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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听到了切尔诺贝利的哀鸣，却漠视了印度博帕尔的苦难
原创 Venus 中南屋世界公民教育
"写在前面：
由于本篇推送所讲述事件的部分相关图片可能会引起不适，故小南没有将它们选入推文。这些图片可以更直观地展示事件、帮助大家走进这段历史，因而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自行搜索了解更多。"
我曾经是个人。人们这样告诉我。我自己不记得，但那些打小就认识我的人都说，我那时跟人一样，用两条腿走路……听了这消息也不可能让我好受一些。提醒盲人他曾经看得见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我没想再当人，我看见那些有两条腿的东西就发狂。我曾经是个用两条腿走路的人，现在是个用四肢爬行的动物。
这儿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年龄，而我知道年龄，因为我在“那个夜晚”之前几天出生。考夫波尔城没有一个人愿意记起“那个夜晚”，可谁也忘不掉“那个夜晚”。
——《人们都叫我动物》
（英）辛哈著；路旦俊，辛红娟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印度考夫波尔城，一名十九岁的男孩用印地语讲述了他的故事，作者将其整理出版。男孩因出生后不久受到博帕尔事件（Bhopal Disaster）的影响，成为了四脚着地爬行的“动物”。在博帕尔，这样的“动物”数不胜数。一场化学物质泄漏事件，让无数人瞬间失去了性命，还有更多人成为了终生残疾，过着被灾难扭曲的人生。
在博帕尔这个大多数人没有听过名字的小城，历史和伤痛总是如影随形。那是近36年前的一个地狱般的夜晚......
博帕尔事件经过及影响
1984年12月3日凌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市的居民们正在沉睡。没有任何预警，灾难在此刻降临。博帕尔农药厂发生毒气泄漏，30吨毒气在当晚6.5km/小时的风的推动下向四周蔓延，覆盖了周围25平方公里的地区。由于毒气比空气重两倍，它们像浓雾一样贴着地面扩散，迅速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超过标准浓度1000倍的毒气持续扩散至方圆40公里的地区，受到波及的人们来不及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已双目失明或在恶心头晕后失去知觉甚或生命。
博帕尔事件的幸存者们仍可以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们用梦魇和末日来形容当时的情境：慌乱的人们在逃命的路上接连倒下，路旁尸体成堆……
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死亡人数已达8000人，当地的牲畜也难逃厄运；六天后，病人仍在以1人/分钟的频率冲向医院求救；2003年，死亡人数升至20000人；2006年，印度一份官方文件显示，因这个事件受到伤害的共有558125人；30年后，接触气体的受害者的死亡率仍比平均水平高出28%。
今天，博帕尔当地生活着事故幸存者及其第二、第三代，依然在受到毒气侵害的影响，博帕尔的流产率是印度平均流产率的7倍之多，因事故导致的死胎、先天畸形、后代智力障碍等病例不计其数；化学物质还在持续渗入土地和河流，危害着人们的健康；剧咳、痉挛、气喘、失明、焦虑抑郁......身心剧痛从未停止对博帕尔人民的摧残，因丧失劳动力而陷入贫困的人员数量更是无法统计。
异氰酸甲酯（MIC），这是事故中致命化学物质的名称。可经由呼吸、皮肤接触或误食而使人体中毒，与之接触可使皮肤及眼睛灼伤，大量吸入或接触即可致命。它虽剧毒，但可用作杀虫剂西维因的中间体——这便是该农药厂中存在大量MIC的原因。
这场空前的灾难究竟是不可抗的外界因素导致的意外，还是长时间内多重因素叠加终致的恶果？一切还要回到事故发生的那天。
意外还是人祸？
1984年12月2日23时，博帕尔市郊的农药厂的异氰酸甲酯地下贮藏车间里，一名维修工人正在巡视。突然，他发现3号异氰酸甲酯储气罐上的温度表显示的温度为38°，而此时室温只有17°。与此同时，压力表的数字也在上升。而异氰酸甲酯的沸点在39°-44°之间，即此刻罐中的MIC已经接近沸腾状态，储气罐能否经受住如此大的压力也是未知数。
按规定，异氰酸甲酯的储存系统配有应急设计——储气罐上配有安全阀，当压力增大时它会自动打开，使毒气排到两台可以水解异氰酸甲酯的洗涤器中。然而，这天安全阀显然失效了。这名维修工迅速手动扳动阀门，但仍然失败了。12月3日0时56分，由于罐内压力过大，异氰酸甲酯气体从一个有漏缝的安全阀中喷出，大量毒气涌向两个洗涤器——然而，工厂的两台机器在当天只有一台能运转，而另一台正在检修。没有来得及水解的毒气迅速溢出，最后一道防线在当天也失灵了——可以将毒气燃烧掉的火焰并没有点燃。一小时后，抢修工人用人力堵住了裂缝，但由于安全系统的失灵，45吨异氰酸甲酯已经泄露殆尽。
据涉事公司的事故报告，一名工人在事故发生前一天的下午，因操作失误将水灌入了存储罐。专家们从不纯净物的混入、输入为了阻止异氰酸甲酯与空气和水接触的氮气和杂质聚集三个角度分别阐释了可能的原因，但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了基本安全措施和常规维护不到位，以及工作人员未重视警告的问题。
