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树上到草堆再到床：人类睡眠的场所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历史和传记中，缺少了三分之一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建筑画家、家具专家劳伦斯·赖特如此写道。当时的他在反思，人们在对过去的认知中存在着一个床形的缺口。这个问题在大多数的考古学研究中同样无法避免，但对于我们这些考古学家来说，如果有人继续挖掘、寻找，“床”这种人造物依然是展开这段“横向历史”最合乎逻辑的起点。

躺下的冲动

确定人类第一次使用床的时间节点，取决于我们对床如何定义。我们的远古祖先可能睡在比地面高很多的地方，就像我们那些尚存的灵长类亲戚一样，也有可能睡在成捆的树枝或草堆上。他们不得不这样睡：我们人类的东非家园中四处游荡着危险的野兽，它们无时无刻不考虑着如何拿我们饱餐一顿。在没有能提供保护的火和足以防身的狩猎武器的几百万年里，我们的祖先就依靠着睡在半空中来繁衍生息。因为在睡觉以及哺育后代的时候最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他们在具有良好柔韧性的树枝上寻找休息的地方，可能还用草或树叶修筑了“巢穴”，当然，这些修建在树上的“床”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

与我们关系最亲近的“亲戚”黑猩猩，让我们深刻理解了如何才能徒手做出一张床。在乌干达西部，黑猩猩会用乌干达铁木（一种枝干粗大且间距宽阔的树）的树枝做床。它们把嫩枝条编织在一起，做成结实耐用的床。其他地区的黑猩猩也会仔细地选择它们的筑窝材料，而且每天都要做一张新床。这代表它们的床是一次性的，特别干净，床上的排泄物和细菌数量比现在人类床上的少得多。可以肯定，我们人类遥远的祖先也是这样做的。在高于地面的地方，他们也一定筑了用于睡觉、在白天炎热的时候休息以及繁殖的“窝”。我想现在已经没有谁能受得了在树上的窝里睡觉了。

大约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驯服了火——尽管这个时间仍有争议。火提供了温暖，让人类可以煮熟食物，最重要的是，能保护人们不受野兽的袭击。自从有了火，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睡在地面上，睡在露天营地里的、垂悬的岩石下的，或洞穴中的火堆周围。火让人们更乐于分享食物，它诱人的温暖使人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帮助人们在小团体中建立密切的关系。家庭基础和家庭关系变得更加重要，而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一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火堆旁边，身体夜复一夜地亲密接触，有助于将性关系从偶然的邂逅转变为与分享睡眠场所的同一伴侣进行的习惯性行为。配对结合可能是在人类进化历程中较晚出现的特征，而思考诸如“火”与“床”之类的人类技术在这一特征出现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有趣的体验。这张“床”，也许只是一堆草、一张兽皮，却能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不仅是睡觉的地方，还是人们共同生活或是梳妆打扮的重要地点。

对我们人类最早期行为的描述，大多只是有根据的猜测。只有当考古学家确实发现了最古老的床时，我们才能获得一些具体的证据，以证明我们过去常常做些什么。这些床来自南非乌通加提河畔悬崖上的斯布度（Sibudu）石洞，就在德班以北40千米处，距印度洋15千米。在77000年前到38000年前之间的这段时期，不仅在身体结构上，毫无疑问，在智力上也与我们相差无几的现代人和智人至少造访过这里15次，并在此睡觉休息。

50000年前，我们现代人类的“表亲”尼安德特人，在西班牙北部桑坦德西南部的埃斯奎卢洞穴里也是睡在草堆上。又过了23000年，我们的直系祖先智人占领了一个用于狩猎和捕鱼的营地，就在今天的加利利海边，即著名的奥哈罗（Ohalo）II遗址。由于水位下降，原本被水淹没的营地暴露出来，一座椭圆形小屋重现于世。柔软的草层是睡觉的好地方。睡觉的人像铺瓷砖那样，把一束束的草排列到墙边，只在中间留出一片空地安置取暖的火堆。奥哈罗人的床上用品相当精致。小屋中央的火堆周围和小屋入口处也铺有几层简单的草垫，用来准备食物和制造工具。虽然这里不是史前版本的会提供早餐的旅店，但也是能让人们非常重视夜间的安稳舒适的地方。在这里，睡觉的区域也是被单独隔离开的，就像现代的猎人营地一样。

几千年来，人们在睡觉时一直紧挨在一起，靠火源取暖，在越来越恶劣的严寒气候中把自己藏在层层兽皮下御寒。取暖和获得保护是人们睡觉时的原始需求，当时并没有什么隐私的概念：性交、怀孕、生子、哺乳、生病、死亡，一切都发生在自己亲人的眼皮底下。只有少数几处遗迹能让我们意识到这种事实的存在，比如海因兹洞穴（HindsCave），它位于得克萨斯州东部佩科斯河（PecosRiver）支流的河谷中。早在公元前7000年，就有人类初次踏足这座洞穴。这座3米深的干燥洞穴是考古学的宝库，从植物到垫子、从篮子到床具，这里保存着当时的人在生活中会用到的一切。造访这里的原始人挖出一些浅坑，在里面铺上叶子茂密的小树枝，做出简单的床，之后他们会在上面铺上一层填充良好的编制草席碎片，或者是废弃的凉鞋，再铺上柔软的草和睡垫。他们一定要把这些长约0.9米、宽仅0.6米的简陋浅坑布置成温暖舒适的卧室。它们是专门用来睡觉的地方，不做其他用途。这些“床”的主人一定都是蜷着身体睡在里面的，这样做或许是为了维持体温。

