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命攸关｜运动与暴力之辩：“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近日，明尼苏达州的黑人因涉嫌使用20美元假钞而死于警察暴力执法的事件，在全美各大城市掀起大规模抗议，成为上世纪中叶美国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的回声。《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推出“黑命攸关”（此处采用豆瓣网友gonggong对BLM的翻译，特此致谢）专题，从不同视角切入这场声势浩大的黑人运动，并借此梳理二十世纪民权运动的遗产。

两位作者黄璞叶和反老孟（均为化名）在美国攻读博士，黄璞叶在纽约读书，关注历史与空间脉络中的解放政治。反老孟在梅森-迪克森线以南读书，密切注视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机器全球体现，疫情期间困于纽约，在弗洛伊德死于明尼苏达州的警察暴力执法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抗争运动中，对纽约的抗争浪潮进行了近切的观察。《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特邀两位以对话的方式分析美国黑人运动的机遇与困境。

很难想象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及其牵动的政治风潮中，美国的黑人问题能硬生生地成为一个更具冲击力的大事件。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到美国全境已有30多个城市持续爆发抗议种族不公示威和游行——其中25个城市进入宵禁状态，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示威运动是以高强度对抗、骚乱和某种暴动形式开始的，它激起的讨论是这种暴力在一开始对本次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先声夺人般地立下了基调。它不仅在美国是一个举国关注的大事件，在中国也毫不夸张地到了街谈巷议的程度。由于弗洛伊德死亡过程的惨状被完整的录了下来，其导致黑人及一切反对种族主义的美国人的抗议是毋庸置疑的。运动中涌现了很多打破低强度且冗长无望的政治常态的瞬间。

除了路径化地在国家福利和法律不平等方面讨论黑人待遇、社会歧视、收入分配不公和两党政治的问题之外，伴随着示威发生的暴力事件和打砸问题也被推上了舆论争辩的中心。暴动本身对揭示了群众和国家-资本复合体之间的矛盾，也有效地在城市空间中暂时性团结起了民众。不得不说，在自由市场、公共领域和世界公民等理想范畴已在不断涌现的各种社会矛盾中日渐苍白的状况下，如果执着于对话、协商或调和这样的中产式法律教条滤镜来解释甚至反对和批评在美国涌现的暴动和愤怒中的政治强度（intensity），那么恐怕现状加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法权的局限性只会让持如此观点的人再次失望 。 但是，如果简单地将无组织、无方向的暴力悲情化、浪漫化，最终也会导致运动的自我矮化并丧失对中间群众的争取（见聊天栏）。运动快速发展（或消亡）的态势将会迅速抛弃以上这两种错误看法。换句话说，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的暴力表达已经是左中右都要面对的问题 ——且不说老牌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崇拜对这几年欧美政治的影响，如今的当权者和另类右翼也在暴力与否的辩论中弄潮，比如，特朗普已经宣布这次暴动是由极端左翼和antifa（反法西斯行动）等他所称的“恐怖组织”挑起。这又回到了20世纪革命政治中一直存在的评价社会运动的基本方法论/革命观的问题——暴动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中文读者来说，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探讨恐怕是最为熟悉的文本：暴动是“糟得很” 还是“好得很”，暴动者是谁？他们能否代表大多数？在《报告》中，毛泽东写下了后世传诵的名句，“革命就是暴动，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以论证暴动如何在推动社会变化中具有“好得很”的正当性。在当下美国舆论对街头抗议活动的评价已经不以传统的两党和左右而是以“暴力与秩序“为中轴来划线的前提下，我们认为“糟得很” 还是“好得很”与 “大多数与极少数”的问题已不仅是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20世纪革命脉络的历史判断，而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衰退世界各地社会抗议活动涌现的当下具有一般性意义。进一步到这一次因弗洛伊德惨死在美国所引发的暴动而言，如果暴力行为之出现是政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终极社会表达，那么它什么时候是“好得很”，又在什么时候是“糟得很”，什么时候可以赢得大多数，什么时候又是一种少数的政治手段？

