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代之辩｜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中）

【编者按】

2020年，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布题为《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Н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的报告。“摇摇欲坠世界”出自“瓦尔代”两年前发布的题为《摇摇欲坠世界中的生活》的报告。在今年的报告中，作者指出，两年前报告中提出的“国际制度危机导致无政府状态加剧——每个国家都将依靠自己去解决生存问题”的判断，正被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印证。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成为世界已积累的大量问题的催化剂，但世界果真“摇摇欲坠”了吗？人类将退回到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本能所主导的激烈斗争？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瓦尔代之辩”系列，刊出报告全文及系列专家深度评论。此次刊出的是瓦尔代2020年度报告的中篇。

【报告全文】

二、无政府状态加剧与新的两极化风险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构建起一系列的规则和惯例，从而确保了相对“利益和谐”，并使参与国公平地享有全球化红利。由此（以及维持从冷战延续下来的军事能力的全球平衡）建立了一系列为鼓励国际合作、限制各国固有利己主义的规则。这种世界形势的状态被认为是几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发展的高潮。由于疫情造成的大规模关闭边境口岸、大规模停止接触、从根本上减少合作，无非是对几个世纪建立起的一个现存国际政治架构的强力攻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是新冠病毒的传播导致了此种后果，其实紧张局势早已升温。新冠病毒只是作为一种推动力使“雪崩”彻底爆发。

在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各国将周期性地经历此类动荡，并且可能成为一种戏剧性的常态。

当下这些应对均具有国家属性，这是完全自然的，至少是因为国家应该在本国民众面前担负起责任。即便在欧盟这样几乎最优的国家间一体化模式，也不可能将问题“一揽子”解决。顺便指出的是，新冠疫情首先使得世界各国组成的“国际社会”分崩离析，而在此之前这些国家能够构建更为完善的国家间关系模式，且有过一定的目标。在不需要取得对世界大国武力优势的情况下，合作与互相救助依然无法施展开来。问题不在于国家的自然表现，而是对国家间合作的期待被扭曲地拔得过高。按照定义，国家是最高和最负责的社会组织形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替代性方案。虽然在相对和平时期国家依然是世界秩序的唯一基础，但通常是危急时刻才想起国家是最高和最负责的社会组织形式。

尽管如此，在“自由主义秩序”试验方案失败之后，从结构上而言，人类在善于组织社会（国家）间关系方面可能会显著地退回到从前。“坍塌”后的选择很显然：既有“新两极”这样的简单抉择，也有复杂的应对方案——维护已有发展最重要的组织（联合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功能性组织。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将会看到旧世界的制度残余消失殆尽，而两巨头的搏斗可能会比冷战更加激烈，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会有机会维持文明沟通的方式。

有必要考虑出现两种场景的可能性，并在改进外交方面寻求解决办法。与此同时，需要记住的是，国际组织的有效性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成员国利益的相对公平性，都是成员国之间激烈谈判交锋与力量对比的结果。

最容易被接受的重构方案是巩固联合国安理会在国家生存最重要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方面的“世界政府”角色。安理会是国际社会机构，在成员国的综合实力方面是最具代表性的，其合法性的来源是成员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法。

这一方案面临可怕对手的抵抗，也即世界权力分配的进一步重组和加速两极化趋势。这一演变场景将会对自由主义及其替代性（如金砖国家）的机制构成威胁，因为这意味两种对立场景的抉择，不过也是当下最有可能出现的场景。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而言，两极化将会比试图打造单极世界的那段时期更加难以应对。

在多份瓦尔代报告中，我们不止一次地谈及过新两极化的前景，认为这是很可能的场景，但随后（2018-2019年）我们开始认为，没有必要期待这种秩序模式的出现，更多的是“无极世界……一种严峻危机的场景，不会导致出现新的权力均势，而是机制、权力、生产工具和国际关系的完全重组”。现在这两种场景都可能出现。

