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专题｜赵灿鹏谈《梁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赵灿鹏教授，先后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1999）、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系（2005），曾任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研究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专业委员、国际图联（IFLA）家谱与地方史专业执行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宋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与古文献学研究，著有《汉宋相假：中国学术思想史论集》《梁书诸夷传异文比勘》，及《苦榴花馆杂记》《五代两宋监本考》等古籍整理著作。作为点校本《梁书》的修订负责人，在修订本《梁书》出版之际，他向《上海书评》介绍了编纂、点校与修订的一些情况。

赵灿鹏：姚思廉的《梁书》《陈书》，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情形相似，都是父子相继编撰而成，同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佳话。姚察（533－606）于梁朝末年开始参与梁朝国史的修撰，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时他还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陈宣帝太建末年，姚察大约五十岁的时候，“知撰梁史事”，陈后主时又“领著作”，负责编撰梁史和陈史。入隋以后，姚察奉隋文帝之命编撰梁、陈二代之史，期间曾经进呈部分篇卷。这两部史书没有写完，姚察就去世了，临终之时，命子思廉续成其书。姚思廉上表陈述父亲的遗愿，隋炀帝下诏许其续撰二史，但迄于隋末，续修史书的工作仍然没有做完。唐朝初年，唐高祖命中令书萧瑀等人修撰前朝史，梁史由崔善为等负责，姚思廉参与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活动并不成功，历经数年不就而罢。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姚思廉再次奉诏撰修梁、陈二史。到了贞观十年正月，房玄龄、魏徵、姚思廉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进奏朝廷。这时姚思廉的年纪已经很大（有的学者说是八十岁），在《梁书》《陈书》写成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父子《梁书》的修撰，一般认为开始于陈太建末年，前后历经五十多年。如果从梁朝末年姚察参与国史撰写算起，通计有八十多年。总而言之，其成书过程比较曲折。

《梁书》《陈书》的修撰时间如此长久，其中原由，前人论著偶有涉及，有的看法很有启发性。比如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北辰师，在他的博士论文《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中，认为这是姚氏父子亲历梁、陈、隋、唐四代更替（以及姚氏家族分处于南、北朝的因素），历史书写多有忌讳、受到诸多方面牵掣的缘故。这是很有道理的。另外，在姚察身后，姚思廉未能专心从事于梁、陈二史的修撰，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姚思廉在隋炀帝时参与修纂《区宇图志》，唐贞观年间撰写国史纪传三十卷，又参与编撰类书《文思博要》。这些工作是与修撰梁、陈二史同时进行的，《区宇图志》几百卷，《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都是大书，花费时间精力必然甚多。

梁朝短短五十六年，梁武帝一人就在位四十八年，仿佛一朝一帝，这对《梁书》修撰的体例有影响吗？

赵灿鹏：其实五十六年并不短。南朝宋五十九年，传了八个皇帝；齐二十四年，传七帝；梁五十六年，传四帝；陈三十三年，传五帝。梁的年祚仅次于宋，比齐、陈二代长很多。如你所说，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是南北朝皇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也很突出，是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之一。与明朝的万历皇帝并列排名第四，仅次于康熙、乾隆和汉武帝；在明代以前，则一直保持第二名的记录，仅次于汉武帝。不过这一点对《梁书》的修撰体例，似乎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我们至多说是，《梁书》本纪六卷，《武帝纪》有上、中、下三卷，篇幅大些，仅此而已。

当然，在梁武帝的心目中，在叛将侯景攻破建康城的那个时刻，他已经有了萧家天下丧亡的预感，“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卷二九《邵陵王纶传》）。严格来说，这个预感与历史的演化并不完全对应，毕竟在梁武帝身后，又传了三帝。梁简文帝是侯景胁迫下的傀儡皇帝，姑置不论；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乱，从当时人的观念来看，几乎是再造国家，如果他的性格行事不是那么诡异的话，本来作为中兴之主，是有可能使梁祚绵延下去的。

姚察曾仕于梁，姚思廉还在《陈书》中给父亲立传，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这一因素对《梁书》的修撰有怎样的影响？