另外，这样的政治强度下，时下流行的“为少数发声”政治及其背后的后结构思潮脉络到底是继承了二十世纪黑人抗暴运动的精神还是疏离乃至背叛了它？以这样的问题为背景，我们将以在纽约市运动期间的一些观察和先前学习工作中的一些经历引出两点关于这次风波的讨论。第一点是针对美国左翼政治在当下运动中对暴动是 “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辩论；第二点讨论当下美国黑人反对种族主义运动到底是应该坚持基于少数人的运动——依靠少数族裔身份获得关注、保障与认同，还是将运动建立在多数派群众运动的脉络中。至于这两点之间的关联，随着运动形式的变化我们将能从正或反的角度看得更清楚。对于本次暴力运动，进步力量应当一方面反对以暴力为由否认运动合法性的中产阶级、统治阶级的抽象法律话术，另一方面也反对将无组织、无计划、无胜算的暴力浪漫化，将其看作“唯一的出路”。这种政治问题的情绪化使得实际运动发展在骚乱——镇压——日常——骚乱的状态中徘徊。而这一难题也将必然指向左翼内部关于自我组织的形式和原则的讨论，并触及左翼与在学院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平台化的政治运动（指的是BLM 搭一个舞台，各种人来唱戏，比喻运动像不同模块的堆叠）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此文以两位作者远程交流通讯的形式完成。

运动现场的两个截面

首先，快速说一下对运动一些现场观察以读者一个直观画面。纽约市已经于6月8日开始疫情解封，而从5月底以来，五大城区就不断有游行示威活动。每天白天都会有大规模示威游行，而晚上出现与警察的暴力对抗和打砸事件。截止此通讯稿修订时，据官方通报，纽约5大区约2000人因与示威相关事件被逮捕，40余名警察受伤，47辆警用车辆遭到破坏（包括被点燃），曼哈顿下城和中城多家连锁品牌店和大型百货商场被打砸。另外，示威者在夜间街道上点燃垃圾桶。城市景观可见之处基本都被画上反对警察暴力的涂鸦。

纽约市示威与警方对抗最激烈的区间为5月28日至6月的第一周。也就是说，纽约的示威活动是直接以高强度的面貌出现的。五大城区中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示威受到媒体关注较多。5月29日曼哈顿联合广场的示威制造了第一起新闻事件：约40人在抗议中和警方发生冲突被捕。布鲁克林示威的激烈程度在30号，即运动早期，就转向暴力，Barclay Center等示威前线上，警察与示威者间已出现肢体冲突。 Prospect Park附近如Fort Greene等一些社区在29-30日期间发生燃烧倾覆空警车事件【1】。5月31日流出布鲁克林警车冲入人群撞击示威者的新闻录像。纽约市长于6月1日颁布宵禁令，但是仍然有大量示威者在宵禁之后涌上街头。除了因为示威直接引起的对抗和打砸，孤狼式暴力事件也零星出现。比如，6月4日布鲁克林发生了原因不明的白人男子捅杀警察事件。为保证疫情解封一切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纽约市警察执法在6月第一周后半期时进入特殊状态下的无差别暴力镇压模式。许多地方出现针对和平抗命示威的无差别逮捕。加之在这段时间内纽约警察局（NYPD）大量使用“沸水战术”（Kettling）【2】，纽约市被逮捕人数飙升。6月4日，像布朗克斯区这样长期以来就被媒体忽视的贫穷非裔聚居区，爆出警察在当地群众组织的和平抗命游行中一晚上抓捕超过200人的事件。布朗克斯社区内提倡社区互助和自治的政治团体在此期间组织游行和筹措保释基金为被捕者提供法律援助。这些团体也不断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播出居民和示威者用手机拍下的警察暴力执法视频。不过在第一周过后，随着复工开始和运动被吸纳进白宫和国会山引导的主流政治多重原因共同作用，对抗性的示威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庆祝性的游行和演讲。最具代表性的是6月19日举行的纪念美国南方黑人解放的六月节庆祝游行活动。在当天活动中，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才是主题。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在6月17日就早早签署了204号行政令将六月节定成纽约州全薪休假的法定节日。值得一提得失，在大规模对抗性示威和打砸平息以后，BLM组织者用中小规模的自行车队游走的形式在市区内用大喇叭喊口号宣传运动理念

