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琪：我的社会学定量研究之路

原创 许琪 学术与社会 来自专辑《博士论文背后的故事》专栏

【石头引】每一代学人都有自身的学术成长环境，80后学者在成长历程中，受到了较好的学术训练，通常各种研究方法的训练也都比他们的前辈更精通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在学术竞争日益激烈、求职日益困难的环境中，多掌握一门手艺，也就多一层保障。量化研究方法今后对于新一辈的学人来说，越来越重要。即便不从事量化研究，最好也要有对于量化研究的赏析能力，本期继续邀请了量化研究的新锐学者许琪博士，他在社会学领域的顶级期刊都有发表，希望他的经验对大家的学术发展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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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琪，1987年出生，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获得本科和博士学位，美国密歇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婚姻与家庭、人口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近年来在Demographic Research、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China Economic Review、《社会学研究》、《社会》、《中国人口科学》等中英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博士论文获评“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写在前面】感谢雨磊老师的邀请。雨磊老师我仰慕已久，但其实只见过一面。我清晰地记得那是2019年10月，我赴约参加“栗林论坛”，在从社科院乘坐大巴去栗林山庄的路上见到了江湖人称“石头君”的雨磊老师。与想象中的形象不同，雨磊老师是一个非常豪爽的人，所以谈话也进行得颇为愉快，聊到兴处，雨磊老师主动提出让我为《博士论文》专题写一篇稿子的想法，我也兴然应允。今年6月，雨磊老师再次向我约稿，盛情难却，我立刻着手准备这件事情。不过，现在回想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那已是七年前的事，很多细节已记不清了。但如果再往前回想我的求学经历，很多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因此，我想以《我的社会学定量研究之路》作为这篇博士论文札记的题目，希望我的这段经历能对那些有志于从事社会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后浪”们有所帮助。

一、我与社会学的邂逅

我与社会学结缘，完全是因为偶然。中学时期，我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生，我的愿望是在将来成为工程师、科学家、程序员，甚至是一名厨师。但不幸的是，我的父母并不希望我从事这些工作，他们希望我能去学金融。而且更加不幸的是，当时（其实现在也是）有这种想法的家长还不在少数。当全社会的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小孩应该去学金融的时候，金融专业的分数线自然居高不下，我参加高考那年，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的分数线甚至超过了北京大学的录取线，因此我被调剂了，而被调剂的专业就是社会学。

可以想见，当我背着行囊来到人民大学报到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社会学是什么？学了能做什么？这些疑问充斥着我的大脑。但很快我就发现，跟我有同样疑问的人还不少，因为我的同班同学之中，绝大多数也是被调剂的。就这样，一群志不在社会学的人开始聚在一起学习社会学。这群人中的大多数后来没有从事与社会学研究相关的工作，但也有少数人坚持了下来，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促使我坚持下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大的社会学课程设置与我的理科背景非常契合。与很多学校的社会学本科培养方案不同，人大的社会学训练对数理统计的要求很高。我印象中本科上过的与数学和统计直接相关的课程就有近30学分，而且学校强制要求，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也要学习高层次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数理统计，这个规定害苦了我的很多文科同学，但却让我这个理科生占尽了便宜。凭借数学上的优势，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因此顺利拿到了推免到北京大学读研的资格。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大学这种偏重定量的培养方式使我这个理科生逐渐对社会学产生了好感，与此同时，也为我后来走上社会学定量研究之路奠定了基础。

