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2020：正确与不正确的100天

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人人嘴上不讲，但人人心里明白。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

——埃尔文·怀特（Elwyn B. White），1948年，《这就是纽约》

2020年2月末，极寒，去缅因州拜访傅路德和富平安夫妇的一双儿女。3月1日返回纽约，晚上八九点的时辰。给妈妈打微信电话，相当于武汉3月2日的早晨。“造孽哦，连过生日哥哥们都冇得办法过去一下。1月23号‘封’的城，几时能看到头啊，都快四十天了”。到底是老娘，“怕么事？我都83了，心里有数得很。你那边么样啊？”我说纽约安全，一个病例都没有。第二天一早，纽约州长科莫（Andrew Cuomo）在广播里喊：纽约市曼哈顿岛，从伊朗返回的39岁女性，昨天确诊，纽约州首个新冠病毒感染病人，“会出现社区传播，但是没有担心的必要”。

民主党的这个官二代，从此成了电视屏保，天天声情并茂，与作古正经的共和党总统特朗普打上了擂台。新闻抑或是宣传早就分不清了，双方辩友都很卖力，“塑造”民众“正确的集体记忆”。5月29日，这人又喊， “纽约有望6月8日复市。历史上没人重启过纽约，历史上没人关闭过纽约。这要记上我的功劳簿”。

别扭吧？是我的脑子还是他的脑子坏了？一提起灾难，就不由自主，深以为伟大并自我感动，难道不是一种智力残缺或者情感障碍？凭君莫话封侯事，3月24日此君还在和特朗普吵架，“呼吸机联邦只给了400台，纽约急需30万！”

3月1日到6月8日，整整一百天。纽约，无法呼吸。

三月：“破坏实验”

三月之前，纽约还是纽约，怀特七十年前就下了定义：“纽约是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和金融荟萃之地，在这么一个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然而，三月来了。

靠近市区北端的西切斯特（Westchester）县，住着一名天天到曼哈顿42街上班的律师。2日确诊，可能是他也可能是他的家人参加了犹太教堂的活动，反正后果很严重，当地3月5日8个感染病例，3月8日82例。3日之前纽约做过感染检测的不到20人，但州市政府“一切尽在掌握”， 10日西切斯特调集了国民警卫队。4日与哥伦比亚大学一步之隔的布朗克斯疫情爆发。11日到13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同步决定远程授课测试，校园嗖嗖蒸发到了“Zoom”上面。从山东出国被拒签八次的美籍华人袁征，估计惊掉了下巴。2011年研发的视频会议软件这般席卷全球，而且是拜疫情荒诞紧逼的天意。嗅觉灵敏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撤离，光纽约大学就有超过五千名中国学生。逃亡还是留守？是莎士比亚级别的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朱生豪1943年译成“生存还是毁灭”，第二年不到33岁被肺结核凄然毁灭，也是飞沫传播的传染病。不详与恐慌深埋人类的基因。不知所措的超级都市，困兽聚集。

