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父亲节谈父职：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去年笔者喜得一女，过去一年的“育女心经”，以及一直以来进行家庭研究的学术背景，让笔者有了在父亲节里谈父职的底气和冲动。理论和研究放一边，自己的个体经验感受是做一个家庭和社会认可的“好爸爸”并不容易，在参与育儿的过程中经常要面对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从买亲子服只能买到“母女款”而挑不到“父女款”，到家里长辈觉得我参与过多乱了他们的“套路”，再到夫人觉得我为孩子的养育细节和学业安排操心得太少。从大的社会环境来看，父职的尴尬还在于，在育儿成为社会主流话题之时，它却是一个常被忽略、抑或是在探讨母职时被顺带提及或被批判的话题。

那么，何为父职？怎样才算是履行好了父职？前者是个类型学问题，而后者则常常需要在比较的视野下得到答案。

家庭社会学者Amato等人认为履行父职是为孩子提供三类资本：以知识和技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以财和物为代表的财富资本，以及以有益于孩子认知和社会发展的家庭和社区关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学者Marsiglio则归纳了四类履行父职的形式，即养育及提供照料、道德和行为教育、为母亲育儿提供情绪和心理支持，以及赚钱养家。而学者Palkovitz进一步详细列举了十五种父亲育儿行为，如参与照料、规划育儿事务、与孩子共同参加活动等，他还特别强调了认知层面的投入在育儿中的重要作用。此外，Marsiglio还特别指出父职是始于男女双方进行生育决策的那一刻，并贯穿女性怀孕始终。

以上对于父职概念的厘定，为衡量父职履行得好与坏提供了打分基础。但很明显，很多时候我们的社会期待并没有赋予每一项“得分标准”以相同的权重。从历史角度看，父职本身就是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建构产物。在中西方文化中，父亲的角色都长期被界定为“养家者”。然而，在近半个世纪的女权运动中，父亲们逐渐被要求承担更多的日常育儿责任，以及其他之前被认为是由母亲承担的育儿角色与职责。这也与中国当下批判父职的主流话语相契合。例如，本栏目在母亲节刊发的文章中提出育儿实践应是“雌雄同体”的。但在具体实践中，这往往暗含了以一个“母亲模板”去衡量父亲的育儿参与，即：母亲能做什么、在做什么，父亲都可以跟进。这一做法的内在张力，包括是否考虑父职和母职的差异性、父亲是否为单身爸爸或继父，以及孩子的性别和年龄阶段特征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际家庭与儿童研究学界就引发过讨论和争鸣。

诚然，从整个中国社会的层面来看，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父职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彰显。传统父权制下的“男主外、女主内”仍然主导着相当一部分人的性别观念，并成为诸多父亲们规避育儿责任的“道义资源”。这突出地表现为母亲“丧偶式育儿”现象在中国社会的大量存在。在中国女性较高程度参与到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又与老人协助育儿、育儿嫂雇佣，以及在职妈妈家庭-工作平衡等议题相联系，从而产生了育儿过程中的代际剥夺与矛盾、女性内部不同经济阶层间的剥夺和情感劳动，以及女性职业发展障碍等问题。

还有些学者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探索，指出在本就不均衡的育儿时间中，父亲往往承担的是陪玩一类的轻松工作，而母亲则更多做的是与“屎尿屁”相关的事务性工作。另外，还有研究发现母亲承担了大量看不见的育儿劳动，尤其是以规划、筹备、采买决策等为代表的认知劳动，而父亲则更多以显性的形式参与育儿。在社会日益形成性别平等、个性独立的氛围下，父职的不足和缺位显然是婚姻关系出现危机的导火索。

但同时也需要关注到的是，爸爸们在履行父职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社会和家庭层面的障碍。其一是新自由主义侵袭下父亲的各种育儿职责之间的张力。不可否认的是，育儿正日益变成一个烧钱且充满竞争的高度市场化行为。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到的中国生育意愿研究文献，基本都表明经济压力大是育龄人群规避生育的首要原因。而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始终是父职的重要内容，爸爸们为赚取更多物质财富往往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其他职责的履行被压缩难以避免。在性别分工观念较为传统的家庭中，这一情况尤为突出。

其二，还不能忽略母亲“育儿认知过劳”对父职履行的影响。笔者的夫人还在孕期的时候，女性朋友就发来一份长长的清单，内含200多项孕晚期要准备好的用品，基本都是国外品牌，她还特别强调，这已经是她精挑细选后的精缩版。另外，由于不时会访问一些育儿论坛，笔者的夫人已经在开始考虑孩子今后的学区、特长培养等事宜，并开始着手联系一些热门的亲子班、托班等，在这个过程中她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性别研究中一般会使用“认知劳动”这个术语来概括这类行为，并认为这些劳动往往在考察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时被忽略。