除了事故前两天内发生的导火索，很多隐患也许在更早以前就已埋下。
博帕尔农药厂是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子公司——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所属的一个工厂。1975年，异氰酸甲酯工厂建立时，距离博帕尔市中心只有2.5km远，这不符合生产危险品的工厂必须远离市区2.5km的规定。印度当局曾经建议工厂换址，但并未被采纳：“工厂投资2.5亿卢布，并不像一块小石头那样随意就能移动。”印方后来多次试图迁移，但因需要大量人力财力而作罢。
当时印度的平均生活水平并不高，因此博帕尔工厂周围便利的交通和充足的水源吸引了一批人前来定居。这些并不一定能进厂的平民可以依靠捡拾工厂垃圾为生——这些工厂垃圾可以换钱，也可以直接用来搭建住所。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居民住在离这个危险的工厂只有一条街距离的地方，这同样不符合工厂和居民区之间最短距离的要求。
在这样不合标准的情况下，政府和工厂均未拟定应急预案，也未告知周围的居民若有意外发生应该如何自保。这导致事故发生后，不知所措的居民只能盲目地逃命，结果只能是越逃伤亡越多。并且，早在1982年，一支安全稽查队就曾向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汇报，称博帕尔工厂有“61处潜在危险”，然而后续并没有实质有效的回应和改进。
争议不断的涉事公司
事故发生后，由于受害者不满于其赔款数额和后续回应，以及该公司被陶氏化工收购后所带来的一系列责任归属问题的纠纷，关于涉事主体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争议持续不断。
有人曾将博帕尔工厂和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设立于其他地方的工厂以及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工厂作对比，强调该公司在这场事故中负有的绝对责任。联合碳化物公司在美国西弗吉尼亚也有一座异氰酸甲酯工厂，其具备面向附近大学的完善的预警报警系统和快速疏散当地居民的方案。联邦德国的Bayer公司的异氰酸甲酯工厂内，消防队全天值班，且该厂设置了水塔和价值40万英镑的紧急事故装置，这些举措都能有效地防止危险和灾难的发生。原西德工业安全法规定这种工厂附近1.6km内不允许有人居住，但博帕尔事发当时估计有1.2万人住在离出事工厂只隔着一条路远的地方。
1989年，印度政府与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达成庭外解决方案，公司向印度政府支付了4亿7千万美元的赔偿金，其中包括保险金和利息，而印度政府最初要求赔偿的金额比最终赔偿金额高出近10倍。平均下来，每个伤亡的人只能得到370-533美元，还不足以支付伤者5年的最基本医疗费。除此之外，公司对于有害气体的相关调查信息始终被视为商业机密而不得公开。
涉事高层管理人员的回应态度也引发争议。美国联合碳化物印度分公司时任首席执行官沃伦·安德森曾在事故发生后飞往事发地进行考察，随即被印方逮捕，但他却在数小时后飞回美国。之后二十几年间的多次庭审，他均未现身。1991年沃伦·安德森没有出庭回应印度法院对其的刑事指控，随后印度最高法院将其列为潜逃人之一，要求将其引渡，然而多年的请求得到的却是2004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拒绝，且没有给出任何解释。2010年6月7日，印度博帕尔地方法院对涉事的8名责任者以“玩忽职守致他人死亡”的罪名判处每人两年徒刑，并同时处以罚金10万卢比，但主要涉案人沃伦·安德森仍然没有到庭聆讯，印方表示将向美国要求引渡。
此外，陶氏化工的加入也让这场纷争更为复杂。2001年，美国陶氏化工收购联合碳化物，联合碳化物成为陶氏的全资附属公司。陶氏主席在2000年5月曾说：“我没有权力对15年前一个我们从未运作过的地方及从没生产过的货品负责。”同年11月，陶氏行政总监认为联合碳化物公司已尽力符合环境、健康及安全程序。关于陶氏是否应承担博帕尔事件后续的责任义务，国际舆论至今仍争论不休。
各界的复杂态度，艰难的维权之路
除了涉事公司牵扯到的复杂事宜，受害者及部分印度群众将矛头对准了印度政府，认为其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是失职的。对于沃伦·安德森返回美国逃避责任的做法，印度活动人士谴责时任总理拉吉夫·甘地，认为这是迫于美国压力而放走涉事人的行为。对于涉事的化学信息，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ICMR）停止了对异氰酸甲酯毒性效果的调查，并宣布所有研究结果全部保密。《卫报》于2019年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写道：“ICMR批准的一项近期研究发现，在2016-2017年之间，接触气体的母亲所生的婴儿中有9%患有先天性缺陷。但是该研究随后被ICMR命令不得出版或披露。”