3月12日早间，大都会博物馆通知当晚闭馆。赶去布鲁尔分馆，抢看了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个展《一切归于绘画（Painting after all）》。德国人何以反省纳粹的残暴？而极权会借着人性怎样的弱点堂皇吃人？大都会乃第五大道“博物馆一英里”的旗舰，晚上一个一个网站点进去，闭馆、闭馆、闭馆……，图书馆、剧院、学校、教堂应声倒下。上东区大道上空留着广告旗，从2月到年底，写什么的都有，是一张张已经毁约或者誓不兑现的苍白婚约。13日，惠特尼博物馆，穿过熙熙攘攘赶末班车的头顶，特展《美国生活：墨西哥壁画家重塑美国艺术（Vida Americana: Mexican Muralists Remake American Art）》的前言弹眼落睛：“墨西哥在1920年代革命结束后，经历了彻底的文化革命。艺术与公众之间建立了新关联，直接向人民宣讲社会正义和民族生活”，当下美国艺术家要 “去创造美国历史和日常生活崭新的历史叙事，以艺术来反抗经济、社会和种族的不公”。纽约知识阶层引以为豪的“政治正确”里，太多的似曾相识，“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瘟疫不是革命的充分条件，但它突显了矛盾、引发了混乱、攒够了干柴。闭馆百天后，惠特尼博物馆的首页，馆长表态“我们站在黑人社群（black communities）那边”。然而，同志们，“黑人（black）”一词的用法正确吗？1960年代倡导民权，“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之后不可用肤色称呼人，“政治不正确”，要改说“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1980年代美国又“身份政治” 了，“黑人”一说成了斗争的铠甲；“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2013年爆发，当下正在风口，5月底的纽约下城，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6月8日谷歌公司表态，“黑名单”一词不正确，要改说“禁止名单”。语言，被人心任意摆弄，人类无非是举着它的旌旗翻覆云雨罢了。

1954年，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Harold Kafinkel）提出“常人分析法”，来研究普通人的行为处事。历史不是在和纽约开玩笑，巨型的国际都会成了他著名的“破坏实验”的标准实验室：通过在社会生活的实践局部引入混乱，造成局部失范，从而发现实践活动的内部规律。以打破常规来发现常规，如此拗口的学理在纽约的日常里通俗易懂：3月中，肉制品、意大利面和面包等主食和调味酱料的货架空了，一下子明白美国民众的基本伙食都是啥。3月底，卫生纸、洗手液、消毒剂的货架，无辜地贴着限购的纸条，纽约人用起清洁用品向来有种不羁的豪迈，这不是卫生意识升级了，而是对疫情的漫长何其恐惧。再来看纽约市的“金领”人口分布。第五大道1140号是上东区老牌古典豪宅，阿尔巴尼亚裔的门房告诉我一半的住户都出游了，可见至少半数左右的年长“上等纽约客”在山区和海滨是有度假别墅的，而且是“到下城东河边直接坐直升飞机就走了”；再去中城57街东117号，这幢靠近中央公园的新式豪宅有约200个单位，熟识的斯里兰卡裔（纽约门房的族裔很有意味）保安说，现在真住在里面的只有二三十户——很多房主是外国人，买套公寓不过是在纽约置办一间私家旅馆客房罢了，现在谁还敢来谁还能来；本地房主大多去了度假屋，这既说明世界范围内“new money（新贵）”在“old money（贵族、富二代）”前已是毫不怯场，也可见纽约的“高尚社区”并不是纽约人的了。（这也是环球现象，普通话和英文在上海市中心都比上海话好用。）两幢楼里这类主动、快速、自觉的“金领隔离”，世界各地都有，其中会写字的还写了不少精致且高尚的文章，比如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斯利玛尼（Leila Slimani）3月13日离开巴黎，逃到度假宅邸开始乡居隔离生活，并在风景如画之地为《世界报》撰写 “疫情日记”，连载了六篇即被叫停，被认为是“何不食肉糜”的法国版。……记下的日子，各有各的幸与不幸。

23日纽约市所有非核心商业机构禁止营业，非核心工作开始居家办公。中央车站下午四点的光景，全天候的喧嚣嘈杂一下子彻底静音，眼光所及，绝没超过二十人！4名男性摄影师长枪短炮，2名男性旅客快步流星，其他全部是向你走来的男性乞丐。我夺门而出。谁建造了纽约？谁寄生在纽约？谁维持着纽约？谁享受着纽约？谁向往着纽约？“破坏实验”下，水落石出。日夜不息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的平凡人的搏命的潮汐退去，纽约静了下来。

