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设计：公共教育与精英教育

原创 读嘉出品 读嘉

文/辰路（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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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87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阿卡德米学园，又称柏拉图学园。柏拉图汇聚天下英才而教之，影响力与日俱增，雅典也大有复兴之势。这时作为雅典人的死敌，斯巴达人自然感觉到了危机感，如何除掉柏拉图成为他们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柏拉图总是深居简出，周边又有大批卫士和学生围绕，刺客很难直接下手。

狡猾的斯巴达人想出了一招，他们借由斯巴达哲学界的名义，向柏拉图发出信函，邀请他来斯巴达做一次哲学演讲。尽管柏拉图对斯巴达人的邀请抱有疑虑，但在一番协调后，他还是出于培育年轻人的想法，决定前往雅典和斯巴达交界的小镇进行演讲。

然而，斯巴达人早已在通往小镇的必经之路上布下了埋伏。在卫士和学生们的冒死掩护下，柏拉图仅仅带上两名卫士逃往最近的雅典驻军处。雪上加霜的是，柏拉图在路上再次被几个斯巴达刺客截获，两名雅典卫士也随之战死。就当柏拉图准备拔剑自杀的时候，为首的斯巴达刺客突然喊了一声“老师”，并摘下了面罩。柏拉图感到十分惊讶，他定睛一看，这居然是自己曾经教授过的一位学生。

当初柏拉图力排众议，收下了这位敌邦的学生，没想到在这时发挥了用处。学成归国的斯巴达学生凭借出众的才华顺利进入情报系统。此次接到任务之后，他只在表面执行任务，暗地里一直帮助解救自己的恩师。得益于这位昔日学生的帮助，柏拉图逃过了斯巴达人的刺杀。

之所以柏拉图能够侥幸保住性命，就在于他开办了广育英才的阿卡德米学园。事实上，柏拉图开办这一学园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这一切还得追溯到雅典城邦在公元前4世纪的衰亡过程。

一、雅典城邦的没落

公元前427年，古希腊爆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的对战双方是古希腊的两大传统霸主，雅典和斯巴达。在战争初期，拥有强大海军的雅典握有主动权。然而战争的第二年，一场大瘟疫在雅典流行开来，夺走了包括伟大政治家伯利克里在内大量雅典公民的性命。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斯巴达一方倾斜。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民主时代，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

原本斯巴达以陆军见长，而雅典以海军见长。公元前413年，斯巴达海军在西西里击败之前称作海上霸主的雅典舰队。此战之后，斯巴达在海军和陆军方面占据了全面优势。公元前404年，雅典最后一支海军力量被斯巴达海军歼灭，斯巴达陆军也进逼至雅典城下。雅典当局被迫选择投降，长达20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胜利告终。

柏拉图这位日后闻名世界的哲学家出生在战争期间日渐衰落的雅典城邦。柏拉图是典型“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族子弟，他们家一直是雅典政治领域中颇有声望的家族。有趣的是，柏拉图只是他的一个绰号。他的原名叫阿里斯托勒斯，老师嫌念起来拗口，干脆取名叫柏拉图。柏拉图在古希腊语中就是身体健硕高大的意思，类似于汉语中的“大个子”、“大块头”。

在青年时期，柏拉图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他在文学、戏剧、哲学等方面都有颇高的造诣。柏拉图也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他在服役期间作战勇猛，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20岁的时候，柏拉图结识了当时60岁的苏格拉底。他迅速被苏格拉底的博学征服，进入苏格拉底的师门学习。苏格拉底也称赞柏拉图是他最有天赋的学生。原本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天赋出众的柏拉图很可能成为往后雅典民主政治中的伟大政治家。

然而，惨重的战争失利带来了雅典民主政体不可避免的衰落。斯巴达人以征服者的身份在雅典扶持了由30位寡头参与的傀儡政府，取代了原本的民主选举政府。在历史上，这届政府被称作雅典“三十僭主”。柏拉图和三十僭主的渊源颇深，他的两位舅舅是政府的重要成员，而他的叔叔克里提阿斯（Critias）更是其中的领袖。

克里提阿斯在原雅典当局内备受排斥。在斯巴达人胜利后，他通过向斯巴达人示好登上了政治领袖的位置。他立马展现了反民主的一面，他宣布解散原本的公民大会，任命了一批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府官员。新政府废除了雅典民主政治中引以为傲的法律体系，凭官员的私人意志行事。克里提阿斯甚至建立了一支供自己铲除异己的情报组织，对雅典实施恐怖统治。