因为时间和能力有限，我主要观察了曼哈顿联合广场区域（30日下午和晚上）和布鲁克林Barclay Center 外（31日下午至傍晚）两场运动的截面。在暴力运动高潮的前几天大概是这样的状况：两个地点白天的示威游行集会因为都在美国常规的示威活动框架内进行所以比较平和；暴力事件在下午后半段开始发生。晚间示威活动的对抗性多半由个体化的冲突诱发。目前没有任何大规模挑起冲突的迹象。正如一位现场民间安保志愿者告诉我的：“这里的暴力事件大多是由一两个个体挑起，但是很不幸的是有时候个体暴力会发生链式反应。”这种发展周期与示威活动组织方式、与警方互动、城市街道空间和偶发事件几个因素相关 。在白天，基本上大部分和平示威部分核心组织者为纽约的Black Lives Matter团体（简称BLM）。白天集会演讲活动和傍晚穿梭街道游行活动都由BLM活动者领导组织把关。演讲和喊口号是最主要的示威形式。现场不乏借这次示威批评特朗普的人。老派左翼团体比如托派斯巴达克斯联盟（Spartacus League）和工人世界党（Worker World Party） 也借这个活动平台在现场发传单宣扬自己的理念。但是这些外围团体在这种场合不可能有时间和机会向人群具体阐释自己的左派理念和这场活动之间的具体关系。紧张气氛一般开始于傍晚。 在布鲁克林，其他在市内集会游行的小团体在傍晚时分加入Barclay Center的人群，大部队开始总游行。警察便在此时开始在广场周边摆铁桶阵增强人力并开始部署佩戴战略应对人员（Strategic Response Unit, 也即着头盔，长警棍，胡椒喷雾，手枪和催泪瓦斯发射器等装备的防暴警察）。防暴警察马上开始驱赶堵塞交通的示威者。在警察推进过程中，示威者和警察会发生一些摩擦，一方面警察试图将人群赶往指定地点和路线中，另一方面示威者也在街道上阻拦警察推进。当问及一个在当天全程在于警察互动上都表现得很激进的小团体是否为某个组织时，我得到的答案是“代表个人”。当傍晚时分，更多越来越多的示威者与在集会地点的大部队汇合并开拔出示威场地开始游行之后，集会地点出现人员真空，警察迅速部署增加警力开始占领广场并设置路障摆阵型以管控之后会回到集会地点的游行人群。傍晚游街后回到联合广场的示威者会发现发现和白天相比他们会遭遇更多防暴警察的阻拦、对抗和挑衅。在推搡中，时不时也会有示威者在冲突即将爆发的时候挡在警察和示威者中间呼吁大家“不要打斗”（Don’t fight）。

此时示威者人群年龄结构也有变化：非裔年轻人小团体明显增多，而白天游说的一些老派政治团体也结束了活动不在晚上出现。警察此时更坚定了尽早清场的决心, 在肢体上变得越来越暴力并不断警告和挑衅示威者。在示威者的前线，警察组成一字阵和契型阵推进来驱散示威者以向外扩展他们的占领区。在对峙激烈的时候，警方会发射催泪瓦斯驱散人群。而有示威者也会向警察投掷水瓶等物件并在附近释放烟火和点燃垃圾桶。不过当晚随着警方镇暴手段越来越强硬，激进的示威者个体和小团体渐渐被“吃掉”，联合广场也最终被清场。一些人群便开始在附近NOHO街区游击。主要打砸一些像阿迪达斯这样的时装店，并象征性地点燃垃圾桶。不过其实第二天我就看到各大商店已经派人修好了玻璃并加装上了木板。有趣的是，装玻璃的工人基本都是拉美裔和黑人。当然，每次晚间的各种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媒体空间上就会充满了各种对暴力行为的评论。

左翼辩论中的“糟得很” 与“好得很”

反老孟：通过对观察到的5月30-31日示威的运动强度周期和示威者在城市空间中移动方向等因素进行一些分析，笔者认为暴动主义者把握到了美国这次运动中暴动在推进运动短时间强度方面的功能。这一次运动的强度和广度在近10年来的黑人抗暴运动中是罕见的。

