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而言，美国黑人意味着什么？

编者按：是否有“较好”的种族主义？《纽约书评》作者Gary Younge通过梳理欧洲支持美国黑人抗击种族主义的历史，向读者呈现出了种族问题在欧洲的复杂样貌。在许多欧洲人为发生在美国的种族惨案痛心疾首时，另一部分欧洲人却对欧洲的殖民行为视若无睹。作者明确地指出，在这种“虚伪”的背后，种族主义并不存在“好”与“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存在的种族主义都应该成为人们抗争的对象。

1963年9月，在威尔士的兰斯特芬（Llansteffan），一位名叫约翰·佩茨（John Petts）的彩绘玻璃艺术家正在收听广播。当时，他听到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第16街浸信会教堂的星期日学校内，四名黑人女孩死于爆炸谋杀的消息。

这则消息使得身为白人和英国人的佩茨感到万分难过。“作为父亲，我自然对孩子们的死亡感到震惊，”佩茨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存档的一份录音中说，“作为一名一丝不苟的工匠，我被那些彩绘玻璃窗户的破碎给吓坏了。我对自己说，天哪，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佩茨决定利用他身为艺术家的技艺，让人们团结起来。“一个想法无法成为现实，除非你采取行动”他说，“思想本身没有真正的生活意义，除非人们通过采取行动来支持它。”

在威尔士主要报纸《西方邮报》编辑的帮助下，佩茨发起了一项呼吁，向社会筹集资金来更换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我不会要求任何人给我超过半个克朗（相当于当时的一毛钱）的资金支持，”编辑告诉佩茨，“我们不想让某个富人付整个橱窗的钱。我们希望威尔士人民贡献出他们的力量。”

两年后，阿拉巴马州的教堂安上了佩茨制作的窗户，窗户上布满了蓝色的阴影，上面有一个黑色的基督，他低着头，双臂在他的上方张开，就像他在十字架上一样。基督悬在“也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字样上。（文字摘自马太福音25:40：“‘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欧洲人对美国黑人有着深切的认同感，而这份认同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尤其是在黑人经历危机、采取抵抗和遭受创伤的时期，这份认同尤为强烈。国际主义和欧洲左翼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欧洲对于黑人的支持态度的发展。如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和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等音乐家和作者将在这里找到意识形态的家，有时甚至是字面意义上的，真正的家。

北爱尔兰天主教作家兼编剧罗南·班尼特（Ronan Bennett）告诉我：“从很早开始，我的家人就支持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民权运动。”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英国人错误地囚禁在臭名昭著的北爱尔兰长格什（Long Kesh）中。“我们对美国黑人有一种本能的同情。许多肖像画甚至国歌，例如‘我们要战胜一切’，均取自美国黑人。到了1971或1972年，我对激进的黑人运动主义者如鲍比·希尔（Bobby Seale）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的兴趣比对马丁·路德·金的兴趣更大。”

但是，这种与美国黑人达成政治认同的传统，也为欧洲大陆上存在的自卑感留下了余地，因为它试图用一种道德自信，来掩盖自身相较于美国在军事及经济上的弱点，而这种信心，轻易地忽略了欧洲过往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现状。

时间回到1998年，当时英国正在展开对英国少年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种族主义谋杀案的公开调查。同时，49岁非裔美国人詹姆斯·伯德（James Byrd）的痛苦遭遇也传到了英国，他在德克萨斯州的贾斯珀（Jasper，）被3名男子逮捕。他们殴打了伯德，对他撒尿，将他的脚踝拴在皮卡车上，拖了超过一英里，直到伯德的头掉下来。在我当时工作的英国《卫报》的一次编辑会议上，我的一位同事谈到了伯德被杀的事件，并表示：“好吧，至少我们这里的人不会做这种事。”

那之后的几年内，欧洲的有色人种数量——尤其是在英国、荷兰、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城市内——大大增加。他们要么是来自前殖民地的后裔（“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因为您去过在那里”）；要么是较新的移民，他们可能是寻求政治庇护者、难民或经济移民。这些群体也试图通过，与在美国进行的、明显的种族抗争一起，来宣传和进行他们自己的、当地的种族公平抗争。

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其自传中指出：“美国黑人根本不知道数以亿计的非白人对TA的关心。”“TA不知道他们对TA的有着手足般的情谊。”

