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悼念邹逸麟老师

上午接到邹逸麟老师去世的消息，心里紧紧一沉，知道他就这样走了。

邹老师患大病有些年了，我自己也已经年过花甲。人，谁都有生老病死。那个时刻一到，终归是要走的，当然说不上有什么意外。这些年，每当自己敬重的人离去，我常常感到惋惜的，主要还不是这些往生者本人，而是他们身后那个世界。

邹老师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也不是社会公知，他只是我那个狭小的专业范围之内一位深有影响的学者；扩展一点儿范围往大了说，也不过是历史学界和历史爱好者中有比较多的人对他的学术业绩有所了解。

按照他的年辈、贡献和影响，中国学术界通行的惯例，我是应该称他为“邹逸麟先生”，就这么叫个“老师”，好像有点轻慢。

这是因为我博士毕业举行论文答辩时，史念海先生是特地邀请邹逸麟老师来当考试官的。这样，依照旧时规矩，他就成了我的“座师”。我是应该终身执弟子礼的。“老师”云者，在形式上的来历就是如此。

第一次同邹逸麟老师比较近密地当面接触，是在我博士毕业之前呈送论文给同行专家评审的时候。那时，是需要把十五份论文，一一当面呈交到专家的手里。导师史念海先生，安排我去做这件事。当年我是在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毕业，要去送论文的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和杭州，而一同递交的，还有我大师兄费省的毕业论文。

导师史念海先生做事很细心。临行前，特意郑重嘱咐我：上海人办事儿和我们北方人不一样，这次你到北京，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可到了上海，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不要惹人家不高兴。

这样我就敞开胆子去了北京，小心翼翼地进了上海。结果，和史念海先生的预判恰恰相反——在北京，不管是在科学院地理所，还是在我现在工作的北京大学，都遭遇了很多麻烦，其中某些场景，甚至还很戏剧化，甚至有些匪夷所思，可在上海，却是风顺水也顺，顺利完成任务交了差。其间的缘由，就是邹逸麟老师热情帮助了我。

对人体贴入微，做事细心周详，像一位和蔼的小学老师对待刚刚跨进校门的孩子——这就是此番沪上之行邹逸麟老师留给我的印象，也是此后三十多年间一直伴随着我的一位长者的形象。我一直称他为“老师”而不是“先生”，内在的因缘是在这里。

考虑到我一个穷学生没有钱，他亲自领着我，住到了学校离食堂很近的一个招待所，直到帮着我办好一切入住手续。考虑到我一个一个找老师送材料，既要耽搁很多时间因而也就要花费很多吃饭住店的钱，而且傻里傻气土头土脑地拎不清，说话办事儿弄不好，说不定还会惹出麻烦，于是等我住下店后就很亲切地和我商量：你要是看合适的话，明天就可以到杭州去接着送材料，上海这些论文（大概有七八份左右）他就替我送了。邹逸麟老师还根据我和师兄费省毕业论文的题目，特别建议送给做隋唐史的徐连达先生一份，告诉我徐先生人很好，同他个人关系也很好，让我放心就是了。就这样，见上了面，住进了店，也就等于把一切都办完了。

第二天早餐刚吃完，邹老师又到招待所来看我，很抱歉地说，那个食堂的饭不好吃，让我将就一下。邹逸麟老师哪里知道，我一个东北边地的粗人，吃上江南小吃的感觉是怎样，以至到了今天，还清楚记得那种鲜美的味道。对于我来说，此番行程简直是做了一次惬意的度假旅游。

我觉得，关怀别人，体味别人的心思和需求，是邹逸麟老师的本性。这发自内心，自然而然。这种本性，在私人交谊中，给人以温情，给人以依靠，人们会回馈以信任，回报以信从；在公共事物中，则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吸引力和聚合力，把同道吸附凝聚到自己的身边。

按照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主要由业师史念海先生、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先生和复旦大学的谭其骧先生这三位学者共同创建起来的一门学科，直到经历所谓“十年动乱”之后，才全面蓬勃发展起来。这时，史念海、侯仁之和谭其骧三位老前辈年龄都比较大了，学术界的中坚骨干，就是邹逸麟老师这一辈学者。等三位老先生因年龄原因退出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邹逸麟老师出任历史地理这个学科的最高组织者，同时他也担任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负责人。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进程中承上启下的一段关键时期。

邹逸麟老师以他那种优秀的个人品质，成功地凝聚起全国同道。不管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显著发展，还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科的长足进步，都离不开邹逸麟先生的组织工作。他为人永远是那么谦和，做事永远是那么周到。每一次学术会议，从大会报告的设置，到小组发言的安排，他都细心照顾到各个方面、各个单位、各个层次的学者，所以每一次这样的学术活动，也就都是充满欢声笑语的聚会。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大群人，聚集到邹老师的房间，不分年龄老少，不论地位高低，谈天谈地谈五湖四海的八卦，其乐融融。

单纯看某位学者个人的成就，不一定都同其所在学科的发展状况存在必然的联系，一个优秀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其是的，但若是考察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状况，却决不能忽视学术组织者的贡献。邹逸麟老师通过这种春风化雨似的感染力，聚合全国同道，推动历史地理学科取得重大进展，也带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走向辉煌。业师史念海先生不止一次和我谈到：邹逸麟先生这个人是很会办事的。我理解，这种会办事抑或不会办事，实质上是有没有那种使人亲和的品质。

2012年夏，复旦大学举办该校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当时我代表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这是个大致相当于“历史地理学会”的学术组织，是中国地理学会下设的工作委员会。按照国务院核准的学科目录，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分支学科，可是却一直没有统属于历史学会的全国性学会）致词，话语间谈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既是谭其骧先生卓越学术创建力和优秀个人质量感召力的结果，是这个研究所所有成员努力奋斗的结果，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成果，如《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也是复旦大学以往各届领导吸引和团结全国同行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的，衷心希望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能够继续保持这种领导者的品格，与全国通行齐心协力，推动历史地理学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我讲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很多人根本没有留意，可接下来代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老一辈学者发言的邹逸麟老师，却非常在意。他马上接着我的话茬，讲了很长一段对全国同行感谢的话，而不是津津乐道复旦本身的学术成就。这就是邹逸麟老师，这就是他对别人的体贴和体味。

现在，邹逸麟老师走了。我感到惋惜的，是在他身后，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好老师了。

2020年6月19日晚19时13分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