黄璞叶：问题在于如何评论这一暴力运动。“糟的很”还是“好得很”的问题虽老，但并不过时。这个“好得很”和“糟得很”也会对决定群众基础中的“多数”和“少数”有影响。

反老孟：这一次的示威在整体道义上是顺应民愤以及美国群众对种族平等的诉求的（最近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是支持示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当然是“好得很”。但是，舆论中“糟得很”的评价会比较复杂一些。首先种族主义者们肯定认为示威是“糟得很”，右翼团体也会利用示威中出现的“糟得很的暴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过这不是这次我们关注的重点。另外一种“糟得很”来自于认为反对种族主义的阵营内部。也即，承认为非裔受害者寻求正义的必要性，但是否定示威活动中打砸和与警察对抗的激进行为。这种论调实际上横跨左右两党，并且常常以保护“业主劳动成果和工作权益”【3】的论调出现。纽约警察仁爱会（NYC Police Benlevonent Association）主席在6月9日纽约警察工会合办的新闻发布会中就张牙舞爪地大骂示威者的各种行为不尊重警察这一职业的尊严。另外一个有亲身体验的例子是我在5月30日下午联合广场集会时看到的零星的反对性示威（counter-protest）。在这次事件以前一般状态下, BLM和左翼进步团体活动所遭遇的反对性示威多来自于其政治光谱上的老敌人，也即，保守/另类右翼，特朗普支持者，All Lives Matter运动以及某些自由意志主义者【4】（Libertarianist）。但是我在曼哈顿示威活动遇到的反对示威的特朗普支持者却有一些特殊性。和以往特朗普支持者总是和BLM运动唱反调的情况不一样的是，这些人并不反对为George Floyd伸冤的道德动机，因为警察对一个平民的虐杀明显是和美国核心价值自由以及特朗普支持者引以为豪的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不符。但也正处于这同一种对美国“自由”的捍卫使得他们认为最近示威活动中出现的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充满了批评。在这里，对抗示威者希望用“ 特朗普会解决非裔福利问题而民主党会做得更坏”的说法抨击激进左翼和以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这种在道德动机上的暂时共识有可能受到引发示威的视频传播媒介影响。看过警察施暴视频的人无论如何都会对苦苦哀求的Floyd产生最基本的共情。另外一个例子则是美国一些传统上攻击BLM这类“左翼/自由派运动”的保守媒体人（例如 Rush Limbaugh）也开始公开批评警察过度执法所体现的种族问题。也就是说，尽管介入的角度不同——左翼强调长久的种族不公和警察暴力，而右翼则强调弗洛伊德事件偏离了想象中的美国价值——对弗洛伊德惨死的共情连接了一些以往分歧的左右翼团体，也制造了各种让人分不清楚阵营的政治意识形态烟雾。这里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对运动的评判更多是以“是否暴力”而不是传统的两党之争或者左右光谱来划线。争论双方一边是用暴力威胁秩序为由全盘否定当前暴动行为的人，这些人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写的六月以后的小资产阶级非常类似，马克思笔下的这些人以秩序、家庭和宗教为由否定革命的暴力，但到最后还是要组织起来用最暴力的手段来镇压暴动以保全自己的财产和特权；而另一边则认为暴动是社会变革过程的一种表现和手段 ——因此，对暴动的客观性应该正视。

黄璞叶：能看出目前大部分的左翼都不会否认暴动的某种正当性。在美国共产党和工人世界党 （World Worker Party）等老派左翼组织都在为被逮捕者募捐并公开为暴动正名。而像长期和非白人社区建立联系的Decolonize This Place 的新左集体（很多是受到无政府社区自治思想、情境主义或去殖民思想的小集体，它们有时不称自己为一个团体而是“一场运动”）也在积极组织新一轮针对警察逮捕暴动者的抗命游行活动。很多左翼团体也在社交网站上发布关于如何组织与警察对抗的示威阵型和路障战术。虽然不排除也有部分民主社会主义者会认为暴动影响左翼合法性，但是这部分人很容易在宽泛的左翼力量中被边缘化。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自由主义中的进步派也对暴力表示理解，比如非裔脱口秀演员崔娃（Trevor）呼吁对暴力行动的客观根源予以同情，这类声音的核心是呼吁大家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你没有体会过黑人的绝望，哪有资格来指责他们的暴力。这些认可黑人有发泄的权利并呼吁大家保持善良和宽容的观点，实际效果是为暴力人群划出了例外的豁免类别，将暴力特殊化、无害化，甚至低龄化了。面对右翼，左翼需要团结这部分人，但内部必须要批评这种特殊主义的中产式宽容。

反老孟：目前在可以观察到的范围内，大多数左翼是认为这次暴动是带有起义性质的。不过在认为暴动好得很的阵营里面也会一分为二。部分极左暴动主义论 （多见于无政府主义者个人和团体）认为暴动既是社会变革的起点也是终点，暴力行为的涌现一定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新社会，所以暴力行为的即时性（immediacy）和自然性是不容置疑的。包括打砸在内的具体暴动行为在这一脉络中具有浪漫和美学意义——否定一切，干就完了。

另外一种论点拒斥对暴力行为的抽象崇拜，认为暴动的涌现自身并不一定预示着变革，但是它是左翼获取权力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毫无目的碎片化地打砸抢涌现除了说明民愤以外还说明之前左翼在愤怒的群众中组织活动的缺失。这一论点并不否定暴动在示威活动中的有效性（efficacy），但是也承认其条件性：左翼不能不加区别地将任何暴动打砸和对抗美学化，而应该实地调查暴动的有机组成（什么团体和什么阶级）以及左翼如何在扩大社会运动的目标下有纪律地组织暴动。在这一脉络里，暴动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大目标中是“好得很”，但是在具体情况下有时候会变得“糟得很”。因此，左翼必须严肃分析暴动的性质：是什么人在暴动？暴动到底是小团体对抗国家大集体还是阶级斗争？是否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关系？如果无法区分，这种“糟得很”义务化和美学化的暴动会让左翼失去运动的时间和大多数的支持。毕竟，大多数的群众更在意的是从事生产而非像哲学家那样每天进行关于破坏和否定的美学与伦理的头脑体操。

