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鉴山西】龙一：豫让桥

前不久，我去山西寻访老陈醋，走到太原西南的赤桥村，和“豫让桥”撞了个正着。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曰：“汾桥下架水，在并州晋阳东一里”，所说的就是这座桥。

我从不认为春秋时代的道德水准比战国时代高，但道德尺度和伦理评判有时代差异是一定的，因此，在“义”的高度上，豫让的“忠臣有死名之义”，就远不如“赵氏孤儿”中程婴“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的“以死自证”来得高洁。即便如此，像豫让这样的义士在后来历史上也少之又少了，时代进步，人心日趋功利，也许真的有其必然性。

前不久，我去山西寻访老陈醋，走到太原西南的赤桥村，和“豫让桥”撞了个正着。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曰：“汾桥下架水，在并州晋阳东一里”，所说的就是这座桥。读过《史记》的人们，即使没读全“十二本记”，但《刺客列传》是一定会专门挑出来读的，因为里边有中国最精彩的故事，为民间说唱和戏曲所传诵，早年间妇孺皆知。其中“豫让刺赵襄子”是我最喜爱的一篇。

豫让的故事具备了优秀故事原型应有的全部重要因素。首先我们看主人公豫让的身份,他是晋国权贵智伯的幕宾，曾亲口证实：“至于智伯，国士遇我”。这也就意味着，“刺客”豫让并非职业刺客，而是曾被权贵礼遇的知识分子或有特殊才能的人物。所谓国士，《辞海》的解释最简单：“旧称一国杰出的人物”。至于“国士”这一身份的微妙与复杂，我们有机会再谈。

这个故事的背景本身就充满趣味性，智伯、韩、赵、魏四家权贵原本是同谋，族灭当权的范氏和中行氏，瓜分其封土，并驱逐了晋国国君。然后，四家内斗，势力最大的智伯被野心家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击败并族灭。于是，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挟迫周天子将他们晋封为新诸侯，这件事是春秋时代进入战国时代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故事里，赵襄子当然不会被刺杀，死的必定是豫让，结局读者早便知道，然而，故事怎样走向结局，豫让刺杀赵襄子过程中的戏剧性和强烈的感情抒发，才是故事真正的趣味。

因此，从故事开篇，由“知识分子”变身为“刺客”的豫让便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而他的故事驱动力和行动目标，则是他要为已死且无后的智伯报仇，杀死赵襄子。在这一点上，豫让比“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在前途上更无望，但这也就越发凸显了这个故事和主人公的伦理价值，此乃孔夫子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豫让为第一次刺杀行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伦理上他先表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这段话中有两重意思，一、他的动机是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二、他自知必死，而且是自觉赴死。“春秋尚义”，豫让受到智伯“国士”的礼遇，在智伯被韩赵魏三家灭族分地之时，他依照“春秋之义”，本应战死或自尽报主。只是，他身边没有公孙杵臼那样的诤友，像责备程婴那样当面责备他“胡不死”，因此，他只能在赴死之前自己表明心迹，这是知识分子该当要做的事。“士为知己者死”是豫让清楚明确地向世人展示出来他的故事的第一层意义。

怎样看待豫让在细节上的准备，历来史学家颇有分歧。中华书局标点版《史记》的原文是：他“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分歧在于断句，豫让前往刺杀赵襄子，改名换姓是必须的，“变名姓为刑人”的“为”，在这里是“充当”或“冒充”的意思，翻译成白话是“豫让改名换姓，冒充服刑的罪人”。但是，如果换一种断句方法，变成“乃变名姓，为刑人”，这里的“为”就成了内容丰富的行动，是动词。汉代桓宽《盐铁论·周秦》：“春秋罪人无名号，谓之云盗，所以贱刑人而绝之人伦也。”依据此旁证，豫让的“为刑人” 应该是自宫，让自己“变成为” 绝人伦的刑人。

我属于看热闹不怕事大的那种读者，支持后一种观点，豫让的“为刑人”应该是“自宫以绝人伦”，这是他为了行动成功押上的第一份风险价值。从塑造主人公的角度看，“为刑人”对读者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远远大于简单的“慷慨赴死”。让故事吸引读者的办法有许多，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挫败和折磨主人公，在这方面，太史公司马迁可谓斫轮老手，他不会放过这么关键的戏剧因素。

