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段勇：如火如荼的博物馆数字化建设，还需兼顾老者

2020年以来，全球有85000家博物馆因为疫情闭馆，此后云上博物馆、博物馆直播成为了公众与博物馆的交流方式之一，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也被推到了台前。虚拟博物馆在未来会如何发展？科技对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以及公众体验带来何种帮助？如果万物终将消亡，博物馆将如何存续？

在《中国博物馆公开课》启动当天，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段勇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回顾了博物馆与技术的关系史，并特别提出，在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中，需要兼顾老年观众的特点与需求。

6月27日，《中国博物馆公开课》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以直播的方式启动，同时，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段勇做第一讲。在讲座中他简要回顾了博物馆与技术的关系史，并认为新技术在未来博物馆事业发展中将发挥特殊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上海大学作为《中国博物馆公开课》的主办方之一，段勇对“公开课”以及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文物本体真实性与文物信息真实性的关系、虚拟博物馆的发展前景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多元化的云上博物馆，更要兼顾多种需求

澎湃新闻：大约从2月开始各家博物馆都推出了“云展览”“云讲座”，相比博物馆的课程直播，“中国博物馆公开课”的侧重点是什么？

段勇：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很多博物馆原本就已经在做线上讲座和展览，每年评选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也要求申报者提供网上展览版本。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线上博物馆建设提供了意外的契机，加快了云展览和云课堂的推进过程。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统计，迄今全球有85000家博物馆因为疫情闭馆，其中不少博物馆为了继续履行自身职能，纷纷在网上推出了各种展览、讲座、活动，在特殊时期以特殊方式满足了公众的特殊需求，包括抚慰疫情肆虐下人们焦虑的情绪。

《中国博物馆公开课》借鉴了此前各种博物馆公开课和云展览的经验，我们不少专家也参与过其他公开课，我们是想汇聚各方力量建立一个新平台，进一步整合高校和博物馆的资源，做一个常态化的而不是短期的、系列化的而不仅仅是某个专题的、高质量且可持续的公开课。除了邀请博物馆馆长、著名学者共襄此事外，也想积极给青年后起之秀提供展示、交流、成长的平台。

在功能设定上，一方面关注国际学术前沿，同时也考虑普通观众欣赏博物馆的需求。所以我希望《中国博物馆公开课》未来会成为博物馆理论和新思想的孵化器，大家可以来此交流思想进行学术探讨；再者希望是博物馆业务交流的咖啡馆，博物馆工作者可以来交流和提供实践中的经验或感悟；同时这也是“城市客厅”，如今博物馆的受众越来越庞大，让公众在这认识博物馆，熟悉博物馆，知道博物馆什么，同时爱上博物馆。

在课程内容上，以博物馆为中心，与博物馆相关的领域都将涉及，而且还准备将艺术史、民族学、文化热点等也纳入到课程体系中，当然我们会一步一步来。

澎湃新闻：关注直播这种形式，在过去博物馆推出的直播中有不少观众会感到信息量有限，您觉得这一现象在文博类的直播如何缓解？直播和一些文博类综艺节目的推出，会否让博物馆呈现“泛娱乐化”的趋势？

段勇：对博物馆的体验差异可能跟受众本身的知识积累和各自不同的兴趣有关。俗话说众口难调，要做一个雅俗共赏的直播节目确实很难。我们是想通过灵活便捷的网上渠道，为博物馆或相关领域从业者、文物博物馆专业学生、广大文博爱好者等不同层次的观众提供一个多元化的平台，可以是学术研究平台，也可以是业务交流平台，还可以是文化休闲平台，让不同的观众各取所需。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极大地拓展了受众范围，公众也有了更大更多的选择余地，我们就是想从供给侧多提供点菜单，更好地发挥博物馆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的优势。

我不担心所谓“泛娱乐化”问题，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本来就有很强的寓教于乐特点，尤其是面对占观众比例很大的未成年人观众时更是如此。同时博物馆也是终身学习的重要课堂，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和艺术浸润是实现这一功能的重要手段。从现有实践来看，担心博物馆呈现“泛娱乐化”趋势至少还太早。比如几年前有人指责抖音的“文物戏精”是恶搞国宝，我就不赞同这种观点，那不过是为了拉进文物与年轻人的距离，让青铜器上的人像放放电、让兵马俑扭扭腰，哪里就恶搞了？我们知道达·芬奇的《蒙拉丽莎》是一幅杰作，那如果给蒙娜丽莎画上胡须算不算恶搞？可杜尚的《带胡须的蒙拉丽莎》也成了名作。对文化艺术应宽容一点。