柏拉图本来指望新政府能够重建战后雅典秩序，但他在看到克里提阿斯等人的暴虐行径后，甚至不顾亲戚情谊，公开批评他们。8个月后，雅典愤怒的民众推翻了三十僭主的统治，民主派卷土重来，重新掌握了政权。三十僭主统治雅典期间遭到迫害致死的人数，甚至可能多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伤亡人数。

柏拉图最初是支持民主派的回归的，但是现实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民主派为了在社会中重新恢复正常的法律状态，决定向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下手。其实苏格拉底本人是坚决反对三十僭主的独裁统治的，但是克里提阿斯等三十僭主的成员许多恰恰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同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战败的主要责任人阿尔西比亚德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下真是有理也说不清了。

《苏格拉底之死》是法国画家雅克·大卫在1787年创作的油画。据《裴洞篇》记载，苏格拉底拒绝了出逃的建议，饮下毒酒而死，在死前仍在与学生谈论灵魂学说。

民主派在议会中决定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两项罪名起诉苏格拉底。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审判中被多数人判处死刑。他拒绝了同伴和学生出逃的建议，在监狱中喝下毒酒身亡。处死苏格拉底是民主派在复仇心理的裹挟下做出的不理智决定。这一决定大大激怒了柏拉图，柏拉图对雅典政治彻底感到失望。

在雅典没落的政治环境中，三十僭主和民主派的统治构成了政治的两个极端。前者将独裁与恐怖统治发挥到了极致，后者则充分暴露了民主政治中蕴含的“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民主暴政与群氓问题，他们在现实中对雅典政治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一系列悲剧性的政治事变后，原先有心参政的柏拉图对政治感到心灰意冷。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选择出走雅典，周游列国。而在这趟散心游历中，柏拉图收获了重要的哲学启示。

二、阿卡德米学园的建立

在这次旅行中，柏拉图到访了意大利、西西里岛、埃及等地，结识了众多学者和政治人物。例如，他在麦加拉遇到了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es，不同于后来的几何学家欧几里得），在居勒尼碰到了天文学大家阿里斯底波（Aristippus）。但是在其中，给柏拉图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肯定是意大利南部城市塔壬同。

塔壬同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重镇。当时该学派的领袖名叫阿启泰（Archytas）。阿启泰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纷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纷争，因而可以通过统一学术研究的方法弥合人类矛盾，最终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阿启泰不仅主张要对政治家们进行哲学化教育，还要对哲学家进行政治化改造。

阿启泰组建了一个由哲学家群体组成的统治阶层，在他的带领下，塔壬同进行了比较温和的政体改革，使政治从寡头制顺利过渡到民主制。原先的统治阶层被推翻，但仍然享有一定社会权利；人民获得了应有的权力，也没有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阿启泰将哲学与政治结合的做法，给了柏拉图很大的启发。塔壬同的迅速发展状态，也充分说明了哲学家治国的可能性。可以说，阿启泰正是柏拉图后来理论中“哲人王”的历史原型。

没想到的是，一个意外事件迫使柏拉图结束了他周游列国的行程。① 当时身处塔壬同的柏拉图受到好友迪翁的引荐，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城，面见狄奥尼修斯一世。狄奥尼修斯是一位僭主，施行独裁垄断的恐怖统治。自信的柏拉图希望在狄奥尼修斯面前力陈利弊，劝说他放弃僭主政治。没想到，这一番千里迢迢的进谏还将狄奥尼修斯惹怒了。他碍于柏拉图响亮的名声，不敢杀害这位贤人。于是，奸邪的狄奥尼修斯把柏拉图交给了到访的斯巴达使节波利斯，妄图利用斯巴达和雅典的世仇关系借刀杀人。

叙拉古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最大的城市。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势力强盛，为西西里岛东部霸主。当时的统治者狄奥尼修斯一世和狄奥尼修斯二世都是有名的僭主。

波利斯在返回斯巴达的路上一直带着柏拉图，最后选择在伊齐那岛上处死柏拉图。巧合的是，波利斯虽然知道柏拉图是雅典人，却不知道柏拉图正好出生在伊齐那岛。当时，赶来观看热闹的伊齐那人把刑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柏拉图的面容却丝毫看不到紧张。当伊齐那人的首领出现在看台后，刽子手准备就位行刑。这时，柏拉图用伊齐那语大声喊出了“救命！”，瞬间震惊了所有伊齐那人。经过一番沟通之后，伊齐那人认出了这是他们的杰出老乡，所有人涌进刑场把柏拉图保护了起来。幸运的柏拉图由此逃过一劫。

