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社区·融合｜封闭社区里，仍有生长中的公共空间

6月16日，北京市宣布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调整至二级，此时距离6月6日零时北京下调响应级别至三级仅过去了10天，刚打开不久的社区重回封闭式管理。

疫情期间，即便那些原本四通八达的上海老弄堂也被封闭起来，小区边门紧缩，严控卡口，人员进入时需要测温、查证、验码、登记。几个月的居家期让很多人开始习惯这种非常状态，保持社交距离，退守个人空间，警惕他者，甚至树起心理上的“门禁”。

这似乎与近些年的开放式街区浪潮有些相悖，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广街区制，逐步打开那些封闭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此次疫情会造成社区的转向吗？

非常时期，一些社区试图探索围墙内的公共性，从组织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梳理闲置的公共空间，到发掘社区能人，发现内生的需求和资源。

社区的封闭式管理会不会成为新的长期趋势？社区中人与人之间会重新确立边界吗？在物理空间和心理防备的“社交距离”下，社区如何融合？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市政厅探访了上海的几处社区。

房东和租客

嘉定区安亭镇位于上海西北郊，2001年国际汽车城建设后，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些居住型社区。陆巷就是其一，它由几个行政村动迁安置而成，如今生活着680多户居民。

自住之外，陆巷近半数的“农民别墅”对外出租，有房东分出一些闲置的单间作为出租房，也有的房东已经搬离安亭镇，将整栋楼房委托给二房东管理。

租客人数众多，但对社区管理者而言，他们却一度面孔模糊。一些整栋出租房被分割成多个单间，人员流动性较大，有时连房东和二房东也说不清他们是谁，来自何处。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陆巷的很多租客从事的是快递、外卖、保安等服务性行业，早早出门，等到下班回来已是深夜，人口协管员很难和他们“打上照面”。

直到新冠疫情到来，防控要求对所有住户进行排查登记，陆巷才弄清楚社区内的快递员人数和来源地。1月底，春节长假未尽，已有返沪者抵达，返沪高峰出现在2月10日前后。

和许多高出租率住区一样，疫情防控期间，排查工作落在了房东和二房东身上。陆巷居委与居民代表牵头，协商出了一套“房东责任制”，每个房东或二房东需要签订承诺书，不错漏一人。

疫情期间，陆巷不再接受陌生的新租客。房东和二房东需要提前与每个租客取得联系，确认其出发省市和返沪时间。抵达后，由他们将租客领回住处。14天居家隔离期间，租客每天和他们报备体温，有的房东也会帮忙采买生活物资或清倒垃圾。

在健康码推出之前，陆巷人自制了一套“三色出入证”，红色代表曾来自高危地区，黄色代表从非高危地区刚刚返沪，仍在14天隔离期内，绿色则是未出上海市或已结束隔离者。

但总体来看，租户仍然相对弱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熊易寒曾表示，疫情期间，许多租客被小区或房东拒之门外，他们的合法权利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

疫情期间，无论中心城区还是远郊，社区基层管理人员都面临人力紧张。社区志愿者发挥了巨大作用，澎湃新闻曾报道过武汉社区里的一名“食物猎人”。

在陆巷，房东和二房东的作用在疫情缓解后仍延续着，被纳入社区自治。最近，他们尝试解决农民别墅里的“群租”问题。

2011年上海市出台《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2014年制订了《关于加强本市住宅小区出租房屋综合管理的实施意见》，对群租房给出了多种界定。只要满足以下情形之一就属于“群租”：将单位集体宿舍设在住宅小区内，将一间原始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分割、搭建后出租，或按床位出租，将原始设计为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非居住空间出租，任一出租房间的人均居住面积低于5平方米，任一出租房间的居住人数超过2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

但这一标准主要基于中心城区，城郊的农民别墅并不完全适用，比如对人均居住面积的标准界定。在陆巷，通常一整栋二或三层的别墅面积约为250至300平方米，一些已经“冗员”的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也超过了5平方米。

经协商，陆巷的房东和二房东们同意了一个额外指标，出租间数，每一栋整套出租的最大间数为9间房。

此外，他们还在制定新的停车管理办法，及垃圾分类与清运方案。

社区园艺中的自治者

陆巷人回忆，参与自治起步于疫情前。

最早，陆巷常有居民占用公共绿地，开辟成私家菜园。2017年，一些人开始在自己的院落中种植花卉。不久，几个居民代表在居委会推动下成立了一个名为“蔷薇满巷”的自治委员会，从陆家巷路225弄小区开始，在公共区域和小区主干道两侧种植蔷薇。