铜牛身边永远的人群被掠去了，它耙着华尔街的地皮，不肯倒下去。矗立的高楼晾在那里，世界不再等着我们、看着我们以及围绕着我们。

四月：社交距离

2003年初，我在香港经历SARS疫情的全过程。全港人戴着口罩，坚忍地让一座特大城市运转如常。这次纽约大动静，闭市停工，还兴出“要戴口罩、居家禁足”和保持6英尺（2米）“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的规矩。这套由政府和卫生机构搭起的新规范，挑战着人们的生活秩序，日子的过法开始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别了。一开始，纽约人对口罩很排斥，一是当地文化中只有病人和抢劫犯才戴口罩，二是媒体在月初极力宣传把口罩留给防疫物资储备不足的一线医护人员。愚人节那天我给房东所在的居委会打电话，请主任拜托物业加强楼道里公用电梯和门把手的消毒，她才意识到危险已经不再是愚人节的骗局；76岁的她开始发烧，疑似感染，家里居然没有备用口罩；房东是她的老闺蜜，急着要去探视，被我强行拉住，“现在这样做不正确！”

“社交距离”对纽约人来说，是毫无概念的概念。与其说是陌生的生活样态，不如说是既有的阶级标尺。与“金领社交距离”的多选项和跨地区尺度相比，“蓝领社交距离”几乎就是个传说。“核心从业人员”，除了医护外，超市、加油站、药房的员工，大多是拿周薪的底层劳工，而家政护工、送外卖的、送快递的，多是西班牙语裔、亚裔和黑人，不上班就没收入，这些工作既无社交又无距离。中产阶级的“白领社交距离”，是布尔乔亚式的甚至带着道德意味的。布鲁克林是纽约之“小资圣地”，乔氏超市（Trader Joe’s）环保、全球、有机，弄得中产很舒服，金色大街上排队的人儿，2米一哨地站了两个街口；六大道4街口上的“公园坡食品合作社”（park slope food coop），1973年成立，大名鼎鼎，有近2万名会员，会员想激活？每四周务必在店里工作2小时3刻钟。“公园坡”这个地界住着的是什么阶级？有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代新人”！举个例子，现任纽约市长民主党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搬入官邸前就住在这里，1994年他把曾经是女同性恋的激进黑人活动家麦克雷（Chirlane McCray）掰直成婚，生下混血儿女一双，2001年自己改随母姓（他的父亲是德国裔，母亲是意大利裔），恨不能在自己身上克服整个时代的“不正确”。“公园坡食品合作社”，杠杠的，不认同他们价值观的恕无可卖，非会员只可参观不可购买。闭市已经快一个月了，排队的会员不慌不忙，站了一个街口，数一数，15个，直接可以拉上T台，各自有型，是买个菜都要扮上的那种，当然也是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在家工作”的阶层。有点钱有点闲，买贵点、排队时间长点都没关系，因为这很“道德”，当然就比去贴隔壁的华人小超市买通过资本主义自由商品渠道批发来的蔬果要“正确”了。1950年代，中国也搞过农村合作社，集体所有、集中劳动、按劳分配，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没想到，风水轮流转，中国改革开放了，市场经济了；轮到纽约的城市中产办起了“政治正确”的合作社，人按思想分门别类了起来，居然“风景这边独好”。

4月12日的复活节未能天随人愿，原定2周到期的闭市计划并未解禁。墓地全部大门紧锁。一家三代，被阻隔在一处铁门外。小孩子很天真，“是怕我们传给爷爷还是怕爷爷传给我们呀？”围栏外人们留下鲜花、兔子的玩偶和棕榈叶的十字架，“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4月13日得知坚持每天健身跑的女友竟然发烧了，背部剧痛，15日测试确认感染新冠病毒，18日她的九旬老父病逝，20日入院吸氧，服用羟氯喹起效，24日她的母亲因感染病毒以及其他固疾离世；27日她才出院返家，妹妹又被确诊。牵记、伤痛和歉疚，都敌不过“正确”的隔离。

