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观察｜自制口罩风波：“体面”的古巴人是如何炼成的

五月的古巴进入了雨季。新的住处仍旧在中哈瓦那区，新闻报道上的疫情高发区。从我的窗子看出去，能够看到对面是一家蜗居的当地人，房子破旧窄小，砖砌的墙壁早已脱漆裂开，木制的窗子上全是密密麻麻因风吹日晒导致的裂纹。每天上午十点左右，我几乎都能看到那家的妻子站在窗前晾晒衣服，那根孱弱的细杆上每天都会挂着不同的东西，大多数衣服和床单都已经洗得发白。疫情之下，还可以看到花色不一的自制口罩和围巾每天在风中飘扬。我曾一度好奇且不解：自疫情发生以来，在古巴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已经越发困难，很多在古留学生甚至想出了一系列应对办法，从“在家少穿衣换衣”“洗发水沐浴露香皂相互代替使用”到“剪短头发”“洗洁精洗衣粉兑水反复用”等都成为了应对之策，在这样情况下，为什么当地人还保持着这么勤的换洗频率？

对面的古巴人家几乎每天都会晾晒不同的衣服。

“有备无患”的华人与“得过且过”的古巴人

3月11日，古巴首次发现疫情案例，患者是三位意大利游客。消息一出，古巴华人圈中关于囤积食物与居家隔离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由于疫情全球传播的时间差和地域差，古巴疫情发端之时，中国国内已经进入了冠状病毒治理的尾声，中国防控疫情最关键的“居家隔离”措施已经成为海外华人认可的有效方式。意识到古巴即将面临的物资匮乏，滞留在古的留学生们从疫情初期便开始积极在微信群中分享有关于居家储粮以及商店食品的信息，一时间，中国留学生集体出门团购成为了大街上的一道风景线。

彼时我所在的田野点龙岗老人之家（la Casa de los Abuelos）尚未关闭。这是岛上兴建起来的第一个华人养老院，位于哈瓦那老城的腹地位置，距离首都建筑国会大厦（Capitolio）不到一公里，是半个世纪之前古巴华人文化最鼎盛时期的核心地段。从1991年建立至今，它一直都是岛上老一辈华人的主要聚居会所，目前容纳了岛上仅有的102个自然华人（chino natural）以及华人后代中的80个，平均年龄70岁以上。考虑到老年人是易受感染的群体，疫情之初我就开始向大家宣传疫情防控信息。这里的老人们大多年老体衰，孤苦无依，从我进入该田野点以来，每天的陪伴使得这里的爷爷奶奶们对我就像孙女一般。老人们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建议是出于真心关切，便积极地听取并付诸实践，当我通过当地人筹集口罩送到社团之后，他们也都配合着戴上，很多老人甚至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在与社团主席协商老人之家的防护措施后，她也开始有意识地向协会的仓库内购入了更多耐放的食材，如黑豆大米，面粉鸡蛋等食品，以保证后期社团老人的三餐。

笔者从当地华商处筹集到口罩后送到老人之家，并教老人佩戴。

然而，与之相形成反差的是，我在古巴人中间进行的防治疫情宣传却不尽人意。当我跟古巴房东和邻居说起需要囤积食物居家隔离时屡屡碰壁。他们对我的提议充满了困惑和不解， 还表示“如果我一次买得太多，那我就没有办法吃到新鲜的食物了”。这种反应也不难理解，古巴一年四季天气炎热，同时又受到西班牙、美国、中国等地饮食习惯影响，主食为大米，以黑豆饭为特色，不吃辣，新鲜蔬菜做的沙拉几乎是每顿不可缺的食物，香蕉和番石榴等水果和面包更是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同时也因为收入不高，储藏粮食导致食物腐败在他们的看来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所以习惯于日常购买新鲜食材。而对于我至少应该储存一些主食的提议，房东也表示了拒绝， “这些东西我们每个月都会到我们的粮店（Bodega）买到的，政府每个月给我们买的数量是有限的，我们想要多买的话价格会很高，而且如果我们多买了别的人就买不到了，别人也需要生活”。 最终我只能做出妥协，建议在家自制口罩保证自身安全。