澎湃新闻：观众从多元渠道获得信息后，博物馆会迎来怎样的观众？

段勇：博物馆作为一个主题、内容包罗万象的场所、空间，各种各样的观众都可以有；博物馆也需要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甚至不同目的的观众。因为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它的服务对象是所有公众。国际博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现行定义就说，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这就是三个层面，有的观众是来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的；专业人员可以到博物馆从事研究，而普通民众仅仅是来欣赏休闲也未尝不可。

博物馆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保护和传承人类社会的多元文化和多彩环境的使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博物馆要面向所有受众，包括潜在受众也是博物馆的受众对象。这一点在空间有限的传统博物馆中可能就会导致排队、或产生互相争资源争空间争时间的问题，但是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无形中拓展了空间和时间，从而让人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余地。

真实博物馆与虚拟世界的差异正在变小

澎湃新闻：线上观看博物馆是否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直面文物的真实感和仪式感是不是没有可能被虚拟技术取代？

段勇：虽然有观点认为现场的真实感和网络虚拟世界的差异难以消弭，但我觉得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是有可能逐步缩小真实与虚拟的差距的。从现在的一些沉浸式技术案例中，已经可以大致看到未来科技发展的端倪，比如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就让人难以想象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想象有时甚至会让人不寒而栗。马斯克说过：“AI的发展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超出当今我们能够理解的范畴。”

回到博物馆文物是不是不可能被虚拟代替的问题，可以借用看体育比赛的例子，在电视技术发展前，体育比赛都需要现场观看，而如今既可以在现场看，也可以在电视机看，给出了多种选择。有些球迷喜欢现场看，觉得更有气氛，但更多的球迷可以通过电视看，或许是买不到票只能在电视前看，也或许是喜欢在电视上看更清晰、更自在，而且还节省了成本。

而对博物馆文物而言，真实本体和虚拟影像差异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老觉得前者真后者假，总是希望要尽可能看“真的”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根据唯物主义观点，物质最终都是要消亡的，包括文物，有所谓“绢寿八百、纸寿千年”之说，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唐代以前的早期书画，都只能是看唐代以后的摹本，因为除非极特殊环境下，唐代以前的书画很难存在到现在。这既是一种无奈，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八百年和一千年看起来很长，但在历史上只是很短的时间，当你把时间长度拉大到足够长甚至无限的时候，“真”的文物不可避免最终都要成为“假”的。

对此我们能做什么呢？就像唐代人复制那些书画一样，采用最新的技术尽可能完整、真实、准确地复制现存的文物，关键要把文物本体承载的所有信息精准复制下来，从而使它的信息、价值能够传承下去，即变相实现文物的永生永存。就像复制《兰亭序》唐代是双勾填色，现在可以用更准确的数字技术。而且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在文物信息的采集方面可能会做得更完整真实，人工误差都可以通过技术尽量消除。从文物信息和价值的保存角度来看，真实文物与虚拟文物的界限就更加模糊了。

那么，未来实体博物馆还有什么价值，是不是依托数字技术就可以了？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从本心来看我们还是希望追求真实的物质，“虚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事物必然消亡，我们除了尽可能让其延年益寿外，也只能接受其终将消亡的事实，所以当下要做的是尽可能将文物信息完整、真实、准确地记录和传承下去。 而且，人类文明在不断前进，也会沉淀下新的文物和文化遗产，只要人类还存在，实体博物馆也将永远存在，旧的建筑也会消亡，但仍然会不断新建博物馆，因为我们始终有走进博物馆、看到真实原件的心理需求，这也是一种人类共有的寻根、怀旧情怀吧。