在过去一周内，欧洲各地聚集了大批民众，表达他们对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引发的反对警察暴行抗议的支持。（黑人女性的悲惨遭遇却很难跨越大西洋传到欧洲。在美国的抗议活动中举足轻重的布雷娜·泰勒（Breonna Taylor）的名字在这里很少出现。2020年3月在肯塔基州，3名未持有搜查令的警察闯入泰勒和其男友的公寓，其男友与警察发生交火，泰勒被警察击中8次身亡）巴黎市中心弥漫着浓烟和催泪瓦斯，数千名抗议者屈膝举起拳头抗议种族主义和执法不公。在根特，掠夺了刚果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雕像被盖上了标有“我无法呼吸”字样的头巾，并被泼上了红色油漆。在哥本哈根，他们高呼“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在斯德哥尔摩市发生了冲突；英国各城市内工党控制的议会换上紫色灯光以示团结；从米兰（那里有抗议的快闪族）到克拉科夫(那里他们点燃了抗议的蜡烛)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都是抗议的焦点。而成千上万的游行者，从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到海牙，从都柏林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违反了政府下达的保持社交距离的命令来表达他们的声音。

虽然跨国抗议并不新鲜，但由于社交媒体的影响，这些跨国抗议活动现在变得更加频繁。通过侨民和其他地方传播的有关警察暴行和大规模示威的图片和视频，可以迅速激发和激励大量民众参与抗议。建立和扩大这些联系的速度得到了加快，与此同时，这些联系的吸引力也在增强。特雷冯·马丁（Trayvon Martin）（特雷沃恩·本杰明·马丁是来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17岁非裔美国人，他于2012在佛罗里达州被乔治·齐默尔曼枪杀，而齐默尔曼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自卫，并且未被判处谋杀罪）是欧洲人家喻户晓的名字，而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埃米特·路易斯·提尔是一名14岁的非洲裔美国人，1955年，他在密西西比州被处以私刑致死，原因是他被指控在杂货店内冒犯了一名白人妇女）则从未那么有名。

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美国国家实力的反映。美国通过政治发展，在经济、环境和军事上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文化上，美国有着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延伸到了非裔美国人身上。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对美国黑人文学和历史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对我出生和长大的英国地区的黑人文化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于我父母的故乡，加勒比地区的黑人文化的了解。美国黑人在散居海外的黑人群体中拥有绝对的权威。这是因为，尽管美国黑人在美国境内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他们的影响力是其他黑人少数群体所无法企及的。

因此，在整个欧洲，我们知道特雷冯·马丁（Trayvon Martin），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布朗是一名18岁的黑人男子，他在2014年被弗格森市28岁的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开枪打死）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名字。1989年，杰里·马斯洛（Jerry Masslo）逃离了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却在那不勒斯附近被种族主义者谋杀。他促成了意大利第一部，使移民身份合法化重要法律。但在意大利以外，他的名字却无人知晓。同样，2001年，15岁的挪威——加纳黑人男孩本杰明·赫曼森（Benjamin Hermansen）在奥斯陆被新纳粹分子杀害，他的死亡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促成了全国性的反种族主义奖的设立，但是这个故事在挪威外的地方也很少被讲述。（尽管，基于一个偶然的相识，迈克尔·杰克逊确实把他2001年的专辑《Invincible》献给了本杰明，但我怀疑即使是他最忠实的歌迷也不会领会到这个信息。）

但这种关注的兴趣不是相互的。虽然在《卫报》会议上把劳伦斯和伯德进行比较有些尴尬，但至少他们是有可比性的。然而，大多数美国新闻编辑部的人不太可能听说过劳伦斯。这不是因为美国人都是冷漠无情的，而是帝国的力量带来的影响。你离中心越近，你就越不需要了解外围，反之亦然。

非洲裔美国人对美国的实力既不满又觊觎，而且对美国无能为力，对许多欧洲人来说，非裔美国人代表着一股救赎的力量: 这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美国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美好，它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并变得比现在更好。这样的主题为欧洲的左派反美主义者的懒惰、保守的诽谤提供了谎言。曾经痛斥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自由派转而爱上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痛斥理查德·尼克松的左翼人士转而支持穆罕默德·阿里、马尔科姆·艾克斯和马丁·路德·金。即使法国人谴责伴随着马歇尔计划开始的，帝国主义“‘可口可乐式’的文化殖民化”，他们仍然欢迎詹姆斯·鲍德温和理查德·赖特等黑人作家。换句话说，对美国外交政策和权力的拒绝——有时是反射性的、粗鲁的，但很少是完全不合理的——从未导致对美国文化或该国潜力的全盘否定。

在美国重视其软实力的时候，它关心的是其它国家对它的看法。1963年，国务卿迪斯·罗斯克（Dean Rusk）说：“种族关系问题深深影响着我们的外交政策。”“我说的是种族歧视问题……我们的声音变低，我们的朋友感到尴尬，我们的敌人却喜笑颜开……我们就好像在一条腿被上了石膏的情况下参加一场跑步比赛。”

