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积力久 毋走常蹊——关于我父亲王蘧常尺牍集《蘧草法帖》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六，是国学大家、书法大家王蘧常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由王运天、郭建中编著的《蘧草法帖》一书将于今天正式出版首发，该尺牍集共收集王蘧常先生五百余通信，均高清印出，收信人多达八十多位。最早一通是1925年6月写给王国维先生的，最晚一通是1989年10月24日下午写给儿子王兴孙的，就在当晚王蘧常先生突发心脏病，第二天经抢救无效遽归道山。这套尺牍集是王蘧常先生书法演变的缩影和纪录，从中也可读出其学识、人格和气节。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特刊发《蘧草法帖》序言中王蘧常先生之子王兴孙所写的《真积力久 毋走常蹊》一文，其中“真积力久”出自荀子，是王蘧常常书之字。“毋走常蹊”是沈曾植先生在王蘧常18岁左右时对他说过一句话：“凡治学，毋走常蹊，必须觅前人穷绝之境而攀登之。”

2017年10月，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行的王蘧常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王运天先生首次提出了编辑出版我父亲王蘧常先生尺牍集的建议。当时我并未上心，以为父亲一生书写书信无数，又时隔如此之久，即使尚能保存，也必散落各地，集结成册谈何容易？几无可能！然而仅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如今取名为《蘧草法帖》的书信集在父亲去世三十周年、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之际出版了，实在令人惊喜不已。

尺牍集共收集了五百余通信，收信人多达八十多位。最早一通是1925年6月写给王国维先生的，最晚一通是1989年10月24日下午写给我的。当时我正在美国进修，父亲当天晚上却突发心脏病，第二天经抢救无效遽归道山，因此这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也是父亲的绝笔，又是我所收藏的父亲写给我的唯一的一通书札。

尺牍在书法史研究上历来具有重要的地位。民国以后，白话书信逐渐取代了文言尺牍，钢笔也逐渐取代了毛笔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而《蘧草法帖》所收集的书札时间跨度虽然长达六十五年，却几乎都以文言，而且几乎都用毛笔书写。这是父亲一生保持的习惯，无论写文章、写书信，还是记日记，全部都用毛笔，这在他这一代文人中间也可谓极为罕见。所以，这套尺牍集实际上也就成了父亲书法演变的一个历史缩影、一个纪录，并填补了对父亲书学研究的一个空白。

父亲的书法久已闻名于世，尤其是他的章草，国内外评价都极高。著名书画家、曾任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的谢稚柳先生称其为“蘧草”，近来更有书法评论家认为父亲“是一个人，用一生的力量，完完全全地创造了一种新字体” （刘彦湖在“走出唯技术时代”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但是，正如父亲的学生、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先生所说：“就王蘧常先生本身来说，仅仅认为他是我国一位杰出的书法家是远远不够的。与他博大精深的造诣、成就相比，书法不过是他的'冰山一角'，或者说只是他的'余事'。要想全面认识王蘧常先生，不可不研究他的书法；研究他的书法，又不可不研究他的学问；研究他的学问，更不可不研究他的人格。在他身上，这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书法则是这个统一体的外在表现，如同人的面貌体态。”（范敬宜《书法·学问·人格》）这套尺牍集的另一个重要意义，也正在于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体，因此对全面研究我们父亲、研究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这一代文人，乃至对中华文化传承的研究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