和祖先同床

让我们把画面快进到公元前3200年，来到苏格兰奥克尼群岛(OrkneyIslands)的奥斯凯尔湾南岸。这里常年气候恶劣、风雨交加。

1850年，一场暴风雨带来了罕见的涨潮和狂风，刮走了一座名叫斯凯尔布拉(Skerrabra，现在写作“Skara Brae”)的山坡上的草皮，就此揭开了远古石质建筑的真容。这块地的所有者，斯凯尔的威廉·瓦特在这里挖出了4座住宅之后就没再继续下去。直到1925年，又一场暴风雨摧毁了其中几座住宅，当地人开始建造防波堤来保护这些建筑，却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更多的房屋。1928—1930年，当时最杰出的考古学家之一，爱丁堡大学的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r)才把这些建筑从它们的沙质茧壳中拽了出来。

尽管不知疲倦的柴尔德对古代欧洲社会有着丰富过人的知识，却从没见过其他任何一处像斯卡拉布雷这样的地方。他发现了8座保存完好的民居，彼此间由低矮的、有遮蔽的走廊连接。住宅的墙壁仍然屹立不倒，走廊顶部同样完好如初。最重要的是，每座住宅内部的石质设施也都保存了下来。每座房子都具备一个大大的方形房间，中央放置一个火炉，两边各有两张床，与门相对的墙边还有带架子的梳妆台。多亏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我们才能得知，斯卡拉布雷在公元前3200—前2200年这10个世纪中，有6个世纪都是有人居住的。

这些石质建筑反映了奥克尼社会的深刻变化。直到大约300年前，奥克尼人(Orcadians)一直住在内部被划分成许多小隔间的木质结构房屋中。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室内设计与他们坟墓的设计如出一辙。很难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在他们心中来世的世界，那个他们正在土地上播种、耕种的世界，或许他们仍想与故去的先辈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些都是近亲的定居点，很可能是围绕着小的亲属群体组织起来的，土地的所有权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肯定至关重要，而祖辈的权力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基本的作用。

然而，当他们开始建造石质建筑，生与死的平衡似乎也发生了意义非凡的改变。与木质结构房屋不同的是，在斯卡拉布雷和同时代其他定居点的石质房屋结实稳固，经久耐用。人们住在祖传下来的坚固耐用的老房子里，有时可能也会对它进行扩建，再把自己的祖先都迁葬在附近。这里的农民，或许几代人都被捆绑自己的农地和牧场上。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石工建筑，都要求有许多人习惯性地在一起工作和生活。

在斯卡拉布雷的8号小屋里，正对着门的地方有个带架子的石质梳妆台。房屋中央是火堆，两个石质“箱床”从墙壁上凸出来，从两侧将其围住。在这里所有的房屋中，放在右边的床都比左边的床大，所以许多人推测大床是给男人睡的，小床是给女人睡的，但还有其他可能的分配方式，比如或许与年龄有关：在另一栋房子里，在一张靠近门的床中检测到的磷含量较高，这说明可能有尿床的婴儿或幼儿睡在这里，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罢了。

位于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斯卡拉布雷的史前住宅，其中左右两侧都有被围起来的疑似“床”的石质设施

大床总是放在右边，而左边的床总是比较小。但是，与斯布度和奥哈罗遗址中的睡眠空间不同的是，斯卡拉布雷的床都很小，能供的活动范围显然更有限。屋里的空间仅能容纳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尤其当床上铺满兽皮时就更显拥挤。虽然人可能觉得空间局促，难以入睡，但在这种寒冷多风的气候中还是保暖更要紧。在漫长而黑暗的冬天，每个人都会花很多时间把自己裹在毯子和毛皮里，在炉火边上或躺或坐。人们会聚在被炉火照亮的中心区域讲故事、聊天、互开玩笑、看护病人、用餐。也许，考虑到床的狭窄和与如今全然不同的隐私观念，他们还会交媾。夜里，他们可能会缩回自己舒适的“箱床”里独处。有些“箱床”周围的墙上有一些凹洞，这表明“箱床”周围应该挂有遮挡物，可能是为了保暖，也可能是为了阻隔苏格兰群岛夏季的阳光。