因为运动的紧迫性，许多美国左翼还没有时间对形势作出系统性的分析，和我交谈过的人都普遍认为现在只能快速记录事态和做一些运动截面分析。我本人也是采取的这种方法。但是可以看到渐渐已经有在纽约活动的团体开始在网站上发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了。比如说，长期在布鲁克林本地从事组织工作的新左小集体“团结与斗争”（Unity & Struggle，此团体的倾向主要为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反对大集体先锋党形式 【party form】的列宁主义；该团体发起者为北美2000年以来的各种示威中名噪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联盟“爱与愤怒”的前成员）就在6月9日重新贴出了他们2015年写的关于佛格森和巴尔的摩示威的分析文章，试图用旧文重申一些左翼组织的老毛病以及呼吁左翼对暴动进行具体分析和组建社区自卫小团体。这个团体的文章中就指出了在巴尔的摩骚乱时常被浪漫化为民间罗宾汉的帮派其实是站在了警察一边，去打击示威者和打砸的贫穷青年。这个观察就很好的指出了暴动在那个语境下的两面。一方面，暴动绝对不是单纯的治安问题，它里面也有自己的阶级力量组成，是被剥削者的表达。另一方面，这一构成也要求左派不要因为暴动对民间草根主体能量的扩大而无限颂扬暴动，因为这里的民间也存在反动的一面。我对这一点的解读是，暴动不是一场在美国社会和国家之间的零和游戏——不是说，民间狠一点，警察的力量就会小一点 （这种零和逻辑其实和华尔街投资-剥离的抢市场逻辑没有太大区别）。这里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在这种看似零和游戏的对抗下生产出新的力量。可以预料到是，在当下运动放缓，主流舆论逐渐被警察改良和警资缩减（Defund）话题所吸引并又被纳入两党之争的框架内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左翼会参与进关于暴动、组织——是以有机自主小集体、示威现场战术小团体的形式还是要先锋队党的形式——以及如何争取大多数民众以让运动强度持久并导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改造的辩论当中。有待继续观察。

但是暴动主义对暴动无条件的美学化（暴动绝对是“好得很”而任何停留片刻思考暴动本质和战术的人都是“糟得很”）却无法推进和扩大运动使之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它对暴动打砸的推崇完全地呼应了正在发生的暴动打砸中示威者的情绪，当下暴动行为在整个运动中所展示出来的局限性也将变成这种左翼暴力美学本身的局限性，这种美学对话的对象并不是群众，而是左翼冒进主义者在右翼中的镜像——将枪支在保卫个人自由中的作用美学化的白人小业主等阶级，更不要说其实这次运动中的很多暴动并不是由左翼组织的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所主导的。往抽象一点讲，这种对独特美学或情绪或身份认同的“奇异性”（singularity）的庆祝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民众运动的（学院派）后现代式介入，它并不是为了创造群众基础。 在具体层面上，无组织无具体政治目标的打砸会对示威的长远强度产生消耗。这一点听起来有点老生常谈，但是在实际中确实经常出现。

暴动和示威强度的损耗

反老孟：感官上，暴力的局限性体现在运动强度的分布上。在联合广场对峙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也观察到，几个街区以外，似乎生意照旧 （business-as-usual），一些白人在酒吧外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疫情解封做预热趴体。街道上不乏遛狗和慢跑的人，这些人偶尔会与零星从联合广场方向过来的示威者相视而过。联合广场以南7个街区外的华盛顿公园广场在30日晚还不是一个示威的热点地区，在人群往联合广场聚集的时候，华盛顿公园广场依旧和平时没有太大区别：乘凉者、滑板少年、艺术家和流浪汉等等依旧在广场内进行平时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活动。从这里很难感受到示威的强度。这种强度与运动蔓延的态势和运动强度周期、在城市空间中的行动方向以及人员组织相关。这种相关性回应了左翼怎么看待暴动在何时“好得很”何时“糟得很”的问题。

这里我具体谈一下30日与31日示威活动中的一些观察。示威运动的方向性——到底是朝向警察（向心的），还是蔓延式的——似乎决定了示威活动的长期强度。示威者夜间活动运动方向是朝向警察（向心的）而非蔓延式的。这种向心-蔓延的张力有两层含义。第一，虽然一些人会在一些街区游击破坏以及象征性地点燃垃圾桶，示威者的主力依旧还是被已经在广场上摆好阵型的警察所吸引。如前面所说，涌向警察并和警察对峙成为了这一阶段示威的重要目标以及手段。示威者的运动方向在物理意义上被警察所在的位置所牵制 。这一运动方向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运动能量逐渐被消耗在由警察指定好的示威地点附近。第二，过度强调与警察的直接对抗和游击式的打砸对左翼在社会矛盾完全公开化后的一段时间内赢取更广泛的政治支持来说并不利。也就是说，现有的暴动模式对运动向外在更广大的群众基础中蔓延不会有帮助。这也让运动在暴动过后很难达到新的强度。