二、开启社会学定量研究

在人民大学度过了四年本科生涯之后，我来到了北大社会学系继续深造。起初，我并没有做学术的打算。我现在依然记得，在我跟硕士导师邱泽奇教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邱老师问我想不想读博，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想，因为在我当时看来（其实现在看也是），读博就是一条“不归路”。不过很快，一段特殊经历促使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2008年秋天，在我拿到北大社会学系的推免资格后不久，正当我在策划大四的糜烂生活该如何开启的时候，邱老师的一个电话彻底摧毁了我的计划，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当时，邱老师带领的团队正在从事“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筹备工作。大家现在都已知道，这个调查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追踪调查项目，但当时这个项目还在筹备阶段，人手严重不足，作为负责人的邱老师就到处找人干活，我这个刚入门不久、人又在北京且似乎“无所事事”的学生自然就成为了邱老师的重点招募对象。因为是导师交办的第一个任务，我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只能答应下来。在答应之初，我并不了解CFPS是什么，我要做什么。直到后来，我才慢慢发现，我正在参与的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调查，而我在本科学到的那点皮毛根本就不够用。为了不负老师所托，干好这份工作，我只有不断学习。从2009年开始，我每年都会报名参加“北大-密大”联合学院的暑期班，以学习最新的调查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而CFPS的实战需要也能使我迅速将课堂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的定量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我也逐渐开始喜欢上了做抽样调查以及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开展社会学研究。除此之外，参加CFPS调查的另一个好处是使我有幸接触到了很多国际定量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大牛”，特别是当时还在密歇根任教的谢宇教授。谢宇教授是CFPS项目的国际学术委员会主席，因为CFPS的缘故，他经常来北大开会，借着开会的机会，他也会邀请青年学生做报告。我有幸参加了几次谢老师组织的研讨会，而且颇令人意外的是，谢老师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这极大地提升了我从事社会学定量研究的信心。最后，更加重要的是，参加CFPS使我能比其他人更早地熟悉和使用这个数据。大家都知道，从事定量研究的关键是要有一个高质量的数据，而CFPS就是这样一个数据。我在学术生涯早期的发表以及我的博士论文使用的都是这个数据，所以，参加CFPS项目不仅为我打开了学术研究的大门，而且为我开展定量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因此，受CFPS项目的影响，我逐渐改变了我的人生规划。2010年，我主动找到邱老师，向他表达了读博的意愿。邱老师很高兴，不过因为他已经用完了招生名额，所以只能把我推给系里其他老师。幸运的是，这个“接盘”的竟然是著名人口学家、同时也是国内定量研究方面的专家郭志刚教授，这真是让我喜出望外！在师从郭老师之后，我的定量社会学研究之路也正式开启。

三、确定研究方向

读博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确定一个研究方向，这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社会学定量研究方向的学生，在一开始接触最多的领域就是社会分层。因为在各大主流的社会学分支领域之中，社会分层是定量化水平最高、同时也是定量方法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很多教材在介绍定量分析方法的时候，举的例子也是社会分层。所以在一开始，我打算以社会分层作为博士阶段甚至未来整个职业生涯的研究方向，为此，我还通读了《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以及国外几个主流社会学期刊上自2000年以来所有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文献。但在读完之后，我赫然发现，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已经非常全面和深入，我除了能用新数据来验证一些旧观点之外，已经没什么可以继续往下做的了。每次一念及此，我整个人的感觉就非常不好。为了能让自己好起来，我决定，一定要换一个研究方向。但问题是，换成什么好呢？

正当我为找不到研究方向而发愁的时候，和郭老师的几次闲聊却提供了意外的收获。郭老师是一个很喜欢聊天的人，他每次见到我，都要聊很久他在研究婚姻、家庭和生育等问题时的发现和趣闻。起初，我对婚姻家庭的兴趣并不大，但为了能跟导师有话可聊，我也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而这一关注下去，我赫然发现，婚姻家庭倒是一个很有趣且很值得通过定量方法深入研究的领域。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很多社会学前辈就做了不少城乡家庭的问卷调查（如“五城市家庭调查”、“七城市家庭调查”等），且产出了一批成果；但遗憾的是，这一研究传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突然就中断了，此后就很少有高质量的定量研究成果出现，而我的手边恰好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家庭的CFPS调查数据。想到这里，我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因此，我立刻围绕婚姻家庭搜集文献和分析数据。在选定了居住方式、代际关系和婚姻稳定性这几个CFPS调查数据中资料比较丰富的研究问题之后，我写了几篇论文，并在2013年试探着给《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这两个国内社会学领域的权威期刊各投了一篇稿子，颇令人惊喜的是，这两篇稿子竟然全部被接收了。尝到甜头的我也开始继续挖掘CFPS数据，并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了家庭教育、家务分工、性别观念等其他方面，但这些研究都相对零散，如何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创作一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是我接下来需要攻克的另一个难题。