自古巴出现疫情以来，由于当地没有医用口罩出售，民间就在政府的指引下开始了在家自制口罩的风潮。房东家没有缝纫机，我和她都没有从别的国家带入口罩的途径，而在国营店上班的她一直没有接到停止上班的通知，我们无法实现居家隔离。在这种情况下，自制口罩成为了最大程度上保护自身安全的唯一途径。疫情刚开始时，房东的态度很无所谓，她一直对我说到古巴的医疗防御系统足以抵抗一切传染病和流行病，古巴人民早已经历了全国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内流行的疾病，多年来的数次疫情早已使得当地人自身的抗疫能力远比世界上其它大多数地方的人都强，像当下仍然困扰着很多国家的登革热和霍乱等传染病已经是古巴人“见多不怪”的“日常小病”了。凭着这股“自信”，房东仍然过着像往常一样的生活，早晨遛狗上班，下午上课约见朋友，家里的访客如同往常一般络绎不绝。

劝说房东重视疫情的工作在两天之内通过各种形式上演，却仍然无果。这种冲击对于我来说是直接而猛烈的，在多次的无用功之后，我切实感受到了在突发危机与生死考验之时，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塑造出的人们，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都有着根深蒂固的“不同”。想到这点让我释然，有关“古巴人民族性格”这样宏大叙事在这些琐事的拼凑中变得生动起来。“古巴华人”与“古巴人”在同一件事情上的不同表现，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撞击和融合、对抗和接纳的外显形式。

哈瓦那两个月买不到米的时候，一名当地的老奶奶仍然在给街边的流浪猫们喂食。

自制口罩：安全还是好看，这是一个问题

随着古巴疫情的发展，确诊案例从只发生在外国游客身上转移到了本地人之中，并开始在整个古巴岛屿上传播开来。房东对于古巴人“异质体质”的自信幻想终于被打破，一通关于意大利朋友逝世的电话终于使得她慌忙敲开了我的门，她忧心忡忡地跟我说，“Benita，我从邻居家借了针线，我们在家做口罩吧”。

房东终于开始醒悟，我自然喜出望外，开心地邀请她一起看视频自制口罩。口罩制作的教学视频完整而简洁，然而房东在看完视频之后却突然皱着眉头说她还有别的事做，转身就往沙发走去。我感受到她的不情愿，于是耐心地跟她解释这事关我们俩的生命安全考虑，需要认真对待。她停顿了几秒，好像是积蓄已久的不满和压力突然爆发，突然抬高声音说：“我们俩都不会做这个，我能够怎么办？……如果我不擅长做这个，那么我就不会尝试，因为如果我做的不好，我会感到羞耻。”我一时语塞，但想到她至少愿意戴上口罩也是一大改变，于是说我会给我们两个人都做一个，这样她出门的时候也安全了。她听了之后就到沙发上坐着看电视了，留下我一个人在桌前笨拙地尝试，最后终于完成了。房东时不时斜眼看我一下，但从始至终都没有过来帮忙。当我将做好的口罩递到了她手上时，她特别开心地戴上并激动地说到，“我们现在安全了。”

然而自制口罩带来的安全感很快被打破了。房东下班回来时戴着一个单层“被单口罩”，还把我给她做的口罩还给了我。她说她戴的“被单口罩”是同事用缝纫机给她做的，她戴那个就可以了。很多中国朋友之前就跟我说过，单层床单布料做的口罩是无法过滤病毒的，我做的口罩中用了卫生巾里的防漏层，能够阻挡飞沫。我跟她说，为了安全最好还是戴我做的这个口罩，她却犹犹豫豫不愿意再接过去。我以为她是怕欠我人情，便安慰她说这为了我们两个的安全，不用还我的。房东似乎再也无法忍受我单向度的“传输知识”和“夸大”疫情危险，最终向我坦白了缘由。她回答说，“今天早晨，当我戴着这个蓝口罩出门上班时，哈瓦那大街上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戴上了各色各样的口罩了，但是他们的口罩都很漂亮，有的是用围巾做的，有的是用手帕做的，有的是用白色床单做好之后再在上边绘上美丽的图案…那时我突然就把这个口罩摘下来了，因为它使得我觉得我跟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大家的口罩都很有个性很好看，即使不好看，也显得很优雅。我的头发是紫褐色的，皮肤是棕色的，深蓝色的口罩只会显得我更加年老，我觉得不好看。” 她还说到古巴公共卫生部（Ministerio de Salud Publica）支持民众佩戴这样的自制口罩，“如果古巴的公共卫生部没有反对，那就说明这样的口罩是有效果的。”