一些家庭研究文献会关注男女在育儿中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女性大量进行育儿认知劳动，而男性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给钱和做决定。但需要反思和提防的是，是否这种“育儿认知劳动”正滑向“育儿认知过劳”？对育儿要投入的认知劳动的度到底在哪儿？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大背景下，这些问题尤其值得反思。现实当中，往往是妈妈们建构和发起关于育儿的某项议题，在同辈群体压力的发酵下，迅速形成家庭动员并要求爸爸们跟进。如果爸爸们对议题的重要性产生质疑并迟于行动，则他们很可能会被认定为不够关心育儿、懒于履行父职，并在后续的育儿行动中被边缘化。

第三个障碍便是传统的、掌控型的祖父母辈。“人家男的在家里（对带孩子）都是不说话的！”在屡屡插手带娃，以实际行动质疑丈母娘的育儿方式后，她终于对我展开指责。笔者的经历绝非孤例。这不仅仅是祖父母们通过强调性别分工和贬抑男性气质来争夺育儿主导权，还应该从代际关系的历史视角来进行考察。当下的年轻父母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享受事事被父母安排周全的同时，也或多或少接受了父母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尽管我们也会用种种叛逆去挑战和颠覆这种掌控。这种微妙关系甚至在“为人父”后得到了延伸：父母有了更为充分的理由去找回和实践这种掌控感，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乐于为养育孙辈提供物质和时间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年轻的爸爸们也大多习惯于或出于现实的经济压力而不得不接受这些帮助；而在与父母就育儿做的“缠斗”中，年轻爸爸们往往最终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败下阵来。往沙发上一瘫，做个“甩手掌柜”倒也乐得清闲，还美其名曰处理家庭关系的智慧。

第四，当前社会舆论氛围对父职履行并不友好。一方面，爸爸带孩子往往与“粗糙”、“随意”等标签相关联。一些关于爸爸带孩子的戏谑说法流传甚广，如“爸爸带孩子，孩子活着就好”、“父爱如山，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许多网络视频也在不断加强这些刻板印象，它们的主题往往都是凸显爸爸们的粗心，通过塑造爸爸的不拘小节与孩子的无辜和萌的形象对比，从而迎合人们的“爸爸不会带孩子，不能要求高”心理预设。基于个人经验，笔者对这些现象是相当不认同的。笔者有几位新手爸爸朋友，他们照顾孩子时的细心和责任心绝不输于任何妈妈。

另一方面，还应警惕一些媒体塑造出来的父亲育儿的“独特优越性”。如，“只有爸爸才能给的影响力”、“在家里有决定权并处于支配地位的爸爸对培养一个男孩子有决定性影响”、“爸爸带出来的孩子数理能力和行为意识更高”，等等。这本质上是打着鼓励父亲参与育儿旗号的性别偏见固化。

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指出要打破“母性”、“母职”的玄学，强调母亲角色的社会建构。同理，我们也应该着力帮助爸爸们建构起父亲的角色，而这恐怕也是突破当前父职进退维谷局面的一条核心路径。以笔者的个人经验为例，夫人整个孕期的检查我基本都陪同在场，第一次看到B超报告单上写着“发现孕囊，有胎心”等字眼时的激动场景仍历历在目；参与医院定期举办的育儿讲座和实操培训班；我还引以为豪的是，陪同夫人进了产房，在她最疼痛的时候送上安慰和支持，并亲手为女儿剪断脐带。必须承认的是，这其中的一些活动是在和夫人商量后，或者是在夫人要求下我再参与的，但它们切切实实地建构了我履行父职的心理和行为基础。而这些基础又在目前女儿对我的特别亲近中得到强化。

值得反思的是，笔者对父职的认知和履行程度与笔者的工作性质紧密相关。对于众多工作时间缺少弹性，甚至是为工作而背井离乡的父亲们来说，以上笔者的经历不啻为一种奢侈品。笔者曾推着女儿在家附近的小花园散步，亲见同在休憩的外卖小哥在通过视频教自己的女儿读拼音和写作业，那种自然的温情是最令人动容的美好。正如前文所述，履行父职包括多种形式，赚取经济收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但绝非唯一，更不应该成为许多本就有条件履行其他形式父职的父亲规避责任的借口。但不可否认，经济收入和时间是非常具有社会阶层属性的资源，在排除个人意愿的不作为之后，整个社会都应该思考该为父职履行提供哪些支持。当然，国家和社会层面的积极促进因素也在不断涌现。以男性陪产假为代表的支持性政策的完善就有助于化解父职履行的结构性障碍。

对于中国的爸爸们来说，父职的履行虽然面临着不少障碍，但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父亲在育儿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将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展望未来，夫妻间更为平等的育儿投入既需要个体去修炼化解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难题的内功，也需要纠偏社会舆论，营造更为友好的父职履行的舆论环境。达成这些目标将不仅有助于促进家庭层面的健康婚姻关系和优生优育，对于实现性别平等、破解国家生育人口减少难题，进而保障国家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作者杨帆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