纽约市长宣布，为保障监狱里的“社交距离”，在三月中旬之后的三周内，城市监狱释放了1500名囚犯，纽约囚犯人数减少到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纽约很多地方比如皇后区的科罗纳（Corona，意即“冠”），恐怕要比监狱更难保障“社交距离”，熙攘的街巷挤得像城隍庙，满街都是南美移民开的店铺，间或几个劳碌华人从旁边的法拉盛匆匆穿过。像是命运的捉弄（这次流行的就叫冠状病毒Coronavirus-19），这个通用西班牙语和汉语的贫困街坊成了纽约最重的疫区。并不是所有人都领情白思豪的“伟光正”政令，3月底开始，苏荷区的奢侈品店在玻璃橱窗上加装三合板，被嘲笑说是“反应过度”。纽约人忘了，这些广布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欧洲名牌，刚刚被“黄马甲”运动洗礼，见识过大世面。路易威登还维持着体面，“稍歇的旅程终会再出发”；拉夫劳伦甚至很励志，“携手并肩，共克时艰”。然后就是5月31日，“欲盖”终于“弥彰”，苏荷区一夜之间火光冲天。

4月的纽约，忍耐、压抑、平静。百无聊奈的日子里我想，它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呢？3月27日特朗普签署法案，动用2.2万亿美元作为纾困金直接下发，4月15日，房东、邻居甚至我认识的几名中国留学生，都说收到了署名是总统特朗普的通知函和汇款，“在与看不见的敌人交战之时，我们也在全天候地努力工作，保护像您一样努力工作的美国人免受经济停摆的困扰。”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为疫情期间失业的劳工，提供每周600美金的额外失业福利。白宫经济顾问顾德洛（Larry Kudlow）在有线电视新闻（CNN）上发牢骚，“我们等于是发钱给民众，让他们不上班。金额比工资还高”。一到4月就接到市政府打到住处的电话，说从3日起，纽约435个地点（领餐点大多设在公立学校）从周一到周五都可以免费领取一日三餐，无需任何证件和证明；60岁以上长者可送餐到家。我跑到离我最近的“市立第53小学”一探虚实，遇到干了23年的总务长老约翰，他每天早上5点第一个来学校开电闸开烤箱，6点半老师们来分装食品，7点半发到下午1点半，每天来的街坊能有两三百，“都愿意留给更有难处的人家”。学校的外墙是民间艺术家勒贝多（Scott LoBaido）2013年画的巨幅美国国旗，我前年采访他，知道这位“星条旗专业户”25年的作品虽然数以千计，但纽约主流艺术圈对他各种看不上；对因此被冠以“民粹主义者”的帽子，勒贝多格外愤愤不平，他坚持认为这面旗帜是“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我不知道他的判断对不对，但这一张支票和一顿饱饭，中气十足。

疫情为星条旗在纽约赢得了短暂的“正确性”，毕竟这座城市的“政治正确”是属于彩虹旗的。2019年同性恋运动五十周年纪念，纽约宣布整个六月为“骄傲月”（以多样化的性倾向为傲），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代表着LEGTQ社群（同性恋、变性者、跨性别主义者等）的彩虹旗和彩虹图案。不过今年四月，“彩虹图案”被部分纽约人赋予了新意，人们在窗户和门扇上手绘彩虹，表达对“雨过天晴”的期盼，也向身边的一线工作人员致谢。在共和党倾向的史泰登岛更是随处可见，这也很好理解：纽约的其他四个区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区和布朗克斯，都是民主党倾向的，文化上“先进”左倾，彩虹旗必须是“骄傲”的；而史泰登岛的原住民多为工人阶级，他们及其子女的涂鸦，很难入其他纽约客的法眼，不仅艺术上土俗，观念上也很不“高级”嘛。然而，我却因为这些彩虹，对纽约保有了最低限度的信心。邻居珍妮的弟弟在纽约市消防局紧急医疗服务局开救护车，带着外甥来看她，因为社交距离，只能楼上楼下地喊话，两个孩子在楼下的水泥地上画起了彩虹，“献给最爱的姑妈”。珍妮很骄傲地介绍给我认识，“我还有个姐姐在做护工呢，担心是担心的，但他们俩救过来好多人啊”。我向阳台上的她挑起大拇指，这难道不是最善良的价值观和最美好的公民教育吗？在整个世界神魂颠倒地保持着“正确”和“距离”的时候，普通百姓以及他们的常识、常情和常理，是潺潺流过心田的溪流。道不远人。