但是，在附近的7号小屋里，情况又有所不同。这所房子与它的邻居完全隔离，只能通过旁边的一条过道进入。两具女性遗体在小屋里被发现，她们躺在右手边床下靠墙的石头坟墓里。她们共享一具石棺，上面的装饰早在石屋建成之前就已雕刻完成。也许当地人的葬礼属于种奠基仪式的一部分—7号小屋的门只能从外面锁上，大概是为了把死者留在里面。考古学家一直对7号小屋的意义感到困惑。这间被隔离的屋子是不是在死者下葬前停尸的地方？或者是一间产房，把分娩仪式与日常生活分隔开来？还是说，这些丧葬仪式再次反映出人们对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命延续性的关注？在农业社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一种无尽的循环，关乎人类的生存。这可能也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暗示着人们的出生、成长、成年、死亡。这不可忽视地醒着他们，在他们祖先的时代，生命就是这样的，而对未出世的孩子来说，生命仍将如此循环，不会改变。

在马耳他哈尔萨夫列尼地宫发现的“沉睡的妇人”石雕(约公元前3000年)

睡在地上

尽管早期考古证据就已经表明当时的床具备床腿，但大多数人依然睡在地上。甚至，时至今日，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生存艰难的农民和穷苦人，根本无从选择。睡在高于地面的床上是早期社会的一种等级象征。如果你是古埃及法老时代的平民，几乎可以肯定，你一定睡在地上，也许垫着一张草席，最多有一张麦秆或羊毛填充的粗糙垫子把你和坚硬的地面隔开。对于睡惯了现代床垫的人来说，这种睡眠条件简直是一种挑战，但我听说这样似乎对身体有些好处。

理疗师迈克尔·泰特利(MichaelTetley)一生都在研究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以及那些睡在地上的人类。1953—1954年，他负责指挥一个非洲士兵排。士兵们教他怎样不用枕头侧卧在地上睡觉，这样就能用耳朵贴近地面，侦测到预示着危险的声音。他发现山地大猩猩、黑猩猩和长臂猿都侧身而睡，并且不准备任何可充当枕头的道具。许多人也是如此，他们用一条胳膊当枕头，移动肩膀，这样他们的脖子也能得到有效的支撑。

泰特利将所有安全且无床的睡眠方式整理编目，其中一些在此之前并无他人记录。对于习惯用这些姿势睡觉的人来说，这显然是很舒适的。没有人会回避现实的问题，泰特利甚至记录了男人们在野外露宿时为了避免下体遭虫咬伤而采用的各种睡觉姿势。然而，很少有人会选择在开阔的野外裸睡：我们总觉得自己太容易受伤，尤其在会有各种小虫子的情况下，不管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昆虫还是其他真实存在的昆虫都可能会咬破我们的皮肤、钻入其中，趁机在我们的各种器官里巡游一番。

对一些人而言，在地上睡觉比在床上睡觉更好：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文化和审美选择，与财富或地位无关。早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高台”形式的床，但在亚洲，人们睡在地上依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直到今天，日本人仍习惯睡在地板上。大约从8世纪开始，他们会用折叠垫或将近一人大小的草席铺满房间，并称其为“榻榻米”(源于日语动词Tatamu，即“折叠”)。作为床上用品和坐具，榻榻米的标准化程度很高，以至于被用于编制住房统计数据：榻榻米的数量可以用来计算房间的面积。日式床垫是一种填充了棉絮的垫子，铺在榻榻米之上，从17世纪开始被人们使用。它最大的好处在于轻便，在如今拥挤不堪的城市公寓里，人们可以将日式床垫折叠起来，为其他日常活动节省空间。

在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王宫里，高床是闻所未闻的东西。即使贵为苏丹本人，也只是睡在一个铺着地毯和垫子的低矮平台上，“床”不过是地面上稍微隆起的部分。你可以睡在任何能铺得下床上用品的地方。一些虔诚的托钵僧也更喜欢睡在地板上，因为他们相信，睡在坚硬的地面上能让他们具备安贫乐道的美德。然而，一旦人们开始睡在床上，将自己抬升地面，睡眠的状态就会发生动态的变化，此时枕头就成了必需品，而睡眠者也更容易受到腰痛的影响。因此，在社会声望问题发挥作用之前，睡在地面上或者其他坚硬的表面上并不一定是坏事。带腿的床几乎总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这往往是为了迎合富人或贵族才出现的说法。

几千年来，床的基本设计几乎没什么变化。在大多数地方，睡得离地面越近，就越代表这个人很穷。贵族和富人睡在高高的床上，裹着舒适的织物。将自己睡觉的位置抬升地面，用帷幔把自己的床围起来，无论是为了驱赶蚊虫或是抵御寒冷，这都是社会地位的象征。穷人没有选择，只能睡在地上。而那些更富有的希腊人，尤其是罗马人，会睡在床面倾斜的窄床上，头所在的一端略高一些，靠着头枕，就像几千年前的法老所做的那样。

本文摘录自《床的人类史：从卧室窥见人类变迁》，[英]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英] 纳迪亚·杜兰尼（Nadia Durrani）著，吴亚敏 译，贵州人民出版2020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