我觉得，对父亲的书法和学术，尽可以由书法界和学术界，乃至历史来评价。作为子女和后辈，我们感受更深，且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他的精神、人格和气节。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并非一路坦途，“常在蹭蹬、坎坷、震撼、动荡之中”，时时为生计所累，这在许多通信函中都有反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他就患有冠心病，老年时他和我们母亲又都“疾病丛生”，以至在一封信中发出“老不可医”的感慨。在这样的经历中，父亲仍能达到如此之高的学术以及书法水准，不能不说与他一生刻苦学习的品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晚年当有人求他墨宝时，他常喜欢书以荀子的“真积力久”四字，可见他学术的渊博和精深，他的学养和造诣，都是从数千年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里培育出来的。他三岁时就开始认方块字，并辨四声。四岁时学《文字蒙求》等启蒙书。五岁以后，开始读《四书》及《毛诗》。七岁后读《礼记》、《尚书》、《左传》等。少年时，祖父授以《史记菁华录》及《纲鉴易知录》，父亲读之，如厌饥渴，大半能成诵。对于书法，用父亲自己的话来说，则是“自幼即笃嗜”，也就是自小的一种爱好，但他却也下过常人难以想像的苦功。八九岁时，他就临摹家藏的爱新觉罗･永瑆帖。祖父见了，便授以欧阳询的《九成宫碑》，这是父亲学习书法的植基之始。继而他广搜博采，大量研习碑帖，先后临习了《张猛龙》《郑文公》和汉隶的《乙瑛》《张迁》等，以及篆书的《散氏盘》《峄山碑》等等，还把《说文》中的全部篆字写过多遍。以后他就喜写古字，一度往来书札都写龟甲文或钟鼎文，还曾有六年的日记，全部用篆文书写。父亲这种刻苦精神一直保持到老。他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定生先生回忆说：“1974年，我有机会早得到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黄帝四经》、《战国策》复印本。我向老师请教，老师如获至宝，对汉隶和简体字及黄老之学，都作了研究和记录。他指着从帛书临摹下来的汉隶和简字说，'地不爱宝，汉简汉帛书出，是章草的新世界，体用变化，实不可穷。'并欲将汉碑、汉简、汉帛融冶于章草。”（李定生《文章道德照耀儒林——忆王蘧常教授》）王运天先生也曾回忆，及至病危当日下午，刚刚做完心导管手术从手术室出来，父亲还要他去家中把《王渔阳集》取来读。从这套尺牍集中许多书札都可以看出，已届耄耋之年的父亲没有丝毫懈怠，对有关学术、考古发现、书法研究、乃至国内外时事风云变幻的书籍和文章依然极其关注，因此“虽已耄老，但文思未竭”。

父亲的师承对于他人格精神的形成也有极大的影响。他有幸先后师从被誉称“中国大儒”的沈曾植先生和曾任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的首任校长、后又创办无锡国学馆的唐文治先生，并曾分别问业于康有为、梁启超先生。沈曾植先生曾在父亲十八岁左右时对他说过一句话：“凡治学，毋走常蹊，必须觅前人穷绝之境而攀登之。”“毋走常蹊”，这四个字对父亲可以说是具有千钧之重，这样的眼界和格局成了父亲一生不敢相忘，一生予以追求的精神境界，不断攀登。专攻经、史、子、集时如此，著作耕耘时也如此，以至于对他作为一种喜好的书法还是如此。尺牍集中有好几封信涉及到他辑注《顾亭林诗集》一事。父亲应约辑注应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后因时势变化而实际上直至八十年代才得以出版。范敬宜先生回忆：“在我的印象中，王蘧常先生最尊崇的前辈学者有两位，一位是顾亭林，一位是唐文治，都是具有高尚操守和民族气节的学林领袖。” （范敬宜《书法 ·学问·人格》）父亲后来在《顾亭林诗集汇注》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炎武身处危境，值文网峻严之日，却敢于奋笔直书，……三百年后读之，尤令人神往，对他肃然起敬！” 顾亭林于抗清斗争的低潮岁月中，提出了“保天下”的重要主张，后人把它概括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响亮的口号。父亲对此推崇备至，并以此为一生自勉的座右铭。父亲认为这一主张是将“忠于一姓”扩大到忠于国家民族，且从上层看到了山野之民的力量。父亲说顾氏“这一口号遗响所及，在近代历史上不仅震荡了辛亥革命，而且激励了抗日战争，即在将来，也必会有深远的影响”。父亲开始辑注《顾亭林诗集》后，即着手广集史料，又收罗顾氏诗集至十余种版本、钞本，综合他对经、史、子、集不同寻常的学养诠释诗句，他认为以此诠释诗句，能比较确切。在辑注过程中，他也遇到有的诗句意思隐讳，百思难解；或所言时事无史料可征；或旧注误诠而不符诗旨，但他认为“我注其诗，当为其负责，不让一字一典放过”，因此甚至为了一两句诗就会苦思数日。父亲勘正旧注数百条，补注旧缺数百条，他还请老朋友、过去的学生和同事吴丕绩先生担任标校工作。父亲最终费时一年多才杀青交稿。父亲三修《秦史》稿、编注《梁启超诗文选注》等等，无不体现了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在书法方面，父亲的“毋走常蹊”更典型。他从小书法功底深厚，正、草、隶、篆，大字、小字全都非同寻常，但他在老师的指点下，中年之后偏偏开始专学章草，立志“融冶汉碑，汉简，汉匋，汉帛书，而上及于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这实在是一条极为艰辛之路，既要“毋走常蹊”，又“必须字字有来历，笔笔有来历”。但父亲历久弥坚，为此几近达到了“不惑于外诱，不惧于外扰”、“耳无他闻，目无他见”的地步，最终形成自家面目，开创了自己独特的章草风格。