这一向心式的运动的局限可以从客观和主观运动条件两个方面感受到。客观条件在这里指由敌人所创造的斗争环境。而主观条件则取决于运动者的自我组织方式以及左翼对于暴动的态度。

黄璞叶：可以先分析一下客观条件。

反老孟：具体到纽约的示威场景中，客观条件的直接体现是军警的镇暴技术发展，而这一发展完全镶嵌在1970年代以石油危机为代表、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衰退为主线的漫长的20世纪下半场的大背景中。

在美国，1970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一方面在短时间内激化了工人运动。但是在长时段的另一方面，美国国内资本的重组和衰退也造成了传统工人阶级无法依赖资本进行自我再生产而解体。失业者，特别是黑人无产阶级，作为相对剩余人口大量涌现。作为结果，美国城市内的警力开始在装备和战术上军事化以应对短期爆发的工人运动、内城（Inner City）贫穷人口长久的治安问题，以及执行专门针对黑人社区的所谓的毒品战争【5】。自1990年代以来，民众组织起来回应经济衰退带来的社会不公的示威在世界各地涌现。美国大城市也不例外，比如说，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和2011年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这个大前提下，许多国家的镇暴技术变得越来越先进。并且，在不断应对民众运动中的激进小团体发明出来的街头暴动战术和海外军事行动突发情况的过程中，美国国家机器的战术经验也越来越丰富、灵活（参见兰德公司2008年报告）。 近20年来世界各国军警镇暴的准则由直接打击暴动者转向了调动各种国家机构运用综合手段疏离暴动者的民众基础 。应该说，这一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机器反暴动技术针对新的小激进团体网络作出的调整。国家机器和民众运动也在不断的相互摩擦中各自进化。

纽约示威者于30日夜间所施加的主观力量确实在短时间将运动强度推向了新高度，也为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带来了新的空气。不难看出，纽约街头示威者使用的战术深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左翼（比如法国、希腊和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工人团体）为对抗警察和保护个体而发明出来像“黑块”（Black Block）等战术的影响。另外，这次示威在形态上也带有近期在南美等地社会运动中涌现的“锋线”【6】（Frontline）行动形式的影子。 在这一点上，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圣地亚哥、巴黎和雅典的街头遥相呼应。 但是另一方面，在示威者与警察的物质动员能力不对称的客观条件下，这种灯蛾扑火式的团结对于示威者的人力是损耗性的。作为这种不对称性的结果，向心地与警察争夺在像联合广场这样的地标对峙在一定程度上把示威者推入了和军警的消耗性阵地战中。但是对于只有血肉之躯而且没有大后方并且是由若干激进小团体和个人组成的的示威者联盟来说，向心式的地标争夺象征意义远大于物质意义。其结果是让运动很容易导向一种路径化的伸冤政治，也即通过与警察的肢体冲突中制造英雄主义悲壮景观来获得承认 。虽然，这种政治确实能让运动在社交媒体上为运动获得支持，但并不能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能量。 这在实际上也很难将运动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去获取民众基础——谁会在没有长期暴露在激进小团体的政治主张的情况下，突然选择加入在两天内冒出来的街头反警察打斗，并且继续将运动推进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上？我在像西村这样酷儿亚文化很浓厚的街区看到酒吧餐馆贴出了支持BLM的标语，并且在LGBTQ社区组织的声援示威中看到许多人聚集着在这些酒吧门前排队买酒。虽然大多数的商家也许在道义上是支持这场运动的，但是在纽约刚开始解封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更期待的是司法机关能够迅速地给弗洛伊德一个公义然后把生产生活带回正常状态 。

更重要的是，在本已不对称的客观条件下，时间永远是不会自然而然地站在示威者的一方，无产阶级“好得很”的态势很快又变成“糟得很”。统治阶级可以很快调动资金让警察更快地动员物流人力，而被砸的连锁商店也可以在第二天修好玻璃，加装木板和雇佣保安（这早已是商家的常规做法，疫情居家令期间很多商家歇业后的第一做法也是这用木板把店面封起来）。而示威者一方则在单纯的对抗消耗中处于一个输不起的境地当中：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民众对单纯的破坏耐心耗尽（且不说对阿迪达斯店的洗劫当中有多少阶级斗争的成分），最初暴动引起的运动强度也会消耗殆尽。一场运动强度的消退为国家机器的镇暴学习又提供了新的经验，而下一次高强度的暴动则遥遥无期。