五月：破碎与断裂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生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春雨的确催促了那些“迟钝的根芽”，但很多人却没能跋涉出四月纽约的“荒原”。

闭市之后，失业、酗酒、吸毒和自杀的人数攀升，皇后区在五月开始前的六周内自杀人数已是去年同期的2倍，达16人。4月26日，纽约长老会医院急诊科主任罗兰·布林（Loran Breen）医生自杀，以悲壮的方式，宣告了这座城市疫情2个月来惨烈的身心伤亡。截至6月8日复市，纽约共有20.5万人感染，2.2万人死亡。然而，往日承担着社会救济、心理安抚和操办人生仪式等众多重要世俗之责的社会机构，仍旧被迫关闭；哪怕不少教堂申辩这些事项理应属于社会的核心需求，很多机构也质疑这对私权构成了侵害，大量民众甚至以1968年“香港感冒”在美流行而政府并未介入来申明公民和社会都需要责权对等的自由与繁荣；但大家心知肚明，很多地方的政府和政党都视疫情为千载难逢的机遇，以疫情为名，掌控了前所未有的权势，这在社会组织原本极为自主且活跃的纽约颇为新鲜。宗教团体在政治正确的纽约更是早已式微，5月23日现任天主教纽约总教区枢机弟茂德·多兰（Timothy M. Dolan），来到纽约史泰登岛洛雷托山这一纽约托幼慈善事业的始发地，为因疫情亡故的946名岛民祝祷。这一兼具历史和现实价值的新闻，《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只字未发，我是在很多当地人的脸书上看到的。主教冒雨上岛，来到民间艺术家勒贝多创作的装置作品《音容946》前，天空放晴，若奇妙恩典。疫情期间殡葬业停工，没能做最后告别的家属聚集到这里。海边拾来的枯木还是抵挡风雨的翅膀，沙滩上的946块玻璃破碎却还轻触低吟。这是生命毁而不灭的声音。

6月4日，两家精英医学杂志《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撤回了两篇备受瞩目的冠状病毒论文，原因是原始数据的来源可疑；而前者已经产生全球影响，世界卫生组织（WHO）因其紧急叫停了羟氯喹的药物试验，而该药因为曾被特朗普热捧，而在媒体上被热讽冷嘲了不短的时间。3月州长放声大叫纽约需要30万台呼吸机犹言在耳，而“美国健康与指标研究所”的数据模型显示，4月8日纽约已达呼吸机预计使用的峰值5008台，实际使用量只会更少。曾经喧嚣的媒体，莫名的万马齐喑。神仙打架，百姓不由得怀疑学界、政界、商界和媒体是否是同谋。4月30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五分之三的美国人不能或者不愿意使用“感染跟踪系统”（类似中国的“健康码”），尽管谷歌和苹果公司都设计了应用软件，但由于人数不够这项跟踪技术的基数而无法投入使用。硬件上的原因在于，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智能手机；而拥有智能手机的人中，愿意用和不愿意用的人平分天下。有意味的是，民主党人更愿意用，也包括害怕感染后有严重影响的，他们更倾向于依靠政府；而不担心疫情的和共和党人则很不愿意，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过多介入私人生活，害怕个人隐私被泄漏或被不当使用。6月20日众议员科尔斯特（Alexandria Ocasio-Coryez）在推特上提及中国民众熟悉的“抖音”，这名30岁代表纽约州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对网络水军喊话，“看到并感谢你们的贡献”，直言大量青少年在抖音上注册特朗普的竞选造势大会门票，却有组织地放了他的鸽子。此事真相待考，但当晚特朗普刚刚开讲，科尔斯特8点32分就发了这条推特，集了23万点赞，却是真的。