四、博士论文写作

在博士圈中，流传着一个对Ph.D.的有趣解读，即“永久性头部伤害”（Permanent Head Damage）。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解读是非常准确的，因为读博确实令人头疼，而博士论文无疑是最令人头疼的一项。我的博士生涯总共只有三年，而这篇博士论文从定题到最终定稿就花了一年半，在这一年半中，我体重轻了30斤，头发也不知掉了多少。

说到这里，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定量论文不是坐在电脑前跑跑数据就能写出来了嘛，哪有这么夸张！如果你真是这种想法，那么你一定是对定量存在很大的误解。诚然，很多定量研究者分析的是二手数据，不像定性研究者那样需要做田野，但二手数据在给定量研究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范围。

首先，二手数据不是根据自己的研究设计量身定制的，所以，自己想要的变量没有，或者测量很糟糕，这是定量研究中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其次，国内目前可用的二手数据大多是综合性调查数据，综合性调查的好处是什么都问，但缺陷是没有一样问得很深。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定量论文很难写长，因为数据资料不足以支撑起一篇长论文。我们知道，国内社会学界对博士论文的长度是有一定要求的，如不少于10万字，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一个通行的办法是在一篇定量博士论文中讨论2-3个相关联的问题，但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为火候一旦掌握不好，一篇完整的博士论文就变成了论文集。最后，使用二手数据经常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很多你不知道的人也在用它做研究，有时你要做的研究已经被人做过了。即便在文献中没有发现，也有可能在你做研究的途中，一篇类似的文章突然就发表出来了，这实在是一件很令人懊恼的事情。

综上所述，用二手数据做定量博士论文是很难的，研究者需要找到一个数据能做的、别人没有做过的、且内容能足够支撑起一篇博士论文篇幅要求的题目。为了能找到这样一个题目，我绞尽了脑汁，最终，我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反馈模式”中获得了灵感，即：围绕中国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和子女对父母的反哺这一对问题开展研究。选择这个题目的妙处在于：首先，它是由一个概念引申出来的两个问题，因此要比只研究一个问题在内容上丰富得多；其次，CFPS数据中包含子女教育和家庭养老这两个专门的问题模块，因此数据足够我完成这项研究；最后，这两个问题涉及的面很广，因此，虽然前人围绕这两个问题做过不少研究，我还是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确定选题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找到研究的聚焦点。通过阅读文献和分析数据，我决定从性别这个角度切入。具体来说，我试图结合现代化与人口转变的宏观背景来研究传统的“反馈模式”在性别这一个维度上的变化。我发现，无论是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还是子女对父母的反馈，中国家庭都出现了一种性别平等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一方面与家庭资源的迅速积累和性别观念的平等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家庭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口流动的增加有关。

说到这里，我已经基本介绍完了我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不过在介绍的时候，我主要是在谈“想”的过程，而没怎么说“做”的经过。实际上，任何定量论文都是一边做、一边想的。我之所以突出“想”而淡化“做”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做定量研究的时候，做得太多，而想得太少。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做定量研究不是整天看数据、跑模型，对研究问题的理论思考和概念提升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定量研究更加技术化一点，这种技术化的外表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作为一项社会学研究本身对理论的内在要求。