很快，种花者众。退休赋闲的房东，随子女搬到上海居住的租客，都开始购买种子、花苗，互通有无。

经协商，社区内一些闲置土地被开辟出来，成为公共空间，由大家商量种什么，并安排轮班进行养护。

一块健身步道的中央被种上了格桑花，另一处原本闲置堆满杂物的杂草丛被开辟成了可食用玫瑰园。通过种花，陆巷人开始慢慢和邻居熟识。

陆巷225弄小区中心位置有一处小花园，设计、建造花园的过程中，一位古猗园退休的园艺师成了主力。

铁路局退休的王龙根也是个种植高手，他热衷于“造景”，废弃的铁丝、轮胎、空心砖和石块，都被改造成了花盆、铁艺装置和鱼缸。不久，他隔壁的一户租客也加入进来，讨教经验。

我们曾报道过浦东中大苑小区的花友会，同样通过种植，人们逐渐认识社区内的能人，加入社区自治。

同济大学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实验中心主任刘悦来告诉澎湃新闻，种花种草并不只是为居住环境“涂脂抹粉”，近些年社区园艺愈发成为一种社区营造的方式。人们开始找寻身边的闲置空间，从设计、施工到建成后的维护管理，都由居民协商完成。

“疫情造成的非常状态下，社区花园，社区围墙内，那些基于邻里信任而生的小微绿色空间成为人们难得的喘息之处。”

以上海为例，疫情期间，共有251座城市公园和7座郊野公园闭园，此前各区推进的社区活动空间（如徐汇区的邻里汇、杨浦区的睦邻中心等）也因老年人、儿童等易感人群聚集而被关闭，人们退守社区。

刘悦来也是民办非营利机构“四叶草堂”的创始人。疫情期间，他们发起了一项名为SEEDING的计划。四叶草堂参与发起了多个社区花园项目，比如杨浦区的“创智农园”，但这次，他们设想了一种更为“极限”的状态——如果人们的活动仅限于一楼之内，人们还能做什么？

刘悦来认为：“疫情让人们意识到‘近邻’的重要性，很多人从未如此关心对门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担心’，担心对方是不是去过武汉，是不是从高危地区回来的，或者子女是不是回国的留学生。但另一方面，人们又会发现，好的邻居可以帮一些独居老人代购，清理垃圾，也可以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

SEEDING计划鼓励参与者制作“种子接力站”，发起者会放置在快递架、楼道、信箱等公共区域内，人们可以无接触式领取种子或花苗，也可以扫码入群，参与打卡。目前已有600多人加入SEEDING计划，形成多个小组，完成的种子接力站有50多个。这个网络化的行动也拓展到多个城市，形成互动。

比如虹口的秀苑小区，一个种子接力站样式简单，就是一盒鸡蛋。纸板上写明“游戏玩法”：欢迎自取鸡蛋，但你需要送还蛋壳，还可以附带一粒种子，等到发芽后可以共同商量在小区内的荒地上种下。楼组长也在纸板上留言，很快楼内第一次建起了住户微信群。

刘悦来认为，理想状态下，通过社区园艺可以促成社区自治共同体的萌芽，它不仅是行政力量的末端，居民可以发现需求，也能够通过协商、共治解决问题。“如果说一些空间较大的社区花园解决的是‘最后一公里’的社区参与，那么SEEDING试图解决的是‘最后一米’的近邻信任，这是韧性社区最需要连接却也最难突破的环节。”

围墙内待发现的公共空间

“人们常认为，这些看起来有些‘野生’的社区农艺、花艺只是小打小闹，并不美观，但社区花园实际上是城市人最后一块‘自由阵地’，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互动空间，相比城市的绿化和公园，人们只能观看，却无法参与，施加影响”，刘悦来表示。

近些年，随着“美丽家园”等自上而下的老旧小区改造，一些小区在修建停车场、改造屋顶等民生项目的同时，也在梳理着内部的闲置空间。也有人自下而上，自发地收拾起家门口的荒地。

同济新村的住户张永梅参与了SEEDING计划，疫情让她得闲，收拾起院子和门口的荒地。

和很多老小区一样，同济新村有着复杂的产权关系，有的楼宇属于校产，有的土地是共有产权。同济新村曾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工家属院，最早的楼宇建于1954年，最晚近的则在1990年代，跨越近半个世纪。