父亲学问博古通今，深谙传统典籍，但他又始终谦虚好学。我表弟沈甯先生在《与大师谈大师》一文中回忆说：“六姑父（指我父亲）曾经对我讲：只要你真有了一点学问，你就会发现，学问是无限的，无底的。你所知道的那一点，不过九牛一毛，你还敢妄自尊大么？我想，那就是为什么六姑父学问那么渊博，却终生谦虚谨慎的缘故，他太知道学问的博大精深了。”范敬宜先生也曾对沈甯先生说：“王蘧常先生被日本学界称做'当代王羲之'，可是直到去世，他也不肯听别人叫他大师，那才真是大师的修养。”

我们小时候在家时听父亲说得最多的两个字是“厚道”，这也正是他的为人之道。这套尺牍集几乎所有的信札无不体现出父亲谦恭厚道、温润儒雅的待人之心。父亲对他的老师一直十分眷顾敬重。唐文治先生的道德文章，给了父亲一生的深刻影响，因此他终身事师如父，连与我们家人谈话都从不直提老师的名讳，只称“唐老夫子”。一九五四年唐文治先生逝世前病情日趋严重时，曾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将来条件允许，无锡国专应力求恢复。此乃关系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久大计，非一校之存废而已。”后又握着父亲的手嘱托：“复校大业，全靠老弟了！”唐先生的临终遗愿，父亲三十年未曾或忘，曾言“惟此复校一事常至形诸梦寐”。从八十年代后期父亲多通信札可以看出，他为了实现老师的这一遗愿，在耄耋之年殚精竭虑，极力推动。对老师如此，对学生、对亲朋好友他也无不关爱有加，悉心照顾。他对清寒子弟尤为关心。为了使他们能得到学校或私人提供的助学金与奖学金，常常不顾疲劳奔走于校内外。为了帮助学生毕业后谋职就业，他发函、走访，仆仆风尘，在所不辞。特别是在学生遇到危难时他更是怀着满腔的同情热诚相待，全力照顾。

父亲还没进无锡国学馆读书前就立下了“所愿学孔子之教人与孟子之得天下英才为乐”的志向。他从不愿从宦海中讨生活，也对无论什么党派和政治活动都一无兴趣，还时时提防“引入宦途”。他年轻时就洞察宦海风波之险恶，认为“得官则其门若市，失官则门可罗雀，人情变幻，尤所难堪”。所以抗战胜利后，父亲的同学、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张寿贤先生到上海来看望父亲，见我家生活清苦，又觉得父亲的德才应有更多发挥，先后邀父亲到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担任主笔和上海市教育局的高职，都被父亲谢绝。他也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不喜从政。我们母亲的堂兄沈钧儒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多次力劝父亲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父亲都直言回答，自己教了一生一世的书，对无论什么党派和政治活动都一无兴趣。在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馆毕业后，他便走上终身执教的漫长道路。尽管如此，但父亲始终保持自己的风骨气节。这在学术和书法上表现为没有任何流俗、睢盱侧媚之态，而在每个重要历史关头更表现出凛然大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此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父亲奋笔写下了许多呼唤抗日救国、歌颂抗日将士和英雄的诗文，发表于报刊。一九四〇年汪伪政权成立后，父亲在无锡国专求学时的一位老师出任汪伪政府在南京设立的伪中央大学校长，他几次来函来电，邀父亲去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虽然父亲过去对这位老师很尊敬，但他为保持民族气节，断然写信拒绝出任伪职。一九四一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占领上海租界，上海的“孤岛”状态随即被粉碎。次年，之江文理学院关闭，大夏大学及光华大学附中亦被炮火毁坏而关闭，父亲唯一尚能任职领取薪水的只有交通大学一处。但当年暑假后交通大学却以“国立”的名义、即伪交大开学。父亲与陈石英、裘维裕等六名教授，坚持民族气节，誓不同流合污，愤而辞职，此即当时轰动上海知识界的“反伪离校六教授”，凸显了当时爱国知识份子的风骨和正气。自此之后，父亲便无一处任教之职，更是毫无薪水收入。当时父亲上要赡养我们的祖母、外公、外婆，下要养育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全家生活即陷入困境，家中连食粥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后来，是在几位学生及其家长的帮助下才得以维持温饱，但他始终坚韧不屈。虽然如此贫困，父亲对人却说：“行心之所安，虽苦也甘。”母亲也说：“生活困苦是小事，民族气节是大事。”她深明大义，一心支持父亲的爱国行动。

