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说的最多的“我”究竟是什么？

夏至的凌晨四点三十五分，窗帘已经渐渐透光，鸟也叽叽喳喳的活跃起来，而我在这光亮和声音之下又多了一丝焦虑，努力试图睡去，却依然徘徊在梦与醒的边缘。脑袋里仿佛在进行着一场念头的打地鼠竞赛，努力放空的自我化身大锤，盯着意识土壤中冒出的一个又一个念头，把它们打回潜意识的领域。

在这些地鼠中，有一个最顽固的，不论打回去多少次，它都会顽强的钻出来，并用尽一切办法吸引思维的注意——“我是？”这样的疑问，仿佛人鱼的歌声，让人欲罢不能。

当然，这并不是问“我是谁”，不是人们在初次见面时自称的“我是某某”，这只不过是将我跟数十亿人区分开的一种符号标签，就如土星卫星里面“普罗米修斯”和“潘多拉”的区别。但“普罗米修斯”并不能说明这颗土星的卫星究竟如何。

这似乎有些可悲，那个我们一辈子说了无数次的“我是某某”，竟然无法代表我本人，而仅仅是在人类大家族之中，贴上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便利贴，以方便他人的查阅。它不代表我的特征，也不表现我的个性。除非我成为“那个人”，那个在历史长河中独一无二的，那个牛顿，那个贝多芬，那个康德。

那“我是什么”？如果跳出“我是我”这个名字上的循环自指的说明后，似乎变成了一个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求证，“我是人啊”，那人又是什么？按照亚里士多德对“定义”的定义，即一个“定义”应该是“种加属差”，那么我可以这样定义人：人是理性的动物。没错，动物就是人的“种”，而与其它动物的“属差”就是理性。

但除了理性，人还是会用工具的动物，有情感的动物，有记忆的动物……再进一步什么又是动物呢？又要到生物的大家族里面，去同植物分开，在这种不断综合，不断提升维度的探究之中，可以预见的结果是，要么追问出来一个无所不包却又空泛无比的“上帝”，要么就沉入一片意义的虚无。

当我想到“我是什么”时，我是想知道自己是什么物种、想了解自己的生物或者物理构成么？对此我没有足够的知识，更没有足够的素材以供在黑暗与黎明的边际等待睡意。所以回过头来，“我是什么”还应该是撕开“我是某某”这个标签之后的那种追问和反思。

我，是被皮肤包裹着的这些东西么？皮肤仿佛是一个天然的屏障，把“我”跟世界隔绝开，可是这里面究竟是什么？是看见清晨的光，是听见窗外的鸟，是感到失眠的烦躁，是思索自我的漫游，我似乎不是某一个，而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刺激，穿破皮肤引起我的注意也好，发自皮肤内部的意识流动也罢，我似乎就是这一刻的全部知觉。

这就是我么？突然头脑中的镜头开始转动，在意识之流上，一个我蹲在夏日的午后，数着脚下爬过的蚂蚁；一个我牵着狗，跑在老屋旁边的小路；一个我羞涩的看着某个女同学；一个我尴尬的在某个小舞台上忘了要说什么。我，不仅仅是当前这个趴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的一切知觉的整体，还是三岁、五岁、二十岁等每一个我的集合，就在这个让人毫无睡意的清晨，他们逐一出现，汇集在同一个肉身之中，有精确的记忆，也有一厢情愿的幻相，在表皮之下，不断地堆叠，最终成为一个我能够确认的“我”。

于是，“我”从当下这一分一秒的总体知觉，突然丰富了起来，就像把时光的切片串联起来，让胶卷活动起来，“我”就不再是某一时刻的我，而是存在于某一段时间中的我。可是我又如何去确认那每一个都不同的我呢？在当前这一刻，如何确信它们曾经发生过，而不是别人或别的什么手段灌输给我的某一种记忆呢？

笛卡尔就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最后还得出了那个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除了正在思考的这个自己，笛卡尔认为其它的都值得被怀疑，无论是外界给我们的刺激感觉，还是记忆中那些曾经的自己。那么“我”难道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想法，在存在与不存在模棱两可的境地之间，如幽灵般的偶尔现身么？

而休谟认为“我”不过是个经验的盒子，像是一个幻灯片放映机，一切的经验在“我”中匆匆而过，我可以感受，但是所得到的那些因果判断什么的，不过都是一种像是听到鸡叫然后看到日出之后所习以为常得到的结论。

这些念头，仿佛一个通向彻底虚无的漩涡，把我卷入其中，在坠入恐惧之前，我只能奋力的抓住一些东西，寻找“我”真实存在的一些证据。

有时，在一种思绪中沉浸太久，念头会不断地收敛可能性，最终聚焦在一点上，不论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不妨跳出对可能性的执着，换一个维度去看“我是”这个问题，比如类比的去想“什么是什么”，好比鲁迅门前那两颗枣树，是什么呢？

如果我的门前有两棵树一样的东西，我如何确定它们是什么？在春节，我看到它们上面挂着残雪，夏至我看到它们在热风中懒懒的摇，立秋时候叶子渐渐黄了，我知道，快到春节了，它们又会成为去年那个样子。

管它们叫枣树也好，叫梨树也罢，那只不过像“我是某某”这种标签式的划分，最关键的是，我知道它们，是因为我知道今天我看到的，跟昨天晚上跟前天白天站在这里的两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然后我把这些东西的这一刻的状态，跟昨天、前天，一年甚至几年的状态联系起来，最后给了它们一个名字，当然这名字不见得是我起的，叫它们枣树，这只是为了让另外一个人好理解，否则我叫它们“左边”和“右边”也无妨。

由此，再回过头看“我是”，当我问出这句话时，就成了“我思，故我在”。也就是当我思考我的时候，我就出现了，不过笛卡尔只是说了这个现象，或这个判断，但这个“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如我可以把每天看到的那棵树认定为一棵树一样，当我说出“我”的时候，意思就是在追求着一个“同一”和“统一”，在追寻“我”的思考中，背后本身就隐藏着对每一个“我”的印象都是“同一”个我的认同，以及把这些个“我”统一到一个“我”的主动行为。

康德说，人能够认识的根本，就在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和统一性”。思考到这，突然峰回路转了，“我”并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反而“我”是一种能力，是把每一天的枣树，看作同一棵枣树，并能在这些枣树里面，抽象出一个统一的枣树概念的能力。

这种能力，让我可以确认现在这一刻的“我”，也可以回想之前的“我”，并把它们统一为一个能够超越时间，在未来的生命存续范围内依然存在的“我”。也同样是这种能力，让我能够以一个短暂的生物体的生命周期，去认识到那些数学、物理的原理，那些超越千年不变的规则。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以上的种种，“我”如果是一种能力的话，实际上，这个能力总结起来，就是“是”：这就是我们可以对树说“是树”，对太空说“是太空”，对朋友说“是你”的这种能力。因为要判断它们存在着，在不断地变化中，同一且统一，也就是说出“是”这个字，跟我们思考“我”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

当我思考“我是”的时候，实际上在思考同样的事情，“我”就是“是”，我是什么？我不是一样东西，却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说是的能力，是一种判断的能力，这种判断让我可以认识世界，也同样认识自己。

我是什么？“我是是！”

我是存在，在夏至的凌晨，在梦与醒的边缘，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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