豫让的第一次行动必然失败，同时还留给赵襄子一个自我塑造与自我宣传的机会。从《史记·赵世家》看，赵襄子像每一个野心家一样，有着过人的机敏和智力。在赵襄子抓获“涂厕”的豫让，并问明情由之后，他感叹道：“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赵襄子这两句话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号召他自己的臣子向豫让学习，学他这种不记代价，无所图谋的忠和义。因为，“三家分晋”虽让赵襄子成为诸侯，但他毕竟是逐君裂土的逆臣，最为担心的就是臣下向他自己学习，为此，树立豫让为榜样，对他这个新诸侯有着无可估量的舆论价值和伦理价值。与此同时，他这番表演也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赏忠知义之君。

没有坏人的故事最难讲。豫让的故事里没有坏人，但有对抗人物赵襄子，因此，太史公在对赵襄子的塑造上，就不得不下许多功夫。然而，篡位之臣毕竟是个无法“正名”的污点，于是，在民间艺术中，赵襄子就必须成为反面人物。元杂剧中有杨锌的《忠义士豫让吞炭》，这是在外族统治下文人借戏剧反讽。

豫让的故事之所以称得上是“原型故事”，原因之一是它能够在主人公的挫折之中产生意义。第一次行刺失败，赵襄子“彰显忠义”，释放了豫让，于是他开始为第二次行刺做准备。“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简言之，豫让是用毁容的方法化妆，以便再次接近赵襄子，这是他押上的更大的风险价值。这个时候，必须有一个次要人物出面，帮助豫让向读者说明他行动的逻辑关系和意义。于是一位友人认出他来，“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耶？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也就是说，以豫让的“国士”之才，若投靠赵襄子为臣，必得宠幸，刺杀时更方便。豫让的回答：我若投靠赵襄子之后再刺杀他，“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是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豫让的这句“是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正是他的故事的第二重意义。因为他自然而然地将宾主之义和君臣之忠紧密结合在一起，日后的统治者和爱国者对这句话同样爱不释手，再搭配上这种警句的句式，足以助其流传后世。

1932年4月24日，京剧须生高庆奎在北京华乐戏院首演新编历史剧《豫让桥》，高庆奎饰豫让，范宝亭饰赵无邱，李慧琴饰豫让夫人姜氏界，编剧则是著名的清逸居士。这出戏的演出时间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因日军侵占东三省，举国激愤，戏剧界人士率先行动，纷纷编演爱国剧。此时，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最后一代庄亲王，著名票友，号清逸居士的溥绪虽生活落魄，贫居北京，以编写京剧剧本为生，但他绝不肯追随溥仪前往伪满洲国。高庆奎与清逸居士合作，先后编写并演出传播忠义爱国思想的新戏，如《马陵道》《豫让桥》《赠绨袍》等。同时高庆奎又与著名花脸演员郝寿臣合作，演出《煤山恨》《史可法》等抗击侵略的爱国戏。其中《豫让桥》这出戏，它的思想核心之一，就是“是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借以指斥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

略微听过一点京剧的朋友，多半都曾听过名列京剧“三大贤”和“前四大须生”的高庆奎的录音，他最著名的剧目是“三斩一碰”，还有《哭秦庭》《逍遥津》等。《豫让桥》没能成为他的代表作，具体原因我们只能猜测。高庆奎学艺经历复杂，除须生外，还能演武生、花脸和老旦。他的唱腔在“四大须生”中独树一帜，嗓音高亮，逢高便起，擅长“楼上楼”的唱法，演出绝不惜力。当然，这种唱法也毁嗓子，从他留下的唱片中我们可以听出，1929年高亭唱片公司录制的《逍遥津》中，他的嗓音直出云天，而再听1933年百代公司录制的《史可法》和《煤山恨》时，他便再也唱不了那么高的腔调了。

《豫让桥》演出于1932年4月，高庆奎扮演的豫让前半段是须生，到豫让“涂厕”行刺失败，吞炭漆身之后，高庆奎便改为花脸扮演豫让。这种先后唱两个行当，唱念做打兼重的戏，著名须生演员中大约只有高庆奎敢尝试，但很显然，这种毁嗓子的戏他演出的场次不多，社会影响有限，因此，也就没能成为他的代表作。因此，我们今天既听不到《豫让桥》这出戏的唱片，也找不到剧本。据老一代人回忆，高庆奎当时以花脸粗豪的嗓音，在抗日情绪高涨的爱国观众面前，激情地用“吹腔”表达“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的强烈情感，那情景想想都令人神往。

豫让的第二次刺杀行动必然失败，这是常理，但不是戏剧高潮，故事的高潮是豫让与赵襄子在相互揣测与相互配合之间，表达出故事的第三重意义“忠臣有死名之义”。

当豫让从桥下现身，被武士持戈围困在桥头时，赵襄子与豫让先做了那番“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必以国士报之”的对话，由此再次强化豫让“忠义之士”的身份。这个铺垫对人物和故事都极为重要，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刺客豫让与目标赵襄子在两次尝试之后，虽未深入沟通却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用成全豫让就义的方式为赵襄子的新生诸侯国树立一个道德榜样。