事后，惊魂不定的柏拉图连忙结束了12年在外的游学生涯，选择回到了雅典。在雅典，他决定做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受到阿启泰的影响，柏拉图改变了他对政治改良的消极看法。虽然柏拉图自己已经不可能亲自参政了，但他认为可以通过创立学园、培养一大批具有哲学素养的政治家，从而间接地改善政治。在以往，像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那样开课收徒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这类教学活动很少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柏拉图希望他能够拥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汇聚一大批优秀的具有潜能的年轻学生，为在雅典推行“哲人王”政治做好准备。

在寻址过程中，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在雅典西北角发现了一片风景宜人的茂密森林。这里与世隔绝，非常适合潜心学术。他一见倾心，选定在这片森林内营建他的学园。巧合的是，这片森林也曾经是雅典英雄阿卡德米的隐居之处。为了纪念阿卡德米对雅典所做的伟大贡献，柏拉图将他新营建的学园命名为“阿卡德米学园”。阿卡德米（academic）也由此成为英语中“学术”的代名词。

《雅典学院》是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桑西于1510到1511年创作的一幅壁画作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位居该画的中心位。

公元前387年左右，阿卡德米学园修建完毕，柏拉图在学生们的夹道欢迎中第一次走进了这所学园。自此之后，柏拉图将全部心血投入到了学园的教学工作中，培养了亚里士多德、欧多克苏等在内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柏拉图正是凭借阿卡德米学园的教学活动，达到了他人生中的巅峰。随着学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国君主争先恐后希望得到他的政治咨询意见。例如，马其顿国王佩尔迪卡二世、小亚细亚统治者赫尔米亚都曾在柏拉图的参考意见下推动了比较进步的政治改革运动。

由此可以看出，柏拉图手中虽然没有任何政府的实际权力，但是他通过学术活动赢得了更广泛的隐性权力。对于当时希腊及周边各国的君主而言，获得柏拉图的认可，无疑是一种无比崇高的荣誉。从阿卡德米学园中毕业的学生们，也大批步入各国政坛。可以说，柏拉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确实让他的理念逐渐在现实政治中得以践行。

三、柏拉图与诗人的冲突

柏拉图很清楚，一个城邦要想真正达到所谓的理想政治，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对于年轻人的教育，这不仅塑造着未来城邦公民的教养与品质，更具体关联着城邦的未来走向。柏拉图的教育观点主要记录在他的名著《理想国》中。法国哲学家卢梭就曾说过，有些人听名字，以为《理想国》是一本纯粹讨论政治的书籍，但它实际上是一部非常好的教育书籍。

在柏拉图的理论中，城邦中的人是根据不同主导的灵魂功能而划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听凭欲望活动的人是生产者，发挥意气的人是护卫者，进行理性思索的是哲人王。对此，柏拉图教育的核心观点是：通过合适的教育手段和方法，激发出最适合每个人的道德品质。相应的，最适合生产者阶层的品德是节制；最适合护卫者阶层的是勇敢；最适合哲人王阶层的是理智。

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教育方法，对于前两类中下阶层，尤其是护卫者阶层，柏拉图提供了一种公共教育的方案。柏拉图对护卫者阶层做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一个养得好的卫士就像一条养得好的警犬。护卫者应该对敌人无比凶狠，对自己人无比温和。那么如何培养有节制的生产者、勇敢的护卫者呢？

柏拉图首先提到了音乐教育。古希腊的音乐概念要比当代广泛的多，当时的史诗、诗词、文章等都可以通过和乐的方式演唱出来。荷马、赫西俄德是古希腊著名的诗人，雅典的小孩子也都是听着他们撰写的史诗故事长大的。虽然柏拉图年轻的时候也曾有一段时间沉迷于史诗与戏剧创作，但是《理想国》中他对这些诗人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柏拉图不喜欢诗人们编造故事的方式。哲学关注的是稳定不变的真理，而诗人们总是乐于描绘某种虚幻的画面。

柏拉图对诗人们更关键的批评是，他认为诗歌容易激发起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使人摆脱理性的控制。比如在荷马创作的《奥德赛》中，希腊英雄奥德修斯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侍者提壶酌酒，将酒杯斟得满满的，丰盛的宴席上麦饼、肉块堆得满满的。”柏拉图认为必须删去这些段落，否则年轻人听到还如何做到自我克制。

