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辜朝明谈疫情对策：要倚重财政政策，央行不必担心通胀

日本第一大券商野村证券旗下研究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C. Koo），被日本资本市场人士选为最受信赖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日本历届首相的座上宾，长期活跃于日美经济金融舞台的第一线。

辜朝明是著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提出者。他用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后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的经济会经受多年的停滞，以及为什么在这样的衰退中传统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无效。因为在这个时期，尽管利率非常低，私人部门不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会选择债务最小化。这颠覆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根本假设。

在过去的30年里关于如何更好解决泡沫破灭后的经济问题，辜朝明向日本数位首相提出过建议；在次贷危机过去后10年里，他也向西方国家政府和中央银行提出大量建议。辜朝明对中国评价甚高，他认为中国正处于黄金时期。

但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会让他改变这一判断吗？疫情的冲击持续发酵，全球治理进一步碎片化，全球产业链也可能在疫情后呈现区域化的趋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局势？6月16日，辜朝明在东京通过电话接受澎湃新闻独家专访时表达了他的担忧。他向澎湃新闻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正在逼近，抓住未来一至两年的机遇期对中国很关键。未来10年的时间里，如果处理得好中国一定会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但若是由于地缘政治原因而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有可能失去这非常重要的十年。在疫情大暴发的冲击下，疫情结束后中国也有可能进入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世界。

辜朝明的最新著作《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中文版，2019年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辜朝明详细阐释了世界正面临着一场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已经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成功走出了困境。2008年出版的《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一书中，辜朝明介绍了阴阳商业周期的概念，首次使用“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来描述私人部门追求债务最小化的世界。这本著作是他长年研究所得出的重要成果，他用“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对美国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以及20世纪90年代日本长达15年的大衰退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学解释。

在辜朝明的评价中，中国在2012年左右就跨越了刘易斯拐点而处于工资水平显著上升阶段，即黄金时代（Golden Era）。在黄金时代私人部门投资机会充足，利率居高。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黄金时代结束于20世纪70年代；对于日本而言，黄金时代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但如今也因较高的工资水平导致中国和外国的企业纷纷将工厂迁移至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中国是否会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辜朝明看来，当中国是较低成本生产国时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使中国受益，而全球化的逆流与保护主义蔓延对中国是实实在在的挑战。

如何评价美联储在此次危机中的应对？

“这次美联储的所有应对措施都是正确的。无论银行系统中有多少钱我们都不会看到通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会看到通胀。”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指出，世界正面临着一场资产负债表衰退，尤其是以日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新冠疫情会让加剧这场衰退吗？

辜朝明：在疫情到来前日本和美国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都快要结束了，尽管还有一些“遗留物”。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历时近30年日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已经越来越干净。当新冠病毒疫情来袭时，越来越多日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问题都已不大。美国的资产负债表也越来越干净，不过疫情到来让美国经济更糟糕，但这不是因为资产负债表衰退。

澎湃新闻：有人将这次疫情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你认为这个说法恰当吗？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是否与大萧条类似？

辜朝明：如果说这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对抗的是看不见的敌人。这次更像是场自然灾害，一场大型的自然灾害。在自然灾害的冲击下人们会失去很多，灾害结束后还需要灾后重建。

为了防控新冠病毒疫情很多行业必须关闭，很多国家不得不实施“锁国”政策，从损失的程度看确实很接近大萧条，甚至有可能比大萧条更糟糕。我论证过大萧条是一场纯粹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在大萧条中很多私人部门出现技术性破产，不修复资产负债表就无法重回正轨。而疫情造成的冲击并非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主要还是需求的匮乏。因为疫情期间人力和资本都没有受损，但收入却“消失”了。这是与大萧条的不同之处。

大萧条期间私人部门必须修复无数的资产负债表，否则经济不能正常运转。而在疫情之下，我们不需要修复资产负债表，我们需要的只是收入。因此针对这两场危机所采取的政策应对也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哪一个处理起来更棘手？修复资产负债表更难，还是应对疫情带来的危机更难？

辜朝明：我们还不知道何时才能从疫情中恢复。但从政策应对上来说，资产负债表衰退要难处理得多，主要是在政治上。因为如果你的资产负债表出了问题，你就要去修复。当所有人都同时在修复资产负债表时，就是在经历一场资产负债表衰退。民众必须要修复资产负债表，不得不做正确的事。当所有人都在做正确的事情时，政府却告诉你要去花钱。在这种局面下产生的冲突容易导致错误的结果，尤其是对私人部门，他们会将政府置于对立面，很多事情变得更困难。