一些楼宇在设计之初只作为过渡性用房，使用寿命只有5年，但仍留存至今，无人居住。限于人力和预算，物业只能维持基本的门卫和垃圾清运，许多地方杂草野蛮生长。

疫情期间，张永梅把院子的门打开，成为一处半开放的空间，楼上人家的孩子干脆把两只鸡寄养在这里。她也逐渐向院子外的荒地上那些无人看管的杂物堆上“扩”。

张永梅的院子虽位于新村的角落，但被不少散步路过的居民发现，这些新村邻居几乎是看着她的院子逐渐改变。人们可以自行进入参观，也可以领取免费的种子、花苗和鸡毛菜等。因为植物，张永梅很快和新村里的另几户“造园者”搭上线，他们互相讨教经验，或是分享几株新鲜植物。

随着疫情缓和，这些院落吸引了不少新的参观者。除了新村内的老少居民，也有邻近写字楼里的上班族。张永梅表示，“公园和绿地通常不太会发生变化，但新村总是在变化中。”

张永梅提到杨浦区的“明星”社区花园创智农园，最早是国定一社区和创智坊小区间的一片荒地，刘悦来称这是一处“消极”的公共空间。经过三年的培育期，创智农园逐渐完成了“交棒”，其治理结构中越来越凸显出“社区互助会”的价值，这是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在地力量。

有一群共建人，共同探索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张永梅称这是一种理想模式，她也希望自己的小院能由专人打理，对更多人开放。但目前，在同济新村这样的老小区，待活化的空间不少，共建者却并不多。

封闭社区的另一面

以上案例让我们看到了社区自治的两种形态，一种是居民通过自治项目产生连接，并在社区遇到紧急情况时，加入社区治理中，减轻治理者的负担；另一种是在社会组织引导下，居民开始自发行动，与社区发生关联，并逐步根据自己的需求，营造出居民自己运营的公共空间。此次疫情中，这两种形态都起到了作用。然而，在千千万万封闭社区中，用自治来解决问题的案例凤毛麟角，在没有自治基础和意识的社区里，解决方案往往是利用技术手段实现更严格的管理。

目前，嘉定区正在推进“社区管家”体系，街道与各社区分不同层级，不同于传统不同条线分立，“社区管家”需要掌握住户的各类信息，理想状况下，他们也会发掘社区能人，加入社区共建。

疫情稍缓，但和很多小区一样，陆巷的几个小区，“边门”尚未打开。从治理角度，维持封闭状态可以节约管理成本，可以避免外来人员进入，提升小区内的安全性。陆巷共有4个小区，其中唯一一个无法完全封闭的小区是“东区”，那里尚有几个自然村，道路和出入口纵横复杂。

安亭镇正在推行电子门禁卡，要求所有住户，包括房东和租客都需要实名制登记，并与公安系统联网，电子化管理。疫情之前，上海已经开始推行智能安防社区，截至2019年9月，已有3400个居民小区完成了升级，加装了电子门禁。疫情期间，一些小区还试点了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但也有人对“无处不在”的监控和隐私表示担忧，特别是人脸识别等新技术的运用。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林东岱曾表示，“建立人脸信息和其他个人信息数据库是有必要的，但这些数据库如何管理、运用，还需要明确的法律规范与约束。人脸识别技术应该应用在哪些领域，在使用该技术的过程中又该遵循哪些规则，这些都亟待法律制度进一步界定。”

后疫情时代，非正规的经济和居住形式会消失吗？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近日发布了一份简报，受疫情和封城等防疫措施的影响，全球非正规经济中的零工者面临危机。由于没有失业保险或医疗保险，手停则口停。

零工者为都市生活提供便利，也让市场经济更为活跃。很多零工者生活在居住成本较低的地方，由于设施老化，疫情中暴露出一些风险。比如6月12日，广州市通报了一起城中村粪水传播事件，因排污管道破裂，粪水污染环境，引发居民感染。

刘悦来称，应通过设计等方式补救这些公共卫生的薄弱环节，避免“一刀切”式清理的懒政，社区在居民自治的过程中应纳入多方声音。

“理想状况下，城市应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人员结构、居住形态和生计方式都存在多样性。”

关于“后疫情社区”

2019年，“社区更新观察团”走进上海5个社区，听社区实践者分享在地经验，与关注社区议题的人，一起漫步、观察和讨论。2020年，社区成为了抗击疫情的一线，后疫情社区将有哪些变化？社区治理会有哪些转向？我们将在“融合”、“治理”和“数据”三个主题下，继续观察，探讨社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