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时代丨全球化受到挑战的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移民研究

人类文明史本身是一部移民史。自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以来，人类的足迹踏遍五湖四海，将文明的火种洒遍了这颗蓝色的星球。而在人类定居之后，又是不安分的移民将自己的物资、文化和知识带到新的目的地，和当地人交融、互动、碰撞、冲击、厮杀，最终形成了新的文化、新的族群乃至新的文明。可以说，虽然“移民”和“定居”都是人类生活的常态，但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都离不开移民。

但在这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我们更多听到的，是犹太人离散四方、欧洲人殖民全球、美国人西进运动的故事；而我们根植于农耕社会的儒家文化又过分强调“中庸”、“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至于很多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也怀着一样的好奇心、流着一样的热血，创下了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移民壮举。

且不说华夏民族几千年来是如何从黄河流域拓展到几乎整个东亚，西极流沙、东至雪域、南下不毛、北越草原，无处不是中华文明的身影。就算是在西方列强拔锚东来，资本主义方兴未艾的近现代，无数中国人一样勇敢的迈出国门，下南洋、赴美西、耕作拉美、埋骨加勒比。仅仅百余年，华人在海外开枝散叶，人口规模达五千万，遍布一百三十多个国家，是世界第一大移民群体。如果将海外华人看做一个国家，仅以GDP论就可以跻身世界前十，更不用说华人在高科技等领域占据要津，引领世界创新浪潮。

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最初面向的群体就是境外华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五大经济特区其实对应的分别是港澳台同胞、潮汕华侨和东南亚华侨等五个离我国内地经济建设前沿最近的境外华人聚集区；而当年为中国学者打开留学大门的也是漂泊海外却心系祖国爱国科学家的李政道先生。如今，每年来自海外近700亿美元的侨汇在我们十万亿级别的经济体面前看似微不足道，但在四十年前，正是海外华人对祖国美好前景的“现金投票”，给我们的经济腾飞点上了第一把火。

过去四十年，我们在很多方面走完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而这一“时空压缩感”在移民事务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将移民输入和输出两股流动汇聚于一身，让中国的移民治理显得尤为复杂和困难。过去，这种同时兼具流出和流入的国家，通常是所谓的“移民跳板国”，比如一方面有中南美洲移民流入、一方面有大量赴美移民流出的墨西哥。而在其他国家，流出和流入往往是发生在历史坐标轴的两个不同阶段，比如日本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是一个人口流散亚太各国的移民输出国，但如今却因为老龄化、少子化等原因，成了“隐形移民输入国”，吸引了来自东亚、东南亚的移民充实他们的服务业。而这一出一进，间隔百年。而在中国，两股流动同时发生，虽相互作用但不存在跳板跃迁的动能，且体量规模惊人，为人类移民史上所仅有。

中国作为输出国，看似老生常谈，但中国入世以后的巨大变化还是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新现象：空降高中的小留学生、占满限额的投资移民、集体管理的海外劳工、开疆辟土的出海高管……而更让我们毫无防备的，是移民输入的中国：大别山越南新娘、云南的跨境僧侣、浙江的南亚商人、义乌的海外穆斯林、广州的非洲人群体、北京望京的韩国城、上海的国际社区、珠三角的菲佣和制造业外劳……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坐拥多个“全球都市”、位居世界体系核心的“全球中国”已经开始面临“全球移民”所带来的巨大“全球治理”地方化挑战。

而这不仅对地方治理者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对于学术界一样是一个难题。现有的移民研究，其根源是西方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殖民活动。不管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街角社会》、还是华裔社会学家周敏的《唐人街》，他们的范式都没有超出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大框架。但上面这些移民新现象发生在一个非西方国家、非北方国家、非殖民国家、非所谓“自由民主”国家，这里既有常见的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南-北”流动、也有从发展中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南-南”流动、还有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北-南”流动。在这个独特的学术场域，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也是一整个东亚的核心，还是一个和西方分庭抗礼的存在。

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试图用西方的移民理论来审视中国独特的移民现象、解决中国现有的移民问题的时候，不仅经常会因为这些理论的有限适用性而捉襟见肘，还容易因为隐藏在这些主流范式背后所预设的错误前提而掉入陷阱，更可能因为得出过于草率的结论而像不少移民输出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被这些受到西方意识形态驱动、旨在方便西方势力干预、延长西方国家霸权的理论和政策而误导。而如今，西方政府和学界自己都意识到过去几十年受到政治意图所影响的学术范式在现实面前难堪大用，近年来接连引发了英国脱欧、美国修墙、极右翼兴起、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等重重移民危机。因此，超越西方移民范式，对中国移民现象的认识与再认识，是重塑当下移民研究、实现范式转移的巨大努力的第一步。

西方移民理论和西方移民现实的巨大反差，也道破了移民研究这个领域在社科学界的尴尬地位。众所周知，滥觞于19世纪的当代社会科学是为了因应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给西方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和转变而生。虽然学界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不晚于任何其他一个主流议题，但民族国家的崛起极大的限定了移民研究的边界。当民族工业社会被理解为所有社会存在的载体的时候，当有机团结被视为社会发展必然方向的时候，“流动”这一人类生存本能的行为反倒被视作“偏离正道”的行为，而“移民”也被视为民族认同、文化传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这种民族国家构建中“反移民”的底层逻辑，让移民研究虽然位居主流研究之列，但又游离主流理论之外。这道看不见的藩篱，让移民研究即使在全球化鼎盛的时候都不能很好地为受制于民意和选票的政策界所接受，却让移民研究在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为政策界的错误背负骂名。如今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发展基于中国经验的移民研究，不仅仅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的超越，更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解决21世纪全人类共同挑战所必需。

没有什么比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疫情更能凸显这其中的张力。“移民”与“流动”的危机以一种激烈的、意想不到的、和极具对抗性方式曝露在世人面前：欧洲重新筑起边界、美国暂时禁止移民，封城、停航、闭关、禁飞充斥着每天的头版头条。而人类对陌生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恐惧也在疫情期间伴随着一种受伤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再度被唤醒：欧美针对亚裔群体的言语和肢体暴力案件飙升、难民被当做病毒的携带者而被驱赶、网民对普通海外同胞的冷漠拒绝……都在加深这个世界的分裂和隔阂。移民研究的实用价值，移民研究者的社会使命，变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在这个专题，众多负笈海外的青年学者将透过他们的研究，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乃至建筑学的视角出发，努力为大家呈现中国移民问题的复杂性、移民现象的多面性、移民治理的艰巨性和移民群体的多样性。

五月花号启程四百年后的五月三十日，SpaceX的创始人马斯克宣告人类拉开了星际化时代的序幕。在星辰大海的远方，伴随着人类的依旧是开拓新边疆的移民雄心。而这一次远行，中国人和中国学者都不再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