的考虑。在阎锡山看来，学校就是一个军营，学生就是军人的预备队，不但可以用来作战，还可以随时用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藉此“愚民”，实现其所谓的军国主义。无怪乎稍早时高一涵（涵庐）即曾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27日）上撰文——《山西的教育真可怕》，批评阎锡山在山西所办的教育事业，倒不如其他没有兴办义务教育的一些省份，“像那阎锡山式的教育，把青年子弟脑筋中装进去许多乾隆、嘉庆年间的思想，这种教育的遗毒恐怕比较没有教育还要厉害！”《平民教育》杂志上也有人批评阎锡山指导教育的理念之陈腐，实际是在倡导“崇拜英雄”和“逢社会之恶”的办法，“实在阻碍学生的个人发展。”（《模范省的上谕》，转见《兴华》第17年第四册，1920年1月28日）

相比经亨颐、吕承言等人从启蒙角度对阎锡山所作的批评与反思，曾在山西亲身考察过村制情况的梁漱溟则从在地农民的角度（《北游所见纪略》）进行了观察，其见解可能更符合乡土中国的国情、“民情”。在梁漱溟看来，在当时农村的状况下，片面强调乡村扫盲教育、推广识字运动，是罔顾实际情况，效果并不会好，因为农民的“兴趣和需要”在于基本的生存需要——他们太过贫困，而且乡下人接触文字的机会太少，即便识了几个字也很难有机会使用，如果不用，则很快就会被忘记，故此，“单纯识字运动”是无法推行下去的。对于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四年制义务教育运动，梁漱溟更是有详细的批评，认为阎锡山在乡村增建了很多学校，确实让山西农民识字者增加不少，只是这样的动作并无实际意义：

但以中国简陋的小农作业，农民实无文字、符号之需要，所以中国人不识字的，要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成数，原始自然之势。幼时定要他读书，长大却去种笨地，终年看不见、用不着，种上七八年地，从前所辛辛苦苦读来的书，早都忘记了。乡下农资读书，更用不着，你设想他将来有余闲，能亲近纸笔墨砚吗？有余钱置备纸笔墨砚吗？亦强其读书四年，徒苦四年耳，有何意义？

梁漱溟这里还认为，花钱建设那么多学校，又要花费巨款维持其运行，这根本超出了山西的经济条件和农民的负担水准，而且这样办起来的学校教育又“办得不高明”，“要办好教育要钱更多”，加之合适的教员难找，最后只能造成金钱、人力和劳力的浪费。今天看来，梁漱溟1929年的观点自然不够“近代化”和“文明化”，但较之此前胡适的表面认识，显然梁漱溟对于山西现实情况的认识更为符合实际。不过到了1934年，当胡适从山西来的朋友沈崑三那里了解到山西当下的情况后，“太原的商店多受鸦片勒销的困苦，故往往关门，引起恐慌。阎锡山近来不但贪财，并且荒淫”。胡适对当年称赞阎锡山之举表示了后悔，他不禁回想起1919年陪杜威游览山西时“所见‘自省堂’‘洗心社’的情形，不胜慨叹”。

三、结语

当然，仅以上述烟禁和义务教育两方面的情况就完全否定阎锡山在山西长达近四十年的统治表现，或许不够全面，但若只看到一些外人（传教士为多）与外论的赞扬和局内名人的肤浅夸奖，以及阎锡山在山西办的学校数量、学生数量等“数目字政治”，而不去深入考察其背后的内容及其取得的实际效果，这样很容易就把阎锡山视为倡导平民教育的典范或中国现代化与地方自治的先驱了。

可以说，与战乱频仍、充满天灾人祸的其他中国省份相比，山西在阎锡山治下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其实远不足以副其名。而阎锡山与山西模范省的形象之所以能够流行开来，很大因素在于阎锡山的高明标榜和宣传策略，以及他对基督教会传教士的宽容和支持态度，特别是他善于利用看似中立实则浅尝辄止的赴晋旅行的外国人及在华西报来为自己鼓吹，挟洋自重，并笼络可以影响舆论的国内趋新人物，藉此赢取民意的同情和支持。究其实，阎锡山不过是借传教士、外人和舆论好评来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以此防止北洋政府干涉和其他军阀觊觎山西，进而将山西变成自己一人控制的独立王国。正如前引吕承言文所谓：“阎氏政策，向主圆滑，因是直皖、直奉诸役，阎氏介乎诸大之间，均能孤守一隅，延至此十五年之久，宁作金钱之牺牲，而未曾一入漩涡者，要亦此种政策运用之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