荷马是古希腊著名的诗人，他创作了两部古希腊长篇叙事代表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他的史诗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伦理观念。

再比如，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描绘了英雄战死后的凄惨画面，他说道：

“魂灵儿离开了躯体，他飞往哈得斯的宫殿，一路痛苦着命运的不幸，把青春和刚气一起抛闪。……如危岩千窟中，蝙蝠成群，有一失足落地，其余惊叫飞起：黄泉鬼魂熙攘，啾啾来去飞鸣。”

柏拉图也要求这些引起人们心理恐惧的段落必须删掉。优秀的城邦公民应该要为自由而无畏战斗，不能害怕死亡。

柏拉图不客气的说道，国家必须要对所有诗歌进行审查。从青少年的教育出发，对一切不利于少年健康成长的诗歌，应该禁止在城邦中流传，对于创造这类的诗人都应该被驱除出境。所有涉及到公共教育的诗歌都必须是健康有益的，宣传正面的道德品质。这也是柏拉图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的原义。如果按照柏拉图对诗歌的审查力度，不仅《荷马史诗》这类杰出的文学作品将遭到严重阉割，甚至荷马本人也会被逐出城邦。

柏拉图其次提到了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他要求年轻人严格进行身体锻炼，培养敏锐的视觉和听觉，在任何天气下都能做到泰然处之。他还规定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比如年轻人不能多睡、不能吃甜食。柏拉图甚至还提倡年轻人不能吃复杂的食物。例如，柏拉图只允许年轻人吃烤肉不能吃炖肉。因为烤肉这东西很容易搞定、找到火就行，什么地方也都可以做，而炖肉就需要坛坛罐罐和各类调料。

在希腊乃至西方历史上，柏拉图对诗歌和诗人等的批评，就深度、广度、用词的严厉和抨击的次数而言，都创下了空前甚至绝后的记录。在柏拉图设计的公共教育环节中，所有内容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并且以极为朴素的方式锻炼年轻人的身心体魄。柏拉图说道：“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在这方面，柏拉图显然更认可斯巴达而非传统雅典的公共教育思路。

柏拉图理解的公共教育带有很强的规范与引导意味。城邦里中下阶层的年轻人不能自主自由地选择接受教育的内容，他们只能学习指定的内容。柏拉图认为，他们在严苛的教育氛围下长大，这样能够抵制了个体腐化的倾向。同时，柏拉图认为公共教育的目的并非是成就个人的才识，而是服务于城邦的特殊政治要求。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生产者对自己节制，却对城邦奉献所有；护卫者丝毫不顾及个人安危，为城邦的自由奋战到底。柏拉图公共教育的最终目标正是，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性利益，共同捍卫集体自由。

然而公共教育的体系并非是自给自足的。由于柏拉图预设接受公共教育的这部分人群是缺乏理智的，那么即便他是一位再优秀的生产者或护卫者，仍然不具有承担制定、审查或完善公共教育内容的能力。公共教育始终需要一个特殊的精英群体为它提供智识上的保驾护航。而对这部分特殊群体采取的教育模式，显然不同于公共教育。

四、如何培育“哲人王”

柏拉图创办阿卡德米学园的初衷正是探索一种全新的精英教育模式。他希望汇聚少部分极具哲学天赋的年轻人，在世外桃源的学术园子内，对他们采取与社会公众不同的教学方案。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中切入了全文最核心的主题，探讨如何培养城邦中具备“哲人王”潜质的年轻人。

具备这一特殊潜质的人肯定是极为稀少的，柏拉图初步给出了一些特点，比如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等等。他们一般从童年起就是孩子中的尖子，甚至兼具了身体素质与理智天赋。但柏拉图提醒道，这部分年轻人从一开始就面临极大的诱惑，他们从小可能会赢得大家的赞美，甚至会有部分有心人提前谄媚，希望在日后能够求得裙带关系。这使得有天赋的年轻人很容易飘飘然、妄自尊大，甚至萌发大权独揽的政治野心。假如无法得到合理教育的引导，天赋出众的他们存在成为僭主的可能性。

针对于此，柏拉图为他们开出的第一道药方就是远离群众。柏拉图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反民主的立场，这一般很难被现代人接受。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中对雅典民主制感到极其失望，他借苏格拉底的口，在《理想国》中说过一个名为“洞穴之喻”的故事：

