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百年诞辰｜当下知识生产与韦伯思想的张力

马克斯·韦伯是伟大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他是西方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100年前，韦伯因为感染了当时的西班牙大流感，于1920年6月14日逝世于德国慕尼黑。100年后，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之际，6月14日，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组织下，十几位身在中国或美国的社会学者在网络相聚，他们或从事过韦伯著作的学术翻译，或开展过韦伯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这场“云上思韦伯”的网络纪念论坛上，他们分别探讨了韦伯的学术贡献和影响。

继讲座第一场内容之后，我们又整理了第二场内容。

赵鼎新（芝加哥大学／浙江大学）：常读常新的韦伯理论

赵鼎新认为韦伯是所有社会学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其思想贯穿了他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他强调，虽然韦伯的中国宗教研究相关专著在经验层面上有错误，但是韦伯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比较视角要比绝大多数汉学学者更有穿透力，而这种穿透力他受益匪浅。赵鼎新分享到，他会带着经验问题和个人人生体悟去学习韦伯，也会带着批判的视角去看待韦伯，因此韦伯理论能常读常新，在有些方面，他走出了韦伯的理论框架，以其为根基提出了新的理论。例如，赵鼎新在《合法性政治》这本著作里，对韦伯的支配理论做出了一定修改，建构了国家合法性的三个最根本来源——意识形态，程序和政府绩效。同时，赵鼎新认为，韦伯时代德国知识分子介于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紧张，与他在学术生涯里体会到的紧张类似，这一方面让他更能理解韦伯，另一方面也让他能站在韦伯的肩膀上去发展出自己的理论。

董一格（美国菩及海湾大学）：“离开”韦伯又“回到”韦伯

董一格谈到了“局外人”和韦伯理论之间的一种建设性的紧张关系。董一格提到，她第一次认真读韦伯是12年前在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的课堂上。在接触韦伯思想后，董一格曾打算用中国近现代的经验研究去与韦伯和波兰尼的理论对话。但是在硕士毕业工作几年后，她看世界的方式不知不觉从一个书本塑造的宏观视角转化成了一个由自身经验塑造的底层视角。她选择开展对劳工女性、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的经验研究，这也成了一种自我赋权的方式。随着她研究的深入，以及世界格局的加速变化，她愈发强烈地感觉到泛左翼内部的资源虽然可以很好地做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文化认同的分析乃至微观权力的分析，但却不能很好地把握宏观权力，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些动向——这又让她开始重新寻求韦伯理论的帮助。在与韦伯理论对话的同时，不断又在反思，作为知识生产者能否毫不犹豫地完全认同韦伯的视角，还是应该诚实地承认这之间存在某种张力，并尽量把张力变得富有生产性和建设性。

周雪光（斯坦福大学）：韦伯与中国官僚制度研究

周雪光讨论了王亚南、孔飞力和黄仁宇三个学者的代表作和韦伯的关系，解释了韦伯视角对这些研究工作的影响。举例来说：周雪光认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对中国官僚体制最深入的批判，不过王亚南采用的是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虽然深入地讨论了官僚体制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但没有讨论官僚体制内部本身的具体内容。此外，《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虽然在开始部分提到了与欧洲的比较，但并没有建立比较的分析框架。而韦伯将中国官僚体制放进了比较制度的大框架下，而且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概念，这会是对王亚男采用的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方法论的非常有趣的补充。

马克斯·韦伯

徐晓宏（密歇根大学）：韦伯的留白与缺失

从他的精神危机康复之后，韦伯转向了支配社会学和跨文明比较，其中他的跨文化比较往往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论联系在一起。通过简略地比较韦伯与雅斯贝尔斯，徐晓宏指出，韦伯缺失了对于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言说和行动的政治的兴趣。徐认为，这种缺失有方法论时代错置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造成的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这种剥离无论是在韦伯的时代，还是现在，都掩盖了政治在轴心文明革命中的关键意义。徐晓宏强调，考察这个问题，可以帮我们理解韦伯的政治书写和他提出的宗教社会学、支配社会学之间的一些留白。

张杨（美利坚大学）：韦伯介于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间的紧张

张杨围绕“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韦伯与德国政治”这一主题，分享了韦伯在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张力里遭遇的多个层面的纠缠和尴尬。张杨指出，这种张力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以韦伯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同时作为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张力。第二，德国作为后发国家在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张力。第三，德国与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一个将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都结合到最高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张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韦伯认为只有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政治成熟，更好地服务于帝国利益，避免内政外交上的重大灾难。张杨指出，韦伯的这一想法在一战前的德国是异类，并没有实践的舞台，所以他只能看着德国走向深渊。

周陆洋（布朗大学）：当个体面临社会剧变——韦伯的启示

世界最近发生了很多革命性变化，社会学家关心个体该如何去理解突发和集聚的重大社会变迁。周认为，韦伯对俄国革命的长期追踪能够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启示。韦伯是一个个体主义者，他对俄国革命的研究包涵了利用历史比较方法的传记分析，以及他对俄国革命的主要政治人物和派别进行了长期的追踪观察，并对这些政治人物进行了定性描述（这些人物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由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韦伯在这个研究中进行了大量比较，包括对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比较。韦伯对俄国革命的研究是探索性的，从抓住了“官僚制”这个理论核心来看，他的研究明显优于同时代其他研究。周陆洋总结，韦伯给我们的启示是——革命是突发的复杂历史事件，它的爆发有诸多的偶然性，但是革命的结果是相对清晰的，受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人员储备的限制。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学习韦伯分析俄国革命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