这套尺牍集中收录的一通致罗村先生的信就充分反映了父亲当时的浩然正气（此信曾收录于一九四八年新纪元出版社出版的《抗兵集》，尺牍集中的手迹是父亲应王运天先生之请于一九八八年重写的）。该信全文如下：

蘧常敬启

萝村先生阁下：辱手教，奖饰过职，既感且愧。蘧椎鲁不解世情，尤不谙酬酢，忆二十五六时以世谊谒某公，某公宾客盈门，坐而求见者二十余人，皆屏息待。日晌午，某公犹未出；予不耐，即拂衣去。他日某公召见，曰：奈何不少待？曰：野性难驯。某公大笑。今阁下必欲縻以好爵，见爱不可谓不深，奈野性之不蕲畜樊中何？此不敢承命者一。蘧性拙直，见不可意，即悻悻显于颜色，今人世尚诈伪，往往外鹄美名，而阴行其恶；植党以营私，排异以自固；欲默尔而息，则胸腹间轮囷垒块，必上塞而闷死；欲快然一吐，则言未终而阴衅随之；言不言，皆有死之机焉，奈何奉父母遗体，而自尝于死乎？爱我者当不忍见其如此；此不敢承命者二。蘧学文，唯古是好，诘屈聱牙，黔墨臃肿，不合于世久矣，士大夫且相笑以为怪，矧欲不喻于流俗浅俚之人？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也；则虽欲助阁下，亦何益于事；如欲其改容易饰，为时世妆，则能者众矣，又何假于仆？此不敢承命者三。幸鉴下愚，不胜大愿。

这封信十分独特，是尺牍集中唯一一封语气决绝的信。虽然如此，因是写给昔日的老师，整封信依然执礼有恭，并无恶语相加，更无暴戾之气，而是处处引经据典，但字里行间完全透露出“道不同不相为谋” 、恩断义绝的凛然正气，可谓是一通集“学术、书法、人格” 三位一体的代表性书札。陈氏（萝村）一见此信，便知父亲志坚不可摧，遂将文学院长一职给了他的另一学生。

《蘧草法帖》收集的煌煌五百多通书札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极为难得。对我们子女及后辈来说，尤感珍贵。特别是父亲中年以后的信札，所涉之事许多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因此读来更有“如见其人，如闻其语”之感，好像又回到了在父亲身边的日子，感慨万千！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但我们子女、后辈以及他的学生和亲朋好友，还有社会各界始终怀念着他。1991年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举办“王蘧常先生遗作展览”；200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增补出版《王蘧常书法集》；同年，复旦大学哲学系专门举行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同年，父亲倾毕生之力所撰的《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2年“王蘧常学术馆”在嘉兴市揭幕开馆；2017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成立“王蘧常研究会”；2018年，父亲荣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社科大师”称号。

这次《蘧草法帖》的出版，将为我国书法史增添一份珍贵的史料，也必定会让更多的人更为久远地知晓、认识、纪念我们的父亲，因此，我们作为王蘧常先生的亲属尤感欣喜，也至为感激。

（注：本文原题为《真积力久 毋走常蹊——《蘧草法帖》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