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不是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 回应《经济学人》杂志

作者按：今年二月份读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带一路”专题报道，我去信给杂志总编，主要内容就是这篇小文章的初稿。总编把这封信转给一位长期在亚洲工作的资深编辑DZ。根据网络信息，DZ先生早在1994年创设了《经济学人》北京分社，应该是位中国通。总编把这封信转给他，大概是希望他拿出专业意见。DZ先生很认真，征询了他的中国顾问的意见，然后回信说，《经济学人》报道中把“一带一路”这个名称比作“一心一意”“一夫一妻”，是有官方依据的，比如《人民日报》就有这样一句话：网友“大雨”感慨道，“一带一路”一心一意造福人类！DZ的回信内容丰富，涵盖了拙文讨论的三点内容，但唯独这个例证令人“感动”。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和报道总是失真？像《经济学人》这样的主流财经媒体，曾经组织“一带一路”专题报道，应该说对这个话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但是，他们的报道，包括DZ先生的回信，让我无可奈何，但又忍俊不禁。且不说网友“大雨”能否代表中国政府，也不说“大雨”那句话与DZ所要证明观点之间逻辑错位，最让我惊诧的是《经济学人》对中国的真实认识水平。我很好奇，《经济学人》专题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一带一路”持续引发西方媒体关注和报道，这是好事；但 “一带一路”故事在国际上怎么讲？中国人掌握的素材最多，最有发言权，应该当仁不让站出来讲。如果我们不讲，任由西方媒体讲，其结果必然是“新殖民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债务陷阱”“破坏环境，侵犯人权，腐败横行”等帽子满天飞。

这篇小文的英文稿最近发表在《中国日报》（China Daily）网站。现把小文的中译文与读者分享，略有增删。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启动以来，经过七年发展，已经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全球公共产品。已经有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签署合作文件，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新冠疫情以来，国际社会更多地寄希望于“一带一路”倡议重振全球经济。

但是，正当“一带一路”事业投入全球抗疫，特别是利用“中欧班列”源源不断把抗疫物资运往欧洲、拯救无数人生命之时，英国顶级期刊《经济学人》却出版了一期“一带一路”专题报道，妄图对“一带一路”声誉造成新的打击。

这期专题报道由六篇文章组成，传达的核心观点是，中国试图利用“一带一路”恢复古代朝贡制度，并重新攫取旧有势力范围。顺着这一思想，中国与西方社会发生冲突、甚至完全脱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思想非常危险而错误，但多年来在西方社会盛行。我以为有必要作出严肃回应，揭露该报道关于“一带一路”名称和动机的错误解读，以正视听。

第一，关于“一带一路”中文名称的由来。“一带一路”的全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但这个名称太长了，需要一个简称。“一带一路”这个简称只是为了使用方便，别无他意。但《经济学人》却无中生有、过度解读，把“一带一路”类比为中国成语“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传达“平衡、和谐、唯一”的忠诚之意；并由此推论，这个名称暴露了中国人称霸世界的野心，“经由大海和陆地包围世界，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把世界束缚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矛头直指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经济学人》这般解读，往好了说是牵强附会，不客气地说是疯狂无知。

第二，关于“一带一路”英文名称的演变。《经济学人》认为，中国官方把“一带一路”的英文名称从“One Belt One Road（OBOR）”改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就是为了在国际上掩盖其“重回历史高光时刻”的意图。此观点基于以上过度解读“一带一路”中文名称而得出，在逻辑上属于“无源之水”，因生造而站不住脚。在此我想请教英语为母语的朋友，OBOR这个英文名称，真像《经济学人》主张的那样，听起来具有“威胁西方”的意味，因此需要被“掩饰”修改为中国官方推荐的BRI吗？需要说明的是，OBOR这个英文名称从来没有得到中国官方明确支持。

个人以为，政府之所以推荐使用BRI，而不是外媒一度熟悉、使用的OBOR，主要是因为BRI更能体现“一带一路”的特征和内涵。例如，“一带一路”实际上不是“一带一路”，而是“多带多路”：在“一带”框架下，至少有六条气象恢宏的巨型经济走廊；在“一路”框架下，至少有两条路横跨印度洋分别指向非洲和地中海，此外第三条路向南延伸至中南半岛，并直至南太平洋岛国。近年来，“带”和“路”的数量继续增加，比如2017年的“极地丝绸之路”和2019年的“数字丝绸之路”。新冠疫情期间“健康丝绸之路”又成为新的亮点。至于中文名称为什么没有跟进改为“多带多路”，可能仅仅为了名称稳定。

第三，以上《经济学人》关于“一带一路”中英文名称的错误解读，都服务于这期报道的中心思想，也即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是要恢复古代朝贡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其他所有国家围绕在中国周围，由此形成一个稳定的层级，每个成员的具体义务取决于与中国的关系。《经济学人》如此定义“一带一路”的意图，代表了西方社会认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时常犯的典型错误。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可以用“一带一路”名称中“倡议”这个词予以解释。“倡议”不是“预先设定”，也非封闭的“自成一体”。它在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同时，宣示其实现路径是所有伙伴“共商共建共享”。强调开放包容和参与方平等，反对一如朝贡制度下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地位。

毋庸讳言，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事业中处于特殊地位，是倡议者，也是主导者。但是，中国没有强加自己的意志给其他成员，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文化基因。那么，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什么？2018年1月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曾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位资深汉学家演讲说“中国文化是西方的威胁”。我当场明确予以反驳：中国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善于包容不同文明，费孝通先生有言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曾为《金融时报》撰文讲过这个故事，参见拙文《中国的自由公平贸易观》，英国《金融时报》2018年2月1日）。我们主张的多边主义具有中国特色（Chinese Multilateralism），与美式多边主义不同，主要区别在于：美国具有传教士文化传统，热衷于改变他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技术层面，国际上时常用“中心辐射” （hub-and-spoke）一词描述“一带一路”治理框架。我不赞成这种提法。因为“中心辐射”是一种简单的双边安排，用来描述立体多元的“一带一路”体系框架，过于简单也不准确。在“一带一路”治理框架下，还有具有强烈多边属性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和联合公报、中蒙俄三方经济走廊合作协议、六家主要多边开发银行与中国财政部签订的多边谅解备忘录（MOU），以及多利益相关方（multi-stakeholders）签订的绿色丝绸之路倡议，等等。

习近平主席擘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在应对新冠病毒的全球战役中，这一前景的真理光芒充分展现。“一带一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盏灯塔，在全球合作困难的当下，更显熠熠生辉。相形之下，美国政府主张“美国优先”，连其盟友都不容，直接堕落为“美国至上”（在其国内更是堕落为“白人至上”，体现为“中国病毒”标签和“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给其国内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混乱。一定意义上，特朗普治的“天下”，还不如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在朝贡体系下，各国人民起码还能指望，在一个稳定的阶层秩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恰当位置。

（作者：顾宾，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著有《亚投行法律：全球治理新机制》。英文稿发表在《中国日报》网站，标题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revival of ancient China’s tributary system， 2020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