澎湃新闻：现在博物馆的展览都会有线上线下的不同版本，线上的技术会给博物馆带来什么变化和机遇？

段勇：在线上展览有不同层次，有些博物馆只是把实体的展品或者是展览拍摄或拍照后放到网上，这虽然简单，但好像也能满足一部分观众的需求。而且现实中很多基层博物馆没有实力去做完全虚拟的展示，只能以简单的方法做一个实体展览的线上拷贝。更高级的则是用实体展品的影像资料重新设计一个完全虚拟的展览甚至专题博物馆，主题、展品、展线、辅助内容都可以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实体的存在。

从现有探索和未来趋势看，虚拟展览的发展空间太大了。在虚拟空间里，无论是博物馆从业人员还是观众都可以自主策划展览。在现实世界中，一个文物原件只能出现在一个展览里，但在虚拟空间它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展览中，数字化对博物馆的虚拟展示带来很大的自由度，挑战的是人们的策展思维能力。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已经可以利用 iPad让观众建立自己专属的参观路线，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观众自己策划的展览。现在很多博物馆也鼓励网民利用博物馆提供的影像自己设计展览，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实体博物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给博物馆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或者心理上的影响可能还是真实与虚假的问题。但正如我前面所说，从足够长的时间范围来看，实体的真与假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只有信息的真与假之分，所以数字技术给博物馆带来的是一个光明的前景。

上海博物馆“遗我双鲤鱼——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精品展”线上展

数字技术发展，需要等等老年观众

澎湃新闻：数字技术的发展，需要博物馆人具备哪些新技能？

段勇：博物馆人要“赶潮流”，但不一定“抢潮头”，“赶潮流”的意思是“与时俱进”。有些人认为，我们就按传统博物馆的模式，用心做好线下展是否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采用新技术？理论上似乎是可以的，但是首先意味着你可能会失去很多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会认为你技术手段太落后了，从而失去关注的兴趣，那样博物馆功能的发挥就受影响，存在的价值也打折扣。更何况前面说过，一直拒绝新技术还可能会危及藏品的永续存在，也使博物馆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所以博物馆要与时俱进，一是发挥应有的功能，体现存在的价值，二是借助科学技术让博物馆及其藏品永续存在。

在新技术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就博物馆的从业人员（尤其是新进员工）而言，通常需要具备基本的技术常识，从而能够正确认识、看待、并愿意欣赏和利用新技术，但是并不一定非得成为技术方面的专家，因为社会化服务可以替代这一点。比如近年来国内博物馆展陈水平的大幅提升，就得益于2008年博物馆免费开放后展览经费的大幅增长，也得益于诸如2010上海世博会后大量展陈新技术的引入，在专业公司的介入、支持下，把我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技术水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样，从成本和分工来看，博物馆仍然可以依靠专业公司实现技术的升级换代，博物馆从业人员不需要成为技术专家，只需要成为内行就行。

当今和未来博物馆人真正需要的技能，可能是拓展受众的能力、与弱势群体沟通的能力、信息传播交流能力等。

澎湃新闻：新技术似乎给博物馆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其中是否也有一些潜在的问题？

段勇：的确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新技术似乎“喜新厌旧”，对年轻人很友好，对老年人却很冷漠。老年观众是博物馆的主要观众群之一，但是我们目前普遍只是把他们视同普通观众，往往没有考虑到老年人其实在身体生理机能各方面方面已经退化，“返老还童”需要特殊关爱。尤其在新技术面前，老年人其实是比孩子更明显的弱势群体。手机扫描、网上预约等年轻人的必备技能，对老年人来说就可能就像天书一般复杂难懂。

当今博物馆的教育活动也主要是面向孩子，孩子接受新生事物快，他们接受和使用新技术很容易，甚至可以无师自通。但老年人不一样，他们的机能和反应都在退化，认识和能力都可能越来越落后于时代，所以博物馆在新技术应用中，要特别关注如何照顾到老年观众。比如免费开放后，为了调节观众人数、缓解参观高峰，很多博物馆开始实行网上预约，而老年观众数量就有所下降，一方面他们可能不会使用网上预约，另外老年人参观不一定有计划性，临时想到要去了，但到了门口才发现预约已满，这肯定是一种遗憾。我国已成为老龄化国家，我们应该建设老龄友好型社会，而当前博物馆在追求新技术应用的同时普遍缺乏对老年观众的特殊关爱和照顾。