黄璞叶：那么主观条件呢？

反老孟：对于示威者主体的成分分析有很多路径，最直观的方法是对示威现场的人员组织情况进行分析。更深层次的分析则要求关注20世纪黑人抗暴政治中主体形成的历史脉络，这一点下一部分详谈。在这里我只是从观察到的示威者在示威现场组织形式的角度来看当下运动主体的形成以及其在“好得很与糟得很”的争论中的困境。在前面已经提过，纽约示威活动在对抗中看起来是一场向心的运动，但是这种其实反映的是运动内部阵营的离心。无论是我观察到的和平示威活动还是和警察对抗的暴动活动中，整个运动组织在大部分时间是出于一个松散的激进团体的联盟，或者说，是一个平台化的运动。这个联盟一方面以BLM（Black Lives Matter）团体等黑人主体为中心，另一方面又因为种族这一问题的排他性而形成了一个较为横向的网络组织。各种政治团体都出现在示威现场。而在活动中，白人参与者被（自）称为是黑人的“白人盟友”（White ally）。白人盟友会强调BLM在运动中的主体地位，但他们又各自怀有政治理念和道德动机。这种盟友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白人在黑人抗暴中“不好说话”的状态使得运动内部的组织关系变得很微妙。

简单来说，这个联盟像是一个“陌生人的统一体”（a unity of strangers），亦或，借用一个时髦的词，这种主体在形态上接近奈格里和哈特所谓的“诸众”（Multitude）。它在短时间可以在成员中达成最宽泛的共识，同时也保留了最大程度上的内部差异 。这种差异表现得最极端的案例是，白人示威者要通过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对黑人抗暴政治的忠诚来表达对黑人的支持：在一些示威中，白人会冲到最前线挡住警察因为白人被逮捕的成本会低于黑人。缺乏统一调度的松散组织一方面联合了各种团体，但是也给个人化和小团体化的激进行为提供了空间。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以激进的个体前来寻求短时间内最高的政治强度。在30日晚的联合广场对峙现场中也不乏把示威当成派对的好事分子小团体。在这些人带着啤酒来到现场在人群外围起哄挑衅的同时，黑人示威者正在前线用身体和警察对抗 。所以，夜间示威的暴力和对抗，也许并不像认为暴动可以让社会变迁速成的冒进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预言新天地的先知，而是松散的联盟的反映。这里笔者并不是怀疑这种联盟在短期内制造高强度的政治行动并且带来在法治上推进黑人平权的能量。这对于任何支持平权的人来说都是“好得很”。但是从如何把运动带入新的强度的视角来看，这种松散联盟所造成的短时间内的高强度到底在更深入地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关系上，以及让这一理念获得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支持上能走多远，还有待考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强度有时也取决于某个城市的运动文化和传统，以及具体的城市空间内的政治力量地形学。比如像西雅图这种新兴城市。西雅图的人口、市区面积和金融规模比纽约小，并且在西海岸像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混搭的“共享化”理念（Communization）等思潮深入社区政治小团体。在那里，平台化的街头战术似乎就很有效并且持久。西雅图的一些示威者已经于6月10号左右在市区的Capital Hill附近扎根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区”（初为Capital Hill Atonomous Zone，后改为Capital Hill Organized Protest）。如果能比对此次运动中不同城市之间的战术和左翼网络已有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很有意义。 但是，西雅图这种城市的某种不可复制的特殊性是否真的能代表城市空间中向心驻扎的运动模板，还值得观察。并且，这样的驻扎即便保证了其长期存在，但到底能改变什么还不能保证。美国左翼的一个尴尬之处在于，其基地实际上还是在拥有城市无产阶级和大学生的大城市里（南方的一些中型城市因为以前的烟草工业、黑人民权斗争等历史原因也有左翼基地，但已被长期忽略）。如果谈及蔓延和扩大群众基础，未来左翼可能将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注意力从城市街头战术和社区组织转向美国两个海岸之间由农场、保育林、去工业化城镇和矿山组成的广大腹地中去。虽然说弗洛伊德事件已经让一些小城镇的白人走上街头举起横幅表达对警察的抗议，不得不说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宽泛意义上的左翼在腹地当中的组织没有跟上右翼的步伐：当左翼在城市里面以书店咖啡厅为中心进行社区活动实践时，右翼已经在腹地建立起了很多带有浓厚新民间（Neo-völkisch）美学色彩的白人至上自治社区和民兵防卫组织，并用它们作为根据地渐渐对城市里另类右翼产生影响【7】。夏洛茨维尔事件就反映了这一趋势。现在看起来似乎这些右翼平台在美国更大的政治地理框架下比城市里的左翼平台更协调和隐秘。从这一具体情况出发，我们可以把讨论发散到美国黑人抗暴运动多数与少数的思考中去。