原初大家都活在洞穴之中，只能凭借火把的光亮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子。而哲学家可以凭借自己的思考，逐渐向上攀登，直到走出洞穴之外，看到真实的世界。哲学家这才意识到，原本在洞穴内看到的影子只是洞穴之外真实万物的投影罢了。哲学家返回洞穴费尽口舌向群众解释，而洞穴内的群众却坚持把这些眼前的影子当成真实的东西，嘲笑哲学家们看到的才是幻觉。

洞穴之喻是柏拉图《理想国》中最知名的举例。在洞穴之喻中，柏拉图心目中的哲人王政治与传统雅典民主政治的对抗达到了巅峰。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显然是为了讽刺当时投票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公民们。他认为，哲学家只有尽可能远离群众，才可能摆脱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他把阿卡德米学园设立在了雅典城外的森林之内。柏拉图也说过，最好把“十岁以上的有公民身份的孩子送到乡下去，改变他们从父母那里受到的生活方式的影响”。

在提供了一个远离世俗生活、方便进行纯粹学术思考的环境之后，柏拉图为有天赋的年轻人开出了第二道药方：独特的课程设计。在公共教育的部分，柏拉图主要强调的是音乐和体育教育。而在精英教育中，柏拉图则列出了四门必修课：

第一门是算术。这种算术不只是要求掌握算术的技巧，而是要求他们关注数的本质。因为算术关注的是恒定不变的数字，这有助于年轻人从欲望的花花世界走向理性世界。

第二门是几何学。同样，学几何学不是为了让年轻人们懂得如何在战场上排兵布阵，而是让他们关注一种永恒性的事物。柏拉图说道：“几何学的对象乃是永恒事物，而不是某种有时产生和灭亡的事物。”

柏拉图对几何学十分重视，甚至在学园门口挂上了“不懂几何学请勿入内”的告示牌。在算术和几何学上，柏拉图显然受到了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的影响。毕达哥拉斯最早把数字视作宇宙的本原。古希腊数学绝非像今天只注重数字计算，它更关乎宇宙生成等自然哲学领域，是一条由现实世界迈向真理世界的重要途径。

第三门是天文学。我们有趣的发现，柏拉图的必修课呈现了从一维的算术到二维的平面几何，再到三维天体的阶梯上升序列。柏拉图理解的天文学也不只是观察一些天空中的星星，而是把它们理解为一种恒定的宇宙运动。

第四门是辩证法。辩证法是柏拉图认为对年轻人影响力最大的学科，但其实它在柏拉图的思想内部也有不同形态。早期柏拉图的作品中主要呈现为一种“对话式辩证法”。对话者往往采取谦虚的姿态，让他人先说出自己的理解，然后针对他人的发言提出逻辑上的矛盾之处，以此逼问出下一种理解，再揭示其矛盾，以此循环往复。“对话式辩证法”的主要特点是揭示矛盾，让人们质疑自己平时习以为常的俗见，但是很少给出一个最终答案。它更侧重批评性的过程，而缺乏结论上的确定性。

《柏拉图对话集》中包含了柏拉图从早期到晚期的对话作品，其中较为知名的有《苏格拉底的申辩》、《会饮》、《裴洞》等。

晚期柏拉图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一种“思辨的辩证法”。作品中对话的部分越来越少，独白的部分越来越多。它不借助任何感官的活动，更接近一种逻辑上的纯粹理性推演过程。在认识过程中，柏拉图首先认识具体事物中含有的部分理念，然后依靠心灵自身上升去把握较高的、更一般的理念，最终达至对普遍理念的认识。因此，“思辨的辩证法”更侧重对答案本身的递进性认识。

以上四门学科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区别，但它们的学科本性其实具有一致性：它们都是追求一种抽象的、恒定的真理。柏拉图希望有天赋的年轻人尽可能避免学习一些应用性质较强、与现实世界关联较强的学科，而是学习那些关注真理本身的理论性学科。

柏拉图虽然为有天赋的年轻人定制了详细的课程设计，但倘若他们只是被动性的接受知识灌输，那么它也无法从事创造性的学术工作。因此，柏拉图为他们开出的第三道药方也就是：自由学习。柏拉图曾说：“一个自由人是不应该被迫地进行任何学习的。被迫进行的学习是不能在心灵上生根的。”