我们拍照过去要调节光圈快门，后来发展到“傻瓜”相机，现在更是用手机一按即可。博物馆信息技术的进步也应该使技术的运用变得简单易懂、“傻瓜化”，我觉得这是新技术发展中要重视的受众问题之一，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如何让残疾人能够从新技术中获益，很多残疾人没法或不愿到博物馆现场，那么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可以让他们也成为博物馆爱好者。要知道，我国不仅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世界第一老年人口大国，还是世界第一残疾人口大国，而博物馆本来就应该为所有人服务。

大学博物馆：首先服务于教学科研

澎湃新闻：大学博物馆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上海大学博物馆也在您来后正式建立，您觉得大学博物馆应该遵循怎样的发展模式？

段勇：大家知道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是世界最早的近代公共博物馆，很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也是大学博物馆，就是1876年清政府建立的同文馆科学博物馆和1905年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大学与博物馆具有共同的教育功能和使命，大学能够为博物馆提供相关专业的正规军、主力军、后备军，而且大学还是博物馆观众、志愿者、捐赠者的大本营。大学博物馆更应该在博物馆领域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

大学博物馆的功能和定位与社会公共博物馆不一样，1683年建立的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比成立于1753的大英博物馆要早得多，但阿什莫林博物馆也只是被称为“小大英博物馆”，可见大学博物馆很难与公共博物馆相比。虽然也有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这样在藏品等方面不输于公共博物馆的，在国内北大、浙大、清华博物馆的展览也有一些社会影响，但是总体来说，大学博物馆的场馆规模、藏品总数和等级是无法与同样等级的比如省级公共博物馆相比。

大学博物馆就不应该与公共博物馆比场馆规模或豪华程度，也不应该与公共博物馆比藏品数量和质量，你首先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而不是为社会公众服务，这个定位决定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与公共博物馆不一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博物馆为教学科研服务，培养的是相关从业人员；公共博物馆为社会公众服务，培养的是观众。北大、复旦等一些大学博物馆成为相关专业学生实习的基地，在这里学习、实践博物馆业务，这是大学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大学博物馆还应该举办一些研究性和探索性的展览，比如追踪国际学科前沿问题，引领行业风向等，比如说这次疫情期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闭馆的状态下举办了“窗口2020——疫情时期图像档案展”，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所以说大学博物馆要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学科优势，除了培养专业人员，更要引领这个行业、学科，体现研究性、学术型、探索性，大学博物馆的展览可能不是针对普通观众，而是给业内人看的，所以大学博物馆不必非得博眼球引起社会关注。当然偶尔通过举办一些大众型的、与公共博物馆类似的展览扩大自身影响，吸引社会关注争取支持、赞助等也未尝不可，但不宜喧宾夺主，更不能以短击长。什么时候大学博物馆办一个展览，公共博物馆的从业人员都纷纷去看并从中受到启发，然后借鉴到自身举办的展览之中，或者大学博物馆召开一个研讨会，公共博物馆馆长都纷纷去旁听、取经，那才算是大学博物馆的成功。

就上海大学博物馆而言，我们的定位就是一方面为学生专业实习、为教师专业教学服务，馆内策划举办的展览一定要有学生参与，第二要搞一些前沿性、探索性、研究性的展览，展览规模尽量小而精。当然就扩大社会影响来说，偶尔也可能办一个文物精品展之类，但主业是为教学科研服务，并通过本职工作间接为社会公众服务。

澎湃新闻：数字技术如何在大学博物馆中运用？

段勇：虽然不同博物馆的定位和功能不一样，但信息技术的运用是相似的，就培养学生而言，他们有可能成为从业者或者爱好者，大学博物馆也有责任培养学生熟悉这些技术，将来能够直接在博物馆工作中运用或欣赏。

其实大学博物馆在当代博物馆新技术的传播应用方面曾发挥引领作用。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克兰勒特艺术馆是世界上最早在国际互联网上开设网站的博物馆，中国的数字博物馆建设也始于2001年的教育部项目“现代远程教育网上公共资源建设—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工程”，我们上海大学博物馆从2014年开始编辑出版《博物馆⋅新科技》，迄今仍是全国博物馆界唯一的新技术专业刊物，而且上海大学2018年在全国率先招收“智慧博物馆方向”文物博物馆专业硕士生。可以说，在信息时代，大学博物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