我给房东做的口罩。

房东戴着同事制作的被单口罩。

房东一连串的回答让我感到震惊。在疫情发生之后，她对 “体面”和“好看”的追求和我对于“实用”和“安全”的执着如同一条分界线始终将我分在两边。不仅是这次疫情，生死面前，古巴人对于“体面”的追求似乎是印在骨子里的“品质”。记得刚到古巴的时候，一个古巴朋友就跟我提到，两年前的2017年9月，哈瓦那遭遇了一场叫做“艾尔玛”的飓风。临近夜里，加勒比海的海水突然翻过了马雷贡海岸，向着内陆源源不断地涌来，一直蔓延到中哈瓦那的中部城区。古巴政府立即采取一级防御系统警报，紧急救援海边居民，那时在贝达多区马雷贡旁的一栋建筑里，一对老夫妻在警察上门救援的时候却毅然拒绝了救助，并主动让警察放弃他们。他们说，海边有这么多居民，你们去救别人吧，我们年纪这么大，现在只希望在床上“舒适”“体面”地死去，不想出去浸泡在海水里过没电没气的日子，再遭受其它的苦难。随后连着来了很多批救援人员，都没能把这对追求“体面”死亡的夫妻带走，最后海水灌入了他们的房中，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世了。那时尽管我对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它让我想到了泰坦尼克号濒临沉没时船头优雅演奏着 “安魂曲”的交响乐队坦然体面赴死的画面。此时此刻，电影中的情节似乎正以另一种形式在现实中上演。

几天之后，我准备出门时，看到房东正拿着针线缝补挎包，她使用针线十分娴熟。我站在阳台上，一种莫名的情绪袭来，不是责怪和埋怨，反而更加理解了房东说的那句话，“我不擅长做的，我就不做，如果做出来丑了，就将有失体面。” 由于美国常年的封锁，古巴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摇摆不定，这里的人们早就养成了活在当下的态度，既然目光只放在今天，那么维持体面或许的确比臣服“未知的危险”更顺理成章。

体面，讲究，虚荣，迷失

古巴人讲究体面，我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疫情只是加深了我对这两种文化和思维方式差异的认识。2019年9月底刚到达哈瓦那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和我过去的想象不同。在人们的印象中，古巴是一个“封闭”“落后”“贫穷”“人们吃不饱饭”的国家,经过几个月的探访，我发现这个“贫穷的国家”里几乎每户都有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甚至高压锅；这里的人家中不管住在高楼还是住在平房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家庭大扫除；人们家中除了生活必备用品之外，摆设装饰必不可少，生活环境干净整洁有序……

一个在本地待了7个月的中国留学生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也发现古巴人有“穷讲究”的毛病，明明没什么钱，但出门一定要穿戴整洁，收拾打扮；商店里明明什么都会缺，但是唯一不会缺的是两样东西：朗姆酒和香水。大街上的行人从不匆匆忙忙，无论孩童还是老者，从内到外散发着的都是悠然自得、享受当下的气息。我之后走访的很多古巴家庭都备有香水和熨斗。即使是后来接触到的生活环境较差的家庭，无论生活如何窘迫，古巴人始终穿戴得体，家中都收拾得干净整洁，还有鲜花和小装饰品点缀其间，饭桌上的食物一定讲究颜色搭配和食材布局....对他们而言，“穷”和“体面”两者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一个在古巴呆了将近20年的华商告诉我，古巴人讲究“体面”是有历史原因的。倒推三代，作为“美国的后花园”，古巴人生活在“贵族”的环境中，那时在古华人的贸易活动也极大地推动了古巴的经济发展；倒推两代，古巴有“苏联大哥”罩着，当地人再不济也是“贵族”的朋友；至于当下美国的封锁加剧，“平均制度”下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很多，从前的富足生活带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是难以改变的。他们的父母一辈，都曾是这片土地上“绅士”和“淑女”，延续着由来已久的生活习惯。与此同时中国的历史发展却恰巧相反，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不过是近几十年才发生的事情， “吃苦耐劳”“忧患意识”与“未雨绸缪”等都是中国人的文化烙印。