赵灿鹏：这很重要。在写修订前言的时候，景蜀慧师特别提醒我要注意这一点。《梁书》虽然成书于唐初，但姚察先后在梁、陈二代为官，并且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场域，除了自身经历并从亲友交游处了解掌握许多一手资料外，也有机会接触到皇室所藏的史书档案，因此书中对萧梁一代的制度、行政和朝廷人事，记述颇为准确，其史学价值未可低估。

姚思廉在《陈书》中为父亲写了一篇佳传，篇幅较长，是《陈书》中字数较多的一篇传记。但是这种方式，不太合乎史家传统的做法。比如《史记》《汉书》（《宋书》《魏书》《北史》也是如此），书末都有一篇序传，详细叙述作者家世、祖先生平仕宦、学术渊源及著述义例等内容。唐贞观年间修撰周、隋、梁、陈、齐五代史时，《梁书》《陈书》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官修史书特徵，恐怕不能遵循《史》《汉》以降通行的惯例。《陈书》中设立《姚察传》，这算是史书的一种变体。

唐太宗曾亲自撰写《晋书》的几篇史论，梁、陈、齐、周、隋五朝史也是在他的命令下同时开始修撰的，唐太宗有深度参与过《梁书》修撰吗？

赵灿鹏：这个问题有点新奇，我可能回答不好，还需要做些专门的研究。唐太宗没有为《梁书》写过专门的文字，从表面上看来，《梁书》的内容与唐太宗没有直接的关系。情况有些类似，是《梁书》六卷本纪之后，有监修官魏徵总括梁朝兴亡教训的一篇论赞。这有可能体现了唐太宗的一部分想法。

唐太宗为《晋书》写了四篇史论，其中一篇是《王義之传》。那是他极为欣赏甚至崇拜“书圣”王羲之的缘故。梁代的王志、萧子云都是著名书法家，王志在当时就有“书圣”之称，萧子云名播海外。但唐太宗一定觉得他们与王羲之不能相比，所以在《王羲之传》的传论中写了一段有些刻薄的话：“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筯；穷万榖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耶。”

有一个相关的学术观点，值得稍作介绍。甘肃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学者赵以武先生，写过一部著作《阴铿与近体诗》。书中考察陈代诗人阴铿家世，对《梁书·阴子春传》作了细致的研究，指出这篇传记存在曲笔讳饰的原由，或许与唐太宗的阴妃有关。此说可供参考。

在“二十四史”中，《梁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赵灿鹏：我是猜测，没有经过准确的调查，“二十四史”受到读者关注的程度，如果进行排序的话，《梁书》大概在靠后的位置。南北朝诸史的情况比较类似。这有很多原因。如果简单来说，在古人的历史观念中，南北朝时期并非盛世，相关诸史不大为人所重视。直至现代，有这样观念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

不过，从知识信息传播媒介的角度，还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的现象。纵观现当代历史学的发展，中古史研究领域名家辈出（如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严耕望、田余庆等先生的名字，专业学者不必说，亦为有史学爱好的普通读者耳熟能详），当代许多中青年学者的成绩也非常突出，在读书界有一个普遍持久的辐射效应。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也比较受到读者关注和欢迎，这可能是近三十年一个新的态势。

《梁书》篇幅较小，但有自己独特的一些长处。在南北朝诸史中，《梁书》的修撰质量颇受好评。姚察学养深厚，是《汉书》名家，于史学有深湛的认识，又以文才著称；姚思廉家学渊源，父子两世纂辑之功，梁、陈二史在唐代即颇负声名。清代四库馆臣称赞《梁书》“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赵翼认为《梁书》文笔精练明达，叙事简严完善，“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廿二史札记》卷九），“足称良史”（《陔余丛考》卷七），这是后世有代表性的看法。《梁书》叙事状物及传末论赞多用散文，在六朝崇尚骈俪的风气之中有特异的表现。近代桐城文学大家吴汝纶，对《梁书》的史文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梁书》似胜于宋、齐二史，姚察所著又胜于厥嗣”（《桐城吴先生诸史点勘》卷三）。经常为读史者所称道的，如《曹景宗传》载其大段牢骚之语，《韦叡传》记合肥之战、邵阳之战，《康绚传》记淮堰之作，《羊侃传》记台城之守，语言丰富活泼，细节生动如画，是中古史书中少见的佳作。《梁书》中有一些精彩的语段，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最近魏斌教授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看见高王》（《读书》2020年第4期），关于写作缘起，说是始于读到《梁书·侯景传》，侯景看见大势已去的一段感慨（“与高王一种人”），读之若出其口，声音虽不可再现，据此足资凭想。这些不能展开来说，只能简单谈谈。