2020开年，在疫情还是四面楚歌的时候，纽约只有亚裔在周围人白眼里戴着口罩，可是到了5月纽约人离开口罩已经寸步难行。4月15日，白思豪市长在疫情简报中公布“口罩令”，这一政令要求大家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并无争议，但它授予任何人秒变便衣警察的资格，遇到进店未遮面的顾客，都要拍照上传“到311政府热线告警，警察会进店帮助执行”。可笑的是，白思豪素以“煽动反警察情绪”而与警察势同水火，2014年底纽约华人警官刘文坚和队友拉莫斯因公殉职，数百名警察在白思豪到场悼念时以背相对，“背对”由此成为纽约警察“面对”本届市长的标准动作；不可笑的是，2个月后，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P. Floyd）遭明尼苏达警员跪颈致死，引发全美对警局的抗议，纽约市警务处长谢伊在6月16日突然宣布，取消市警打击犯罪小组，全市约600名便衣警察面临重置。纽约人一向看重肖像权，对着陌生人拍照显然有悖旧有的“教养”。纽约的老百姓对极权还是太没有经验，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在尊重个人权利的私有制社会，这是公权力堂而皇之高歌猛进的前奏，而公权力一旦鼓动群众起来斗群众，一只口罩就马上会变成“武器”。5月15日美国炸鸡连锁店派派思（Popeyes）在上海淮海路开出旗舰店大排长队；这家快餐店在纽约门店多得是，特别受黑人欢迎，住处附近就有一家。经理是黑人，店员黑人、白人和墨西哥人均分。勾起馋虫的我16日进店一看，前面站着2名黑人和一名白人青年，都没有戴口罩；经理出来说，没有口罩不许进店。一名黑人很大声，“有没有搞错？我们是顾客，送钱给你的”；另一名马上举起手机，“他的口罩露出来鼻子，她的口罩挂在耳朵上。我叫警察来，你们现在就关张滚蛋”；而同行的白人青年不响。在现场喧嚷不安的氛围中，我脑子里全是孔飞力《叫魂》里的话，“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五月底，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与祖国之间的距离成了“乡愁”——乡愁是一张窄窄的机票，我在这头，上海在那头。2月28日美联航为应对中国疫情爆发，宣布取消4月30日前的所有中美航班，涵盖了我原定双程票的回程时间，改签5月4日；3月26日中国“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4月2日美国国务院发出推文，呼吁海外美国公民“立即回国”，引发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网上更是各种脑洞大开的猜测；没想到人家一语成谶，“国际间商业航线停航”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四五月间，世界范围内没有不是“万水千山总是难”的。6月3日美国运输部要求中国航司从6月16日起停飞中美航线；6月4日，中国适度放开了对美国航司的限制。这简直就是曙光，我立马算了算，如果美联航申请航线，中方可能批准，可能不批准；如果批准，美联航会在现有的三条航线（洛杉矶飞北京、纽约飞上海、旧金山飞上海）中选一条；如果选中我买的纽约飞上海航线，会在一周七天中选一天；二分之一又三分之一又七分之一，我改签的7月2日的机票会有四十二分之一也就是大约2.4%的执飞几率！痴痴地等，美联航7月6日起恢复了旧金山到上海的航班。签证就要到期，“鸿雁啊，天空上，队队排成行”。