五、对定量研究的几点体会

从北大社会学系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我来到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工作，我也开始从只是自己做定量研究变为需要在自己做的同时教别人怎么做定量研究。这种身份的转变也促使我去总结和思考我的定量研究经历，以期从中找到一些窍门来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我想，做好定量研究首先要过的是心理关。首先，你要打心里喜欢它，因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其次，你要耐得住寂寞，因为做定量研究经常要跟冷冰冰的数字打交道，其过程是很枯燥乏味的。第三，你要有足够强的抗打击能力，因为数据是很顽固的，它不会按照理想的设定呈现结果，所以你的想法中十之七八可能都做不出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不能太功利。一些学生对定量怀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认为定量研究可以使用他人采集好的二手数据，不用做田野；认为定量研究出成果快，比做定性容易等。出于这些幻想，他们转向了定量；但最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定量研究可以使用二手数据不假，但你可以用，别人也可以用，如果你没有花费比别人多的心思，怎么能做出好研究呢？此外，认为做定量研究可以更快发论文也是不对的，实际上，是只有手速快的人才能在定量研究的道路上生存下来，因为二手数据都是公开的，如果你始终慢人一步，好的题目早就被别人做完了，哪会轮得到你？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抱着功利的心态来做定量研究，否则，除了碰一鼻子灰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其次，做定量研究需要有天赋，更需要努力，但绝不能“用力过猛”。天赋和努力的意思我想大家都明白，我不用多说，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叫“用力过猛”。我在教学中，有时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学生很用工、很努力，成日成夜地跑数据、算模型，但研究就是没什么进展，这多半就是“用力过猛”所致。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之前说的“做得太多、想得太少”。做研究是需要思考的，做定量研究也是。但很多初学者意识不到思考的重要性，只是一味地去分析数据，认为只要不断深挖，总能从数据中挖出点宝贝出来。但这种没头苍蝇似地乱搞一通是很难有重大发现的，有时即便发现了，研究者也注意不到。所以我的建议是，做定量研究时要注意适当地停一停，停下来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清醒一下，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沿着正确的方向，有时候换个方向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第三，做定量研究需要学方法，但决不能只学方法。对定量研究感兴趣的人都知道，统计方法是定量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很多人学习定量研究时的一大障碍。为了克服这一障碍，很多学生会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方法的学习中，但方法学过头了也会出问题。首先，它会挤占原本应用在文献阅读、理论训练等方面的时间，导致所做的研究只有方法，没有理论关怀，因而也失去了社会学研究本身的意义。其次，花太多时间学方法也会导致学生刻意在研究中使用一些根本不需要的复杂方法。这时候，方法已不再是为问题服务，问题反而成了向他人展示我会这种方法的工具。在我看来，定量研究需要用方法，所以一定要学方法，但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方法只是我们探究社会问题的工具。因此，做定量研究与做其他社会学研究一样，首先要学会的是良好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理论视野，只有这样才能提出好问题，学会的方法也才能有用武之地。

最后，做定量研究必然要使用数据，但在使用数据之前，首先要问一下自己，你是否真的了解你所用的数据。如前所述，由于采集一手定量数据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现在几乎所有定量研究都在使用二手数据。一般来说，严谨的二手数据分析需要在正式分析之前评估一下数据质量，但很多初学者不会这么做，他们经常是拿到数据以后就开始算模型，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曾在CFPS项目组担任了长达五年的研究助理，这段经历告诉我数据中会存在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即便是CFPS这样有严格质量控制的大规模调查数据也不能幸免。所以，我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常常会提醒他们要注意拷问数据，只有像熟悉自己的双手那样熟悉数据，才能规避数据中的各种陷阱，否则，胡乱做回归模型，“假数真算”的结果只能是骗人骗己。

以上是我近些年来从事社会学定量研究和教学的一些心得体会，希望对那些有志于从事定量研究的读者有所帮助！

原标题：《《博士论文》第84期 许琪：我的社会学定量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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