于是“襄子喟然叹息且泣曰”，注意，赵襄子这是气从肺腑而出的长叹，是有声音效果的，并且他流泪了，这算是“哭戏”。他道：“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赵襄子的这段话有三重内容，第一，豫让你为智伯报仇所做的一切，已经成就了你的“义士之名”；第二，我已经赦免过你一次，这次不能再释放你了；第三，以你的“国士”之才，自己想想，你我之间该怎么办？赵襄子毕竟是统治者，所求甚奢，因此他传达给豫让的潜台词是：我已经成全了你生前的“义士之名”，再要想让我帮你成全“身后之名”，你该怎么做？

豫让毕竟是国士级的知识分子，哪能听不出这等弦外之音，于是他道：“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这里是关键，注意此处词语的变化，豫让的自我定位已从“士为知己者死”的“士”，变为“忠臣有死名之义”的“忠臣”。因为不放心赵襄子，他还在前边加了一句“限定语”，即“臣闻明君不掩人之美”，也就是说，我今天作为“忠臣”死在这里，你不但不能污我名声，还得像个明君一样替我扬名。这场戏，两个人分明是在谈条件，但每句话都是漂亮的警句式样。读到此处不得不说，读《史记》我总是不由得赞叹古人擅言语，钦佩太史公的台词高明。

文章写到此处，我不由得自省，如此揣测古人的机心，我会不会是在“解构”豫让的“君子之义”？细一想，我并没有解构，只是对文本呈现的内容进行了深层次分析。虽然得出的结论让“义士”和“明君”的功利心毕现，但这一点也恰恰就是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在伦理标准上的分野，“义”在此刻已不再是唯一的道德准绳。

接下来，豫让先捧了赵襄子两句，“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注意，此时豫让已经与赵襄子君臣相称了，这是这个故事的第四重意义，是以战国时代的功利主义意义替代了春秋时代“义者，宜也”的道德理想。然后豫让提出了自己配合赵襄子演出的方案，进一步展示他“国士”的高才。他道：“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至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读到此处，我便知道智伯为什么会将豫让奉为“国士”了。智伯是个傲慢自高的权臣，如前所见，豫让恭维贵人的时候，言语可谓丝丝入扣，而就在这精妙的恭维之间，他又将自己的要求适时地合理化。如此高人，怎能不称智伯之心！

接下来豫让对自己的要求又补了一句：“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这句话绝不是字面意思的谦卑，因为这是当时表示谦逊的日常用语，同时，这也是豫让最后一次敲钉转脚。赵襄子此时必定“龙心大悦”，因为豫让对这出戏的把握和发挥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下边就是“动作戏”了，“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这场戏一定很好看，豫让被众武士持戈围困在桥头，他拔出长剑，三次高高跃起，猛击赵襄子的外衣。动作戏过后，豫让字字清晰地用最后一句话为自己的“义士”身份定位：“吾可以下报智伯矣”，他这是在效仿赵襄子祖先的恩人程婴的话语，可谓直指赵襄子之心。然后，豫让“遂伏剑自杀”，因为，如果他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像《水浒传》里的英雄似的，因气味相投，便跟随赵襄子去了，这便违背了他“忠臣有死名之义”的追求，他的故事也就不会传诵至今了。

豫让的故事，最大的赢家当然是赵襄子，因为，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于是，逐君裂国的逆臣赵襄子在取得了诸侯的地位之后，又借着豫让的榜样，一举收取了“赵国志士”之心。

这篇短文写完，我的心情很不愉快，因为我更享受评书中和戏台上的豫让带给我的“大义”和情感冲击。然而，历史文本“考古”就是这样，得出的结论与我们最初的感受常常相悖。我从不认为春秋时代的道德水准比战国时代高，但道德尺度和伦理评判有时代差异是一定的，因此，在“义”的高度上，豫让的“忠臣有死名之义”，就远不如“赵氏孤儿”中程婴“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的“以死自证”来得高洁。即便如此，像豫让这样的义士在后来历史上也少之又少了，时代进步，人心日趋功利，也许真的有其必然性。

作者简介：龙一，原名李鹏，河北盐山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专业作家 天津市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借枪》《深谋》《暗火》等，小说集《潜伏》《藤花香》《刺客》等。

（来源：《品鉴山西》）

原标题：《【品鉴山西】龙一：豫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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