社会的断裂熬到五月已经再也无法掩饰了。“家庭观”几乎可以看作美国民众世俗的宗教，而家庭成员的人生礼仪差不多就是宗教节日，尤其是孩子们的毕业典礼。今年所有的毕业礼都在云上飘，不少人家的门口，都插着大中小各类学校的毕业祝贺标志。舞会、合影、宴请都取消了，太多蓄谋已久的故事连开讲的机会都没有。5月20日纽约开了266年的哥伦比亚大学，首次线上直播“云”毕业典礼。校长李·布林格（Lee C. Bollinger）致辞，“与带给我们生活意义的人们、场所、仪式和传统分离，是回避不了的悲伤。当危机来临，社会需要大学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他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言论自由领域著名的法学者，前面一句话我感同身受，但是后面一句话我却有点忧疑。知识分子最恐怖的身份错认，就是往往记不住自己不是上帝。当下美国的知名大学，当然给了社会一些“指导、支持和帮助”， 但恐怕也给了不少“煽动、消解和破坏”。1791年第一修正案获得通过，使美国成为首个在宪法中明文保障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家。尽管学界都在虔诚地谈论“宽容”，但今日美国大学对那些挑战政治正确教条的人，又能有多少耐心去宽容呢？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师、诗人和学者都变成了它出钱招募的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里，1848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这样说。

六月：纽约无法呼吸？

纽约人是不过六一国际儿童节的。2020年6月1日，纽约宵禁。

这是二战后纽约的首次宵禁，上次宵禁是1945年2月，盟军轰炸德国，美国煤炭短缺，所有娱乐场所停止夜间营业。5月25日弗洛伊德之死事件曝光后，不少美国市民举行示威集会，要求公正审讯涉事警员和正视国内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但示威很快演变为暴动，堵路、店铺抢掠、破坏公物等现象蔓延全美，截至5月31日，33个城市宵禁，27个州出动国民警卫队。弗洛伊德死前最后所说“我无法呼吸”成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新的口号。5月31日周日晚间，纽约下城熨斗区和苏荷区遭纵火抢劫，包括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梅西旗舰店。6月1日市长宣布当晚11点到2日5点宵禁，之前还未安装防护板的店家一夜之间紧急行动起来。6月2日白思豪再令从3日晚8点开始到8日早5点宵禁，提早到日落前20分钟，曼哈顿96街以南车辆禁止通行。当天的大新闻是，萨克斯第五大道雇用了一列私家保安和至少7条德国黑背和斗牛犬，严正以待。为了复市，宵禁提前一天结束，但暴乱让8日所谓的“复市”成了空头支票。9日，我穿行在曼哈顿麦迪逊大街这条纽约标志性的高档商业街上，从96街数到50街，走过四十多个街口，上着板且关着门的店家不下80%。我走到萨克斯门前，问黑人保安泰拉怎么看，他严肃地回答，“我在纽约做了25年的私家保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阵势。”

疫情一百天之后，巨大的纽约像一头搁浅在北美大陆东岸的死鲸，鲸爆终于来了。各种丑陋，大白天下。疫情已经无法成为任何一方的幌子，人群密集的抗议示威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酒吧街边的饮酒青年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正确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媒体在互相揭露中各取其辱。政客秀跪，教授蒙尘，历史雕像被毁。来自“前东方阵营”国家的移民，更为敏感和惊惧，“Fire， Riot and Looting”、“Defunding the police”、“Silence is not a choice”。极端思维，笼罩全城，纽约似乎已经无法正常呼吸。