很多社会活动家和受害者认为印度政府在处理博帕尔事件的过程中始终是示弱的态度。对于争议巨大的4.7亿赔款，幸存者Rashida Bee表示：“这是联合碳化物公司与印度政府之间的协商，而不是和我们这些真正受影响的人，我们不接受。”且这笔钱是根据当时估计的3000人死亡这一现在显然已经不可信的数据，因此多家NGO联合要求印度当局重新统计伤亡人数，以此作为合理赔偿的基础。
事件发生后，受害者一直在谴责印度国民大会党，但近期对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下文简称BJP）的怀疑也开始加剧。有分析认为博帕尔事件已经成为政党选举的工具。在2019年选举季，BJP多次提到这场悲剧，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谴责国会忽视了这一事件。但根据博帕尔国际正义运动同期发布的报告，莫迪政府并没有对联合碳化物公司采取行动。2015年9月在博帕尔地区法院第三次传唤陶氏的几天后，莫迪在一次晚宴中与陶氏化学首席执行官进行了社交，并敦促其加大在印度的投资，这一举动引起众怒。
除了印度内部的应对，各方媒体和关注事件的个人都有各自的回应。以《纽约时报》和《BBC新闻》两家媒体为例，关于博帕尔事件的跟踪报道主要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2010年前后，分别从涉事公司、法律责任和受害者动态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但2014年后两家的相关报道都较为少见。Dominique Lapierre，《博帕尔零点过五分》（Five Minutes Past Midnight in Bhopal）的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度媒体正在忽视博帕尔事件。“当我在做关于博帕尔的调查时，媒体问我：‘为什么是博帕尔？’我震惊了。”他认为博帕尔事件当中受害者多为底层人民，是导致各界对博帕尔事件关注度较少的原因，“如果有钱人被卷入这次事件，那么政府和媒体的反应绝对会不一样。”《纽约时报》也评论认为该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或欧洲，结局不会是这样。
在这些内外重压下，一些国际组织和印度当地的NGO组织仍坚持奋战在第一线。成立于印度本土的桑班汉瓦信托基金（Sambhanva Trust）经营着一家医疗诊所，为30万博帕尔受害者提供治疗。2020年是该信托成立25周年，它的维系全依靠数千名《卫报》读者的捐款。创始人Satinath Sarangi认为：“对我而言，这显然与医学和人民无关，而与政治和权力有关。” Sarangi说他们之所以只接受来自普通民众的捐款，是因为医学干预是一个政治事件，如果接受来自政府或基金机构的款项，就有可能需要接受其背后的操纵。
与Sarangi持相同看法的还有Abdul Jabbar。他建立的Bhopal Gas Victims Women Industry Organization（BGPMUS）旨在帮助幸存者，尤其是包括寡妇在内的女性。面对政府在事故后定期发放的救济，他表示反对，并喊出“我们不想要微薄的工资，我们需要工作”的口号。出于多方面考虑，他也不愿和政府合作或接受更广泛的资助。作为创始人，同样作为博帕尔事件的受害者，他被疾病困扰，也早已负债累累。
事故发生后，在博帕尔很快出现二十多个志愿组织，但只有BGPMUS始终在活跃的状态并完全致力于受害者的康复。同时，国际支援也遇到困难。从事废料管理等任务的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原本计划将350吨废弃物空运至欧洲作安全处置，但后来在一封写给印度财政部长齐丹巴拉姆的信中，他们表示因德国国内的舆论哗然，该机构将不会进行原先同意的方案。部分分析家认为，德国国内的抗议声浪，尤其是环境组织如绿色和平以及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BUND)的抗议，是促使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推翻计划的关键因素。
2014年，《卫报》的一篇报道中，对博帕尔的孩童们这样描述道：
“他们的头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四肢或者是太短或者是过长。其中一些人的大脑从不发育，永远不会说话，像是受到了某种邪恶的诅咒。一些小孩默默地坐着，凝视天空，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还有的不停地哭喊和前后摇晃，几乎没有几个能真正控制自己的身体。焦急的父母们烦恼不已，轻声软语地说一些鼓励的话，希望奇迹出现，让孩子们逃离噩梦。”
去年是博帕尔事件35周年，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博帕尔人还将如过往一般忍耐、抗争和等待。
END
作者：Venus，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南屋调研写作fellow
共同铭记博帕尔的苦难
原标题：《世人听到了切尔诺贝利的哀鸣，却漠视了印度博帕尔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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