但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时代了。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之际，美国在欧洲的地位从未如此之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偏执、厌女、仇外、无知、虚荣心、唯利是图、牛气逼人，集中体现了大多数欧洲人对美国强权最恶劣方面的厌恶。在特朗普就职的第二天，84个国家都爆发了女性抗议游行；今天，他抵达大多数欧洲国家首都往往会引发大规模抗议。他在国际会议上的表现，以及在疫情爆发期间坚定地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等行为，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蔑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行为都会引起激烈反响。

尽管警察杀人这样的可怕事件经常发生在美国人的生活中，但对许多欧洲人而言，这起谋杀案证明了这个广义上的政治时期，是多么的不公正。它显示了白人本土主义暴力的死灰复燃，这些暴力受到国家权力的庇佑，更受到最高职位的鼓励。安全部队胡作非为，恐吓自己的公民，这一切都是民主陷入危机的例证，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不仅是一场谋杀，更是一种隐喻。

这些病态的事件并非凭空而来。“没有哪个非洲人能自由地来到新大陆的海岸，”19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写道，“黑人一出生就把他那耻辱的外表传给他的后代。法律可以废除奴役，但只有上帝才能抹去奴役的痕迹。”这个“标志”就像是一张通向这个世界的门票，这个世界试图把美国黑人理解为来自美国，但不完全属于美国的存在——与此同时，这样的看法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可以免受美国权力的影响。

人们对美国黑人的看法往往带有优越感或幼稚感。在生涯早期，苏联最著名的诗人弗拉基米尔·玛雅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在他1927年的诗《致我们的青春》中写道：“如果我是个黑人老者，我会学习俄语，而不会灰心或懒惰，仅仅因为列宁说这种语言。”（至于列宁，他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即使黑人演员约瑟芬·贝克本人是如此的独一无二，欧洲人也在《黑色活报剧》（La Revue nègre）中对她进行了持续的异化。在60年代后期，西德媒体将黑人政治运动家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描述为“有着非洲裔形象的激进麦当娜”和“梳着‘灌木丛发型’的黑人女性”。在东德，他们将她描述为:“美丽的黑皮肤女人，以她非洲式的大卷发吸引了柏林人的注意。””

但是，尽管这种联系存在缺陷，但人们对它的赞赏却是发自内心的。在欧洲左翼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国际反种族主义思潮和反法西斯主义思潮，这为非裔美国人的斗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回溯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兰开夏郡的纺织厂工人尽管因联邦国的封锁而穷困潦倒，并导致棉花供应枯竭，但他们拒绝结束抵制南方商品的呼吁，即使这让他们失去了生计。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解放安吉拉·戴维斯运动”（Free Angela Davis）告诉《纽约时报》，他们仅从东德就收到了10万封支持安吉拉的信——信来得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都拆不完了。

如果说欧洲证明了，它在与美国黑人团结在一起，抗争种族主义方面具有才能。（这种才能在本次欧洲为支持美国的抗议而挺身而出中再次体现。）那么欧洲也有向世界输出种族主义的历史。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没有哪个非洲人能自由地来到新世界的海岸”，但他忽略了一点：把非洲人带到那里的主要是“旧世界”的人们。欧洲和美国一样有着充满种族主义的罪恶历史——事实上，历史是相互交织的。在这一点上，欧洲和美国最直接不同在于，欧洲在其境外实施其最恶劣的反黑人、种族主义行为——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隔离。而美国把这些东西内在化了。

在佩茨听到伯明翰爆炸案，到他去阿拉巴马州安装彩色玻璃窗之间的这段时间内，六个非洲国家从英国的统治下将自己解放出来（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会解放自己），而葡萄牙则继续霸占它的外国领地长达九年之久。如果在过去几年，佩茨在寻找一个、离家数千英里的、令人心碎的故事，他可以去肯尼亚看看。在那里，数千人正在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折磨和杀害，政府以此作为对一场争取自由的起义的回应。

欧美种族历史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直到最近，欧洲的镇压和抵抗运动都主要发生在国外。我们的民权运动在牙买加、加纳、印度等地展开。在后殖民时代，这种责任的转移，为人们在理解这段历史时，可能发生的否认、歪曲、无知和诡辩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英格兰，你的英格兰》（England Your England）中写道:“英国人对自己的帝国抱有一种虚伪的态度，这是千真万确的。”“工人阶级的虚伪，表现为装作不知道帝国的存在。”1951年，也就是那篇文章发表10年后，英国政府的社会调查显示，近五分之三的受访者连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名字都说不出来。