上世纪《梁书》的整理，是由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卢振华教授点校的，您怎样看待他的贡献？

赵灿鹏：从修订工作开始到现在全部完功，我对《梁书》原点校本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书中不可能没有错误，但就其大体而言，仍属于古籍整理中的上乘之作，卢振华先生（包括主持南朝五史校点的王仲荦先生，从事编辑整理的宋云彬先生、赵守俨先生）的贡献很大。没有前贤的点校成果作为起点，今天的修订工作是不可能顺利展开的。所谓“筚路蓝缕”，开创性的工作最难。

具体来说，原点校本广泛使用了百衲本，南、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和金陵书局本，参校《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典籍，参考张元济、张森楷两种《梁书校勘记》，吸收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清代以来学者的校勘成果，在标点、分段、校勘订误等方面都有不少创见，出版将近五十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古书中荆棘丛生，“人迹不到之地”甚多（这里是借用近代四川经学家廖平的话，比喻古书中意义疑滞、不容易通晓者）。一般读者遇到这种情况，除非万不得已，可以绕道而行，跳过去，忽略不读，但点校者就不能这样从权变通。《梁书》中有一些不容易读懂的地方，卢先生已经尽可能作了比较周全的处理。姜宝昌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兴亡砺后学，身残志弥坚——卢振华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文史哲》2013年第5期），根据《梁书》《南史》的校勘记，讨论卢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论述稍嫌简略，可以略见一斑。

以前在华东师大古籍所读书的时候，常听严佐之师称引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的一段话，作为学者虚怀恕己之箴言：“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最近写修订前言，又读到余先生这段话，深有所感，可谓对治学甘苦有深切体味的见道之言。今天的修订工作，对原点校本的缺陷和不足进行补充完善，俗话说“后出转精”，这是事势必然，理应如此。但假如易地而处，卢先生等诸位前贤生于今世，他们来做修订工作，一定比我们做得好；而我们乘坐时间机器穿越过去，从头开始点校《梁书》，可能步履维艰，难于卒业。在修订过程中，当我因疲倦而心生怠惰之意的时候，不禁想起1970年代卢先生因摔伤致残长期卧于病榻上校点《梁书》与《南史》的情形（详见《光明日报》1978年4月13日对卢先生的采访，题目作《满目青山夕照明》），让我惭愧不已。前辈学者学问广博深邃，毕生勤奋读书，心思单纯，意志坚定，淡泊名利，他们的境界是今天的学者很难达到的。

您负责的此次修订，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能否具体举例说一说？

赵灿鹏：宋代的理学家陆象山说过一句话“文王不可轻赞”，意思是说，只有对周文王的美德有真正的认识，这样的称赞才能到位。赞美如此，批评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打个比方。修订工作的着眼点，是原点校本存在问题和不足之处，从道理上说，应该先入后出，以免妄下雌黄。《梁书》修订之所以旷日持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本上“复制”了卢振华等先生所做的工作。原先使用的版本、参校的史书、参考的研究论著，皆一一经过覆核比对考校，非此不足以真正了解原先的点校工作。

我们所做的修订工作，简单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校勘方式的变化。原点校本采用“不设底本、择善而从”的方式，此次修订是底本校勘。这两种方式，在古籍整理中都很常见，但一般而言，在古籍文本基本定型的情况下，采用底本校勘是比较审慎的做法。原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校勘方式不尽一致，以南朝五史来说，《南齐书》《陈书》设有底本，《宋书》《梁书》《南史》没有底本，文字择善而从。

据说上个世纪点校出版“二十四史”，有推出“普及版”与“学术版”不同版本的设想。点校本“二十四史”，原先是作为普及性读本，计划中还要推出程度更高的学术用书。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因为“普及版”的学术水平很高，推出“学术版”的计划并未落实。几十年来，点校本“二十四史”既是普通读者钟爱的读物，也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使用的标准版本。当初推出点校本的时候，既然有普及性的考虑，校勘方面有简化处理的倾向，文本方面也有推出“定本”的考虑，这是较多史书在点校中采用“不设底本、择善而从”方式的原因。在这种考虑之下，原点校本改动文字的尺度就大了一些。实际上，所谓“择善而从”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我们理解的“善”不一定是真正意义的“善”，看似文字有问题、读不通的地方，可能是后人对史书语言的了解不够所致。再加上过去铅字排版技术的限制，许多古字、异体字被统改为通用字。这样一来，古籍中原先包含的丰富信息就因简化而消失了。