自五月底以来黑人抗暴运动中，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已经到了一定要用暴力表达出来的时候。但暴力带来的短期政治强度已经开始呈现出退减的态势。更不用说此次暴动本身就不完全是由左翼政治力量主导的。暴动主义对暴动单纯的美学化已经跟不上变化，甚至带有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色彩。这里摆在美国左翼面前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应对暴动之后的情况：骚乱之后，如何通过自我组织以一个有纪律的强势面貌进入新的社会矛盾当中，并且扩大影响成为赢取大多数无产阶级并代表其利益的组织？【8】还是说，强调差异性的诸众即是出路？作为观察者，我会继续关注美国左翼在骚乱之后的讨论。也许美国左翼会选择用党的形式来达成这个目标，也许会采用工团或者社区组织等形式，这一切现在还在辩论当中。但是从一个实际的角度出发来看，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政治行为都会面临在社会中的大多数和极少数中划分敌我。

【1】 据报道30日凌晨也出现一个向载有警察的警车投掷燃烧瓶的案例（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york/nyc-crime/ny-molotov-cocktail-tossers-floyd-protests-20200531-vnvnnul2l5gq5hsusn5bhv4ud4-story.html）。

【2】沸水战术是2000年以后世界多地警察在镇压大型示威活动时常用的战术。简单来说就是包围聚集起来的示威者并断绝示威者水等物资来源最终消耗拖垮示威活动。据报道，纽约警察利用宵禁令在布朗克斯等地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此战术。警方在下午合法和平示威的时候就将人群包围，然后待宵禁时间（20:00）一开始警方便宣布集会非法然后强力无差别逮捕示威和旁观人员。

【3】在这种说法中，警察也是为别人工作的人（do their works）。工作权益和工人权益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在实际情况中经常被混用。作者在此特别说明。

【4】自由意志主义者和BLM运动的关系比较复杂微妙。因为两者都没有直接反对资本主义的主张，所以两者对待政府干预的态度上上有重合之处。比如，两者都有约束警察权力或者反对毒品战争的诉求。

【5】在工业大资本领域以外，公共事业领域也在制造黑人剩余人口。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新政福利政策在70年代开始被逐渐取消。在新政福利政策所创造的就业安全保障网络中，大量公共事业机构雇佣黑人。此雇佣网络的削弱加上公共开支紧缩使得大量黑人失去稳定工作。

【6】不过据我观察，纽约的示威虽然出现了在暴力行动与和平示威之间灵活转化的锋线战术，但是总体来说，示威活动总方向还是受制于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的“扎根空间”的运动构想，也即，通过对地标的占有来宣示民间的力量和其对城市空间的主权。这种向心式的阵地占领在近期一些左翼对锋线战术的讨论中受到了批评。这些批评指出锋线战术的发明本来就是为了克服占领华尔街模式在警察沸水消耗战面前的局限性。因此，这次纽约运动中的“锋线”并不完整。

【7】2017出版的《 Hinterland: America's New Landscape of Class and Conflict》一书对此有很详细的阐述。这种城市之外的白人至上主义根据地往往有自己的一套白人原生主义的美学甚至神学体系。许多团体进行奥丁和森林崇拜，呼吁白人回到未被大城市世界主义和社会化大生产所污染的白人战士部族共同体文化中去。比如说，在2016年时笔者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就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在弗州西部山区活跃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Wolves of Vinland正用一种非常神话学的方式号召白人在偏远的土地上耕作以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武装骑士团，以让白人摆脱已经被邪恶的龙（指多元主义）和黑人所占领的里士满城堡之统治。从阶级上来说，这种小农式的有机自治共同体也常常和生态法西斯主义重叠，都鼓励白人守住自己的“血与土”。并且，这种美学往往和原始无政府主义者的农耕互助梦互相呼应。

【8】这里要特别澄清一下我认为的左翼对争取大多数的看法。在美国，不排除支持议会民主的左翼的大量存在，比如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伯尼桑德斯支持者，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不失为某种方法。但我认为更激进的左翼并不会认为争取大多数就等同于去参加选举。大多数左翼对于美国选举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并不能反映民意这一看法是有共识的，所以有时会和选举保持距离。有一个关于美国的选举的事实其实是可以支持他们的观点的：美国选举的投票率，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在近年都不是很高。不过，具体到什么才是赢得大多数的问题上，左翼内部会有很多观点。比如受社区主义影响的左翼可能就会对赢取社会全体的大多数不是很感兴趣。自治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要用工作以外的社会组织比如家庭来完成对大多数的吸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