但应对新冠疫情却是另一种情况。政府需要设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需求，让企业不要破产。应对措施更为直接。此时政府更容易与民众达成一致，因为民众也认为这是必须要做的事。在这次衰退中，民众强烈要求得到救助，政府也想要这么做。在政治的层面上，应对这场衰退更容易。

澎湃新闻：很多国家为了应对疫情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财政刺激政策，这当中不少国家甚至直接给民众发钱。我们需要担心由此而产生的巨额债务吗？

辜朝明：我们先假设在一年内治愈新冠病毒的药物就能研制成功。在这个假设下，就意味着政府采取这些举措可能还要一年。当然这种做法成本很高。但如果不这么做，拒绝给企业和个人钱他们都会破产。因为他们没有收入。一旦企业破产，即便最终成功研发了治愈新冠病毒的药物，企业都死了，往后经济也难以恢复。

这就是一场自然灾害，需要花钱来应对。现在不花钱，以后就要花更多的钱。如果在这期间很多企业倒闭了，政府又不积极应对，以后再想要救助企业成本要高很多。

因此，尽管会产生很多债务，我认为这些举措仍然是必要的。现在不采取行动，以后采取行动成本会更为高昂。

澎湃新闻：美联储动用了前所未有的紧急贷款权，其资产负债表也创下了史上新高。如何评价美联储在此次危机中的应对？

辜朝明：如果你看了我的书你就能理解，美联储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期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无效的，尽管此前就已采取了很多货币宽松的政策。不过在这次衰退中，我认为美联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正确的。

这次疫情期间很多人都要靠银行存款才能存活下来。很多人在没有收入的同时，还必须要支付各种账单，储蓄就越来越少。一旦花光所有的储蓄，个人也就破产了。当每个人都从银行里取钱，银行能够向外借贷的钱就会越来越少。要确保经济运行政府要借的钱越来越多，企业也要借钱来付房租和员工的薪水等等。于是在这场衰退中就会出现存款人太少、借款人太多的局面。而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时的状况是存款人太多，借款人太少。此时如果央行们不出手相助，利率会攀升到非常高的水平。因为每个人都在从银行取钱，没人把钱存入银行，利率就会越来越高。利率若是涨得太多，经济状况就会更糟糕。全球主要央行将巨量的流动性释放给银行系统以确保利率不会上升。目前看来他们很成功。

如果你记得，今年3月初全球利率迅速上升，尤其是美国。美联储迅速采取行动，大幅下调了利率。可以说美联储这么做是非常了不起的。在我看来，美联储这次做的都是正确的事，也必须做正确的事。否则利率会涨到极高，股市、债市都会崩溃，进而会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

怎么看疫情期间中美金融支持政策差异？

“若中国的利率也迅速上升，央行就应该采取行动。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更关键的还是财政政策。”

澎湃新闻：但中国并没有采取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样的激进政策。如何评价中国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采取的不同对策？

辜朝明：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的央行有很多顾虑。因为眼前中国的房价很高，中国内部的债务水平也很高，央行对这些现象都是不满意的。中国央行更为谨慎。

美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如果政府不这么做，很多企业会破产，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已经破产了。央行不应该坐视不管，而且眼下通胀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长期看通胀也不会是个问题。因为一旦我们从这次衰退中走出，假设是一年，很多人会重建他们的储蓄。在衰退期间他们靠存款活了下来，当衰退结束时他们的存款可能会降到很低。在这次衰退中，存款较多的人还好，那些不怎么存钱的人会过得很糟。所以我猜测，一旦这些人有了收入就会增加存款。当所有人开始重建储蓄时，宏观经济的层面上我们就又会回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阶段。当私人部门都在存钱而不是借钱时，通胀是绝不会起来的。我在资产负债表理论中已经论证过。当资产负债表衰退时，人们需要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而存钱。

因此这场衰退后我们能看到与疫情前相似的情况。衰退结束后每个人开始重建他们的存款，因为他们的存款在疫情期间降得很厉害。当他们这么做时就没有借款人了。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类似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世界。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央行就不必担心会引发通胀。无论银行系统中有多少钱我们都不会看到通胀，而且很多年里都不会看到通胀。

我强烈建议央行们为了维持经济运转，尽管做他们该做的。

澎湃新闻：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担心，如果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会引发通胀。中国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辜朝明：我认为不会。在衰退结束后中国的情况也会类似。那些有存款的家庭还好，但那些没有存款的家庭就会很糟。我确定中国人现在都在存钱，尤其是考虑到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当所有这些家庭都在增加储蓄，我们就会进入到非常类似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世界，通胀水平也会很低。