相比较公共教育带有更强的规范性与强制性，精英教育完全是自由自觉的，它基于学生对自己学习内容的尊重与热爱。那些有志于成为哲人王的学生，必须始终坚持对正义与理性的思考。柏拉图也曾批评过学到一半就轻飘飘的年轻人，他们只是把自己所学当作一种炫耀的工具，“就像小狗喜欢拖咬所有走近的人一样，喜欢用言辞咬人”。不友好的哲学讨论往往败坏了哲学的名声。

哲人王这类精英教育的目标绝不是量产一批掌握一定技巧的学生，而只是培养出少数甚至是一个优秀的哲人王候选者。柏拉图认为哲人王教育的实现虽然困难，但只要路子走得对，就还是可能的。这些哲人王的后备人才把正义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通过促进和推崇正义使自己的城邦走上正轨。

五、如何评判柏拉图的教育理念

公元前86年，古罗马与本都王国发生了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雅典处在两国势力的冲突区域。当时的雅典僭主阿里斯提昂站错了边，在威逼利诱之下导向了本都王国一派。不久后，罗马统帅苏拉攻入雅典。出于报复心，他把阿卡德米学园所在的树木全部砍伐并摧毁了学园。

在公元410年甚至更早一些，阿卡德米学园被雅典的普鲁塔克重建。在断断续续绵延900多年后，公元529年，当时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在征服希腊之后，出于宗教上的考量，宣布彻底封停阿卡德米学园。从今人的视角看，阿卡德米学园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教育机构，直接建立了后世欧洲现代化大学的雏形。

阿卡德米学园在历史的动荡中仍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那今天我们又如何评判它的创始人——柏拉图的教育理念呢？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虽然分成公共教育和哲人王教育两个部分，但是以后者为代表的精英教育显然是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精英教育是一种纯粹的自主学习过程，拥有学习资格的是城邦中极少数具有哲学天赋的年轻人，他们的学习内容是真理。学成的学生也在未来可能成为城邦的哲人王，发挥他特有的理智天赋，决定城邦的政治走向。而公共教育只是针对中下层、缺乏理智天赋的普通年轻人，他们学习的是被审定的教育内容。这些人的最好归宿也只不过是成为城邦中一颗有用的螺丝钉。

因此，柏拉图是一位提倡“差异性”、“选择性”教育的哲学家。他设计的公共教育和精英教育之间泾渭分明。学生们想要进入阿卡德米学园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他们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学生是雅典贵族，他们通过资助学园的方式获得学生资格；第二类是天赋极高的学生，他们往往需要面见柏拉图本人并获得亲自认可，才可留在学园内学习。一般平民很难具备进入阿卡德米学园学习的条件。

柏拉图的精英教育中包含了大量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发光的教育理念，例如坚持对理论知识的纯粹追求、培养学生的高尚品德、强调学习的自由自主，但是柏拉图过度强调精英教育的特殊性在现代世界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现代教育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提倡“教育机会平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能过度拔高柏拉图精英教育的意义。

同时，柏拉图的教育理念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种接近于极权政治的形式。少部分杰出的精英掌握了社会中的全部权力，他们以发挥理智的名义要求社会中剩余的成员听从他们的指引。在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柏拉图的《理想国》也被作为极权政治的典型代表遭到批判。但是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虽然柏拉图是在批判雅典民主制的前提下，力主一种精英教育和精英政治的模式，但他同样并不认可三十僭主这类极权政治的模式。在哲人王的教育培养方案中，柏拉图也多次强调要避免天赋出众的年轻人走上通向僭主政治的歧途。

柏拉图自信地认为，哲人王的特殊教育方案，能够有效规避哲人王身上的非理性部分，促使他始终保持一种对理智和正义的坚持态度。但是，在现实政治的运行上，极权的政治模式、集中的政治权力确实在客观上容易将任何掌权的精英腐化。然而，简单地将柏拉图斥责为“极权主义者”，或过度贬低他的精英教育理念，显然也是不符合柏拉图本义的。

其实，精英教育和公共教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古希腊的历史经验提示我们：如果偏颇强调其中的任何一方，社会都有可能走向三十僭主或是民主暴政的政治极端。

注 释

①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② 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③ 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①] 泰勒在《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的注释中讲述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由于柏拉图早期活动的资料非常匮乏，因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根据他的说明，狄奥尼修斯一世绑架柏拉图的记载，较早是出自科尼利厄斯·尼波斯的《狄翁》一书，也可能来自西西里的历史学家蒂迈欧那里。

原标题：《柏拉图的设计：公共教育与精英教育|读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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