我确实认识一名相当成功的白人剧作家，得过包括艾美奖在内的不少行业大奖，他的想法和做法在美国影视圈里自然是极“主流”的，比如，他下载了此次抗议的专门软件，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市区的所有游行；他们认为特朗普是万恶之源，只要谁支持特朗普谁就是种族主义者（我对好莱坞正在传染的情绪和逻辑，同情却不能理解。特朗普显然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社工系的教授高呼“只有黑人的命是命，其他的命才能是命（All live matters after black live matters）”，认为维护社会正义比防止社会停摆更为重要。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被推为当下美国“黑权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其中的激进派是由五十多个核心组织互相协作的运动联盟M4BL，即Movement for black lives，“黑生命运动”）的领袖，2014年开始他推动刑事司法改革，理由是黑人在美国被捕和被监禁的人数占比高；2017年身为黑人的他呼吁联邦政府停止维护杰斐逊纪念堂，因为这位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曾有600名奴隶，“人们要知道自己被奴役了，咱们的家人都是受害者。用公共经费维护这些纪念物，就是要咱们出钱去羞辱亲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也是黑人，他在推特上直言，“把人们领进依附和不满的死胡同，可能无助于改善他们的处境，但那些把自己打扮成‘被压迫者之友’的人，却可以名利双收”，“无论政治左派的意识形态或修辞是什么，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议程一向是：代替别人做决定，并管制他人的生活”。我在加油站遇到前联邦众议员维托（Vito Fossella），“在我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见到商业大公司发声支持暴力抗议，第一次见到好莱坞明星为被警察拘留者付费保释。左派已经极左到吓人了。马丁·路德·金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个大右派，和白人‘一个梦想’？政治极不正确”。退休的狱警保罗打开他的枪柜，给我看他私有的各式枪械，“解散警局？出了事为啥只会打911呢？这帮没良心的！美国百姓为什么不放弃持枪权？就是因为要是王八蛋的政府想操蛋，胆敢侵犯我的财产，改变我的美国，老子头一个扛枪出阵”。如果我们愿意去听，这些人的想法里多少有些真相甚至真理的影子，大家的手中都掌握着解决顽疾的密码中的几个字符，但问题是彼此不能或者根本不愿意交流了。人们选边站队，所谓的“民主”成了“一个美国，两种表述”，人们鸡同鸭讲，风马牛不相及；而政客们无不仗着大众的名义兴师动众。人民统统成了人质。

“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6月2日《费城询问报》发表一名建筑批评家的专栏文章《建筑也重要》（注意英文标题“Buildings Matter, Too”），8日执行主编因此辞职；6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名参议员的观点文章《派军队来：国家需要恢复秩序，军队随时待命》，7日该报评论版主编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因此被迫辞职。美国新一代的所谓“警醒”（woke）文化，以急风骤雨般的“删除攻势（cancel culture）”加“点名攻势（call-out culture）”，向秉持“客观中立公正”的公民自由主义传统的新闻观念，“气昂昂”地发起了“倡导式新闻”的大会战。美国主流媒体的代际更替轰然而至。文化思想的自由不可能一下子公开消失，它有可能被神圣的承诺和高尚的理念一点一滴地夺权，有可能被拒不对话的偏执蛀空，更有可能是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放弃了独立思考而被“平庸之恶”（准确地说是“从众之恶”，里面还有很多仗势自欺的懦弱）吞噬。没有了思想自由及其标志性的言论自由，美国还何以成其为美国？

我在被洗劫后的苏荷区的弹街路上，高高低低地读那些防护板上的涂鸦。等在街边的黑人司机肖恩见我走了好几个来回，与我攀谈起来。他的祖母从索马里来，他出生在布鲁克林，“我34岁了，日子这么不安生，可是头一回，咱纽约不带这样的。”我说，“纽约现在乱是乱的，但可以这样明火执杖地对着干，也是别的地界少见的。”

“我爱纽约”，我和肖恩几乎同时异口同声，又几乎同时下意识地伸出了手。我们随即意识到，这样做现在是不正确的。但我们还是在夕阳里有力地握别，“珍重（Be safe），珍重”。这句疫情期间兴出来的告别语，如今有了越来越多的意涵。

1946年也是3月，“局外人”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乘船驰入纽约港，一年以后，他也回想在纽约度过的一百天，写道：“我爱纽约，那强烈的爱有时留给人的，全是无常与恨意。”

6月19日于纪念美国南部黑人解放的六月节初稿

6月20日特朗普连任竞选集会电视直播夜修订

6月21日报悉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决定移除罗斯福雕像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