澎湃新闻：在应对上一轮危机时，你指出中国提供的大量流动性是全球利率长期低水平的原因之一。疫情会改变这一局面吗？

辜朝明：2008年后中国财政刺激的规模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我知道很多中国经济学家认为这是错的。我不同意。我认为中国做了必须要做的应对，4万亿刺激是绝对必要的。中国这么做在当时也是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现在又到了采取财政刺激的时候，而不是依赖货币政策。

上一轮危机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部分应对得很好，但后来很多资金进入了金融系统，滋生了泡沫。这有点可惜。中国这次要做的也是倚重财政政策，如果有财政约束，而企业的借贷需求又在上升，我强烈建议央行释放更多的流动性。因为一旦像今年3月初那样利率骤升，会严重损害经济。所以若中国的利率也迅速上升，央行就应该采取行动。要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更关键的还是财政政策。

中国会因疫情错失黄金时期吗？应如何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应该犯与日本过去同样的错误，应该确保不重蹈日本的覆辙，尽可能地开放市场。”

澎湃新闻：你过去指出中国正处于黄金时期（Golden Era），仍将在一段时间里以较高速度维持经济增长。如果疫情导致的这场危机给中国造成严重的下行压力，你会改变你的判断吗？

辜朝明：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只是新冠疫情，我不会改变我的判断。因为疫情本身很像是一场自然灾害。但这一至两年对中国很关键，因为“中等收入陷阱”正在逼近，你们要抓住这几年。可疫情又是不可避免的。

在疫情之前，贸易摩擦正甚嚣尘上。这场争端可能会在疫情后更为严重。即便能够达成协议，中国恐怕也很难再依赖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都很担心中国的扩张。如果失去出口的份额，中国将很难再（以）过去（的速度）增长。中国将不得不依赖内需，这可能会更难。最好的情况是其他国家仍能持续对中国的产品保持开放，直到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这些国家的市场很难进入，那么中国有可能陷入（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时期。

下一个10年如果中国处理得好，中国一定会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但如果由于地缘政治原因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有可能失去这非常重要的十年。疫情来了后，我更担心了。

澎湃新闻：虽然疫情本身是个自然灾害，但它导致的后果和影响是非常复杂的。例如，它助长了逆全球化的趋势，这显然对中国不利。你此前也看好印度，你认为印度会从中受益吗？你是否会改变对印度的预期？

辜朝明：如果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的扩张，他们就会逐渐转向印度。他们会更欢迎印度出口的产品，这将会有助于印度的增长。但这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选择。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会有自己的抉择，只是在这个时期可能需要更多地考虑每个选择的后果与代价。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印度确实很有可能从中受益。

澎湃新闻：你过去断言，未来15至20年这个阶段对中国非常关键。疫情会延长或缩短这个阶段吗？在后疫情时代的新格局下，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该怎么应对？中国应该如何学习日本经验？

辜朝明：30年前日美贸易战闹得正凶时，我正在日本。当时的日美关系就像现在的中美关系。那个时候很多日本人就像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和官员一样，他们说：“我们没有损害美国的经济，我们只是在填补美国储蓄和投资的缺口，美国有美元。我们喜欢储蓄，美国人喜欢消费，所以我们只是在填补这当中的缺口。”

甚至很多美国经济学家也是这么说的。但我认为这个观点恐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这个论证站得住脚，这就表示那些与中国、日本生产商竞争的美国制造业应该运转良好才对。因为是美国市场需求旺盛，他们的厂商所生产的产品远远不够才需要中日等国的产品进入到美国市场。但现实却完全相反。很多美国工人因为外国厂商的进入而失业。实际上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汇率。美元与它的竞争对手国的货币相比太强了。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要么就得让中日等贸易大国打开自己的市场，让美国的产品进入。

30年前日本犯了一个大错。当时日本认为日美贸易不平衡与日本市场的不开放无关，是因为与美国的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所以日本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开放市场的要求。于是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间，日元对美元从240日元升值到了80日元。这10年的时间里日本也因为日元升值失去了竞争力，多个行业的市场竞相输给中国和东南亚，日本也因此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势头。在10年前日本还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的经济体，就因为日元升值太快，其制造业的优势逐渐输给了中国和东南亚。

中国不应该犯同样的错误。在签协议时，应该确保不重蹈日本的覆辙，尽可能地开放市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还处于合理水平。30年后的今天，日本从30年前的教训中学到了。特朗普当政后对日本也很严苛，日本政府很快做出反应，这次日美之间就没有出现贸易争端。30年前日本确实搞砸了，有不少教训。

澎湃新闻：所以你认为汇率对当前的政策选择来说非常关键？

辜朝明：是的。要么接受美国的条件，要不然美国会想办法降低美元的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