《梁书》修订本是底本校勘，以百衲本作底本，有底本作为依归，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改字的尺度比较小。我们的出发点，是尽可能多保留一些古书早期的面貌。这种处理方式对学术研究是有益处的。试举一个例子。卷二九《邵陵王纶传》，“全由饩馈悬绝”句。“绝”字的字形较为特殊，原点校本根据张元济《梁书校勘记》，引用《汉书》颜师古注，兜了一个大圈子，认为是“绝”的讹字。那个字实际上没有问题，见于宋人夏竦的《古文四声韵》卷五，是“绝”的异体字。修订本保留了这个字形。夏竦的这部书，现在古文字学者非常重视，近些年国内有两篇博士论文作了校证，但都还没有做到第五卷。将来学者做卷五校证的时候，《梁书》的这个字形可以提供一个鲜活的文字资料（出现“绝”字的这一版叶可以确认是南宋初年刊刻的原版）。

第二，是参校文献方面。与原点校本相比，修订本在参校版本的广度与深度上，都有所拓展。《梁书》现在存世的最早版本，是原北平图书馆旧藏宋大字本（存四十卷），即百衲本的底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个残宋本非常宝贵，我们根据台北“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片进行通校，景蜀慧师并至台北故宫博物院借阅原书作了比对核校。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可以弥补百衲本因描润校改有失古本原貌的不足，我们发现了几处明显的误改，修订本根据残宋本作了改正，因而解决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疑难问题，均出校说明。

百衲本影印的底本，除了残宋本之外，还曾以三朝本配补。现在存世比较完整的《梁书》三朝本，大约有十种（另有几种残本）。本次修订使用了六种，这几种三朝本的版刻形态及刷印情况互有异同，汇集在一起比勘，对于百衲本影印时的描润修改情况，可以做出比较接近的判断。在配补的部分，我们发现百衲本也有误改的情况，因而作了一些有实质意义的订正。残宋本和三朝本是卢振华等诸位先生未能寓目的，所以原点校本在文字校勘方面受到一些内在的限制。

除了原刊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以外，我们还参考了清人李慈铭批校的南监本、清人叶万等批校的汲古阁本、傅增湘校章钰题款的武英殿本，以及日本据南监本覆刻的荻生徂徕句读本。这些版本中有些校语的学术价值很高，对修订工作大有裨益。这些都是拜赐于时代的进步，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在网络公布古籍善本影像的结果，我们感觉幸运之至。

在传世典籍与石刻图像文献方面，我们的参校范围也有所扩大。修订中使用了宋本《册府元龟》《眉山新编十七史策要》、几种汉魏两晋南北朝石刻文献总集、梁元帝《职贡图》摹本题记等等。有些时候会有意外的惊喜，比如陈尚君先生、唐雯教授作过深入研究的晏殊《类要》，这部北宋的类书中有《梁书》的引文，其中一则特别有用，我们藉此为原点校本补充了一个改字的直接根据。通行的几个大型古籍文献数据库，是修订工作中经常用到的利器，解决了一些普通情况下难以处理的问题。这些都是以前老先生们做点校工作时无法拥有的条件，就不多说了。

第三，是修订错误方面。在充分尊重原点校成果的前提下，我们根据修订工作总则和工作程序，对原点校本存在的错讹进行纠正，统一体例，作了适当的修订和完善。《梁书》点校本问世以来，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先后发表了若干论著，对其中文字、标点的错误进行纠正，我们对这些校勘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收集，并参考吸收。

在原先进行点校工作那个时代，读书写作学术研究都是手工操作，以纸笔为载体，与今天电脑科技高度发达、研究工具手段发生跳跃性变化的情形大不一样。随着《梁书》修订工作的进展，对原点校工作的艰辛程度，我有更加具体的体会，老先生们所做的贡献令人钦佩。谨此向进入历史的卢振华先生等诸位前贤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