这种对自己帝国遗产的选择性遗忘，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欧洲白人对美国的种族主义抱有一种错误的优越感。更糟糕的是，有毒的怀旧情绪至今仍在污染着他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根据YouGov今年三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二分之一的荷兰人、三分之一的英国人、四分之一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五分之一的意大利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前帝国时期历史是值得自豪的。相反，只有二十分之一的荷兰人，七分之一的法国人，五分之一的英国人，四分之一的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认为他们的前帝国时期历史是可耻的。而这些国家都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美国的乔治·弗洛伊德抗议活动。

他们的愤怒往往没有带着充分的自我意识，看不到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看到的东西。他们真诚地想知道，美国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残酷的地方，而对于自己曾走过类似的道路，他们却既不承认也感到不遗憾。可悲的是，欧洲白人，即使是那些自认为有同情心、有修养、有见识的人，对种族和种族主义的理解水平仍然很低。

已故的美国黑人诗人和民权活动家玛雅·安杰洛（Maya Angelou）意识到，她与法国的关系和法国与其他同她一样的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鸿沟。这种认识使她决定，在1954年参与《波吉与贝丝》(Porgy and Bess)巡回演出时，她没有遵循黑人艺术家和音乐家决心定居在巴黎的传统。

“巴黎不适合我和我儿子，”她在自传的第三卷中总结道。“法国人可以好好想想我这个说法，因为他们不会对共同的历史感到内疚——就像美国白人发现，比起与他们并肩生活了200年的黑人，他们更容易接受非洲人、古巴人或南美黑人一样。我看不出用一种偏见换另一种有什么好处。”

这给我们带来了欧洲在种族主义方面的另一个可信度问题：即当今欧洲种族主义的盛行现象。法西斯主义再次成为欧洲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公开的种族主义政党成为这片土地的核心特征，即使在他们没有掌权的时候，他们也会制定政策和进行辩论。关于难民在跳入地中海前挣扎着呼吸，经历他们最后绝望时刻的病毒式传播的视频并不存在(这些难民可能是前往意大利，该国会对任何营救他们的人征收罚款)。直到2015年，当一名三岁的叙利亚男孩艾伦·库尔迪（Alan Kurdi）被冲上土耳其海滩身亡后，我们才在欧洲看到了美国警方枪击视频带来的那种影响：这是残忍的证据，而我们的政治文化同样是同谋。

相较于其他族裔，欧洲黑人的被监禁、失业、被剥削和贫困程度都更高。或许只是因为欧洲大陆没有被美国的枪支文化所摧毁，这里的种族主义才显得没有那么致命。但欧洲的种族主义问题，在其他方面也被普遍彰显出来。例如，在英国，新冠病毒死亡率的种族差异与美国持平。在2005年至2015年间，英国、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和保加利亚发生了与种族有关的骚乱或叛乱。在资本主义晚期，黑人的不稳定生活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尽管这种不稳定在美国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是一个漂浮的符号，可以在大多数欧洲城市和其他地方找到归宿。

既然如此，欧洲人又有什么权力在种族主义问题上挑战美国呢？这个问题是欧洲黑人激进主义者不断寻求解决的，他们利用人们对美国现状的关注，迫使人们正视自己国家的种族主义。当然，没有理由说一个地方的种族主义的存在，会剥夺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谈论种族主义的权利。(如果真是这样，反种族隔离运动就永远不会在西方取得进展。) 但这确实意味着活动家要注意如何去进行运动。我在这里看到过许多黑人活动人士的例子，他们试图将欧洲对美国广义上的文化痴迷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并教育自己的政治机构，让他们了解自己家门口的种族主义。为了回应本周美国对乔治·弗洛伊德的哀悼，巴黎人高呼阿达玛·特劳雷（Adama Traore）的名字。这位马里裔公民于2016年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

但这可能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根据我的经验，将大西洋两岸的种族主义联系起来、比较两者的连续性、并形成对比，会招致许多欧洲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指责并使他们感到困惑。很少有人会否认种族主义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存在，但他们坚持试图迫使人们承认“这里的种族主义比那里的好”——好像我们应该为我们所拥有的种族主义感到高兴似的。

当我在芝加哥和纽约做了12年的记者，当我在2015年离开美国时，不断有人问我是否因为种族主义而离开美国。“种族主义在英国和美国的运作方式不同，”我会这样回答。“如果我试图逃避种族主义，我为什么要回到伦敦的哈克尼？”但他们坚称，美国的种族歧视比英国更严重。

“在任何地方的种族主义都是坏的，”这一直是我的反驳，“没有‘较好'的种族主义。”

本文原刊于《纽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