一个古巴朋友向我解释了是什么支持着古巴人维持这样的“体面”。朋友说，在古巴几乎每家都有洗衣机和电视机以及电冰箱的，但大多年代久远，款式老旧，因为大多购买于半个世纪前的卡斯特罗在位时期，现在只有极少数富裕家庭才有新款式的这些电器。在半个世纪之前，卡斯特罗政府为了保证国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度，粮本（libreta）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古巴政府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了大量电器，全民医疗系统也奠基于同一时期。古巴天热，食物容易变坏，为了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冰箱成为了政府配给的必备品；热带气候下人容易出汗，为了避免皮肤病等传染病的发生，所以几乎人人家中都配备上了洗衣机；而作为传达政府纲领以及了解外界信息的来源，电视机也走进了各家各户。在那个时候，每家每户依靠粮本，可以像现在时兴的“分期贷款”一样，到粮油店中先购买到商品，然后每月向政府缴纳少量的金额直到还款结束。粮本政策中包含的很多商品后来随着国内经济形式下滑就废除了，但是它惠及当地民众的痕迹在当下仍然清晰可见。

朋友出生在1987年，在苏联解体之后古巴最为贫穷那几年间度过童年。因为在学校研修历史课程和大众传媒专业方向，并且母亲是前任文化局的局长的缘故，他对于古巴的历史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当下的年轻人和老一辈古巴人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老一辈人的“体面”用“讲究”来形容更贴切，那是古巴曾经富饶生活在当下的残迹。而现在年轻人的所谓“体面”，则是一种混合了美国重金属文化与网络时代影响的“虚荣”。他说， “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古巴青年男女们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纹身，鼻钉耳钉眉钉等更是屡见不鲜，不少人身上戴着特别粗的金链子和金表，年轻一代的价值观随着古巴日渐开放之后早就开始变化了。”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哈瓦那大街上很多青年，特别是男青年，戴着金表和金链子，脚上通常都是耐克的鞋子。我一度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可能都是便宜的仿制品。朋友告诉我，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金表和项链之类的都是真的，当下的古巴社会中不乏有权有势的家庭，也存在家中连稳定居所都没有的当地人。但年轻人的追求表面光鲜和及时行乐却成为了常态，发了工资，很多人可能就去买一条金项链或去酒吧喝酒，尽管有时他们的家中贫困得无法开锅。他接着说到，“其实也不能说是‘虚荣’，‘迷失’这个词应该更加恰当一点。他们不知道在这个社会里他们该做什么，他们能做什么，如果辛苦工作赚来的钱跟浑浑噩噩度日赚来的钱一样，如果一份体面低薪的工作与黑市小贩不正当但却富得流油的工作进行对比，如果想要做一些私人生意却要胆战心惊害怕被政府查封，如果每天的生活都受到这么多的不确定国际政治因素的摆波，人们为了不变‘疯’，总要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活在当下便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历史和当下的故事在不同人的口中被讲述，最终却都导向了一个相似的解答：这里的人们在与其独特的政治环境抗争中，已经达成了与当下生活的和解。而这种“活在当下”的“追求体面”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在特定“场域”内形成的“惯习”，与其说是当地人的“苦中作乐”和“穷开心”，不如说是一种脱离了以时间观念和金钱观念为核心的现代性叙事之后的另类豁达的生活态度。

在哈瓦那街头，当地人戴着口罩专心地阅读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