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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最好的国产片，至少身边一半人这么说
原创 毒Sir Sir电影
对于每个爱电影的人。
这句话一定听说过——
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
占据着许多人心中“最喜爱电影”的位置。
2000年《一一》在戛纳获得最佳导演奖，2017年才在台湾首映，再到今年。
这部电影诞生已经整整20年。
因为从中映照出的，是众说纷纭的生活。
但看过之后。
我们或许仍然会问：片名为什么要叫“一一”？
Sir今天想从头说起——
《一一》
Yi yi: A One and a Two
关于“一一”的说法。
杨德昌自己解释过：
这部电影讲的单纯是生命，描述生命跨越的各个阶段，身为作者，我认为一切复杂的情节，说到底都是简单的。
所以电影命名为《一一》，就是每一个的意思。这意味着电影透过每一个家庭成员从出生到死亡每个具有代表性的年龄，描绘了生命的种种。
“一一”代表着“每一个”。
为了拍出“每一个”，《一一》没有绝对的主角，有的是一组组群像，而这一组组群像又演变成一条条故事线。
他不想讲一个人从小到老的过程 , 而是想把不同年龄段的人集中放在一起展现。
没有比一个“大家庭”更好的平台了, 每个年龄都能从中找到一个代表。
外婆，NJ，婷婷和洋洋，三代人的故事，看似彼此独立的故事线，实际上却暗地里遥相呼应。
个体与个体之间产生类比和互文。
抵达整体的人生。
NJ收拾着衣服行李, 挑选着合适的衣服去见初恋女友；另一组镜头 , 婷婷同样拿着裙装，苦恼穿什么去见约会对象才比较好看。
当NJ上一秒说自己早熟，小学时就暗恋阿瑞，恨不得天天见到她时；下一组镜头，洋洋就去探望自己喜欢的女生。
但悖论就在于——
我们所经历的人生，说到底是如此归一和相似。
但我们的感受，又是分隔得那么遥远。
就像NJ回忆起初恋经历时说“那时候，真奇怪”。
奇怪在哪？
一个人身在热恋中，做什么都是自然而然的，奇怪在于，现在的你，已经不再能体会和理解当初你的想法了。
就连不同时候的“我”都是分隔开来的，何况人与人呢？
说到底，每个人都是在孤独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哪怕是在同一屋檐下的家人，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最真实的想法。
杨德昌不止一次描绘过家人之间的“对面不相识”。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家长既望子成龙，又忽视孩子内心的成长。
母亲每天都在焦虑和暴躁中，对孩子不甚耐烦。
这个母亲的形象，与《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颇为类似。
电影早已交代——
如果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父母仍然是某种特定历史环境的投射。
从父母身上，照见国家渗透入个人的毛细血管。
具有明显的指涉和批判意味。
那么到了《一一》。
杨德昌要说的则更加简单和隽永——
这种父母的疏离，其实是生活的本来。
洋洋喜欢上游泳队的女生，他开始学游泳，先在家里的洗手池练习憋气，然后一个人到游泳池进行实践。
一个扑通下去。
没了影子。
赶快去把衣服换了，不然着凉。
这是生活平静下的凶险。
也是人与人之间注定的孤独——
哪怕一个人在自己生活里已经惊涛骇浪了。
别人感受到的，可能也是若无其事。
“一一”这个片名，如果竖着写，就像没有交集的平行线——
一。
一。
靠得再近，也没办法在终点相通。
不就像电影中的一家人？也像现实里的千家万户。
电影里有太多的镜像。
高楼大厦、街道、高架桥和灯光投射在玻璃上面。
在都市倒影的投射下，躲藏在玻璃之后的人，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表情也淹没于都市的倒影中。
通过玻璃，反射出重叠、驳杂又分离的都市人面目。
是杨德昌想要捕捉到的“另一半”。
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也看不到。
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呢？
我只能看到前面，不能看到后面，这样，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
这段话充满了孩子气。
可是仔细想想洋洋这句对白，其实颇有深意。
被老师冤枉，可是老师却只相信看到自己的那一半事情，全然不愿意去理会洋洋的说辞。
在老师眼里，这个只爱拍奇怪照片的洋洋，是个“负能量”十足的学生。
成年人总是习惯在别人面前伪装自己，生怕被人觉得自己不是个成熟的大人。
坚强的外表下，事实是怎么样呢？
NJ把全部的钱投到了公司，可是公司破产的话，他将一无所有。
妻子有稳定的事业和人际关系，可是却被一成不变的生活磨平了自己。
小舅子就更加难堪了，借出去的钱总是有借无还，而自己还陷入到和旧情人的纠缠中。
等等。
既然心灵布满老茧的成年人发现不了，那就交给儿童吧！
洋洋拿起了相机，正是想笨拙地提醒成年人——
你们对习以为常的生活早已麻木，可生活还有另一面。
把这个逻辑放大到整个生命，生的另一半则是死。
电影开始于一场婚礼，终结于一场葬礼。
婚礼和葬礼是中国人生命中重要的仪式，一个寓意着生，一个寓意着死。
从婚礼到葬礼，仿佛经历了一个人的一生。
《一一》通过人生的“仪式”——阿弟结婚、婆婆生病、孩子出生、婆婆死去将大家聚集到了一起。
“仪式”是人生的一种延宕，人只有被突发事件阻滞的时候，才会停下来思考和反省自己。
影片的最后，那些难以排遣的苦闷似乎得到了释然，大人们终于发现了生活的另一面。
杨德昌在解释《一一》的片名时还说道：
爵士乐手在即兴演奏前，总会低声数着“a one and a two and a …… ”来定节奏，英文片名由此而来，表示片中内容并没有紧张、沉重、或者压迫感，生命的调子应该像一阕爵士乐曲。
“a one and a two ”就像是在说“放轻松”，哪怕在死亡面前。
婆婆的生病，让电影始终透出着死亡的不安。
婆婆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这一家人私密的内心。
在跟婆婆的倾诉中，妻子意识到了自己干瘪的人生。
“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
毫无起伏，千篇一律，这难道不就是大部分人的人生吗？
总是幻想再活一次，人生也许会不一样。
但如果你熟悉《春光乍泄》的黎耀辉的话，你就会知道“不如我们从头来过”，到头来也是枉然。
只要“我”还是那个“我”。
“从头来过”，也只不过将曾经做过的选择重蹈覆辙，将受过的伤再一次忍受一遍。
可是妻子到头来都没找到所谓的意义，她只是换了个地方，重复着相同的日子。
而NJ还是不愿意踏多一步，最终还是失去了旧爱。
结果还是差不多。
没什么不同。
生活的真相被看清了，内心反而释怀了。
一番折腾下来，两人得出了相似的感悟——
再活一次，真的没那个必要。
像“胖子”所说：“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
这句对话放在这里是出戏的。
在电影中谈电影，等于是在提醒观众——你正在看电影。
而结合对白的具体内容，仿佛是告知观众：我正在给你延长三倍的生命。
这短暂的“间离效果”，是杨德昌忍不住的心声。
他试图回答电影诞生至今都未有定论的问题：什么是电影？
这是所有导演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一刻，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一》就像杨德昌导演生涯的一次总结。
作为杨德昌的“最后”，有种说不出的应景。
电影，让我们不再孤独。
电影，让我们看到事物的另一半。
电影，让我们觉得。
活一次，也不需要遗憾。
编辑助理：海边的卡夫卡
原标题：《20年最好的国产片，至少身边一半人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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