可能的联合应对这些场景不会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对俄罗斯或者印度而言，熟悉的世界秩序“坍塌”带来的挑战不会比美国或欧洲面临的挑战更少。俄印都希望完善国际秩序，并消除对自身利益的不合理地方，但两国并没有计划摧毁或者以革命的方式改变它。对中国而言，虽然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方案的获益最大，但这种秩序的失败对其并不构成问题。中国现在是一个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具备能够“量身”重构世界的资源。

因抗击疫情取得的成绩，中国的雄心和自信心增长。显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追随中国，特别是其能够消除民众面临的威胁，并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美国并没有展现其作为发展发动机，能够战胜线性竞争的宗旨。在减少雄心方面美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世界角色，中国则处于相反的进程（雄心上升）。

两极化是熟悉的场景，可能有人已经断定这并非最糟糕的场景。世界也很顺利地经受过冷战。但是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当今世界过于复杂，以至于不能回到1945-1990年代的状态，这个时期曾构建起当代国际政治的基础。那个时期对抗的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各自政治经济“轨道”的中心，并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且双方在争夺势力范围（边缘地区）时才相互接触。美苏最根本性的对抗不是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围绕社会建构、发展优先方向和生活方式的对抗，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它们发挥的是组织功能。

当前，主要对手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显著差别，但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且都处于市场经济和统一世界经济的共同体系之内。这样，我们完全不是回到“幸福”且相当稳定的冷战年代，而是一战之前的帝国主义竞争阶段。更何况，这些追求领导权的国家，还面临不坚固的道德伦理基础。

核武器将依然是防止世界滑向全球军事灾难的主要因素。虽然核武器的遏制潜力是有限的，但依然很大。当前战争（使用武力解决一系列冲突）的可能性依然比人类历史的任何时候都小。但随着国家对正在“坍塌”中世界生活的不断适应，相互协作机制的继续失效，将会重创其稳定性。因此，从政治角度很重要的是不要对原始的无政府状态“习以为常”。

在2019年瓦尔代年度研究报告《无政府状态的时机成熟或证明——国际秩序的缺失如何促进国家的负责任行为》中，对无政府状态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已到或回归的国际关系模式类型进行过描述。我们强调，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自然属性。虽然世界环境的这种状态正面临恶化风险，但这些风险也可以要求国际玩家要有更高的责任感，以及对其任何行动会导致急速对抗的认知，相应地也需要评估自身能力与可能采取的应对举措的匹配性。遗憾的是，近期观察到国际舞台的各种表现，让我们担忧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最具摧毁性形式，尤其是行为体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以这些本能指导自己的行为。

三、“巨大的平衡器”

疫情大流行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过去几十年来几乎被视为公理的概念。而按照20世纪和21世纪初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模式，将国家以“自由”和“不自由”进行划分的方式，正遭遇深刻蜕变。事实证明，多数曾被指责为独裁者使用的社会管控措施，如今不仅有效，而且在民主国家中非常流行。

一般而言，国家的复兴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后果。现代技术强化下的隔离措施为政府开发管控社会的工具提供了更多可能。在紧急状态下，那些过去被视为与法律和道德相悖的做法如今也被认为是合理的（而在疫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当局宣布紧急状态延续和加强时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利用定位系统跟踪潜在的病毒携带者，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监控违规行为，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监控等如今都被认为是必须的。

国家控制手段将逐渐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中（例如对雇佣员工的监控）。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是将人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控制的手段的观点有了新的阐释。未来可能会出现新形态的专政模式和奴役行为，也会出现杰里米·边沁提出的全景式圆形监狱的现代模型。生物技术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分裂因素。设立在机场的病毒快速测试系统，保护员工的新措施，消毒和健康状态监督可能会变成一种常态，就像21世纪初在反恐行动中使用金属探测仪一样普遍。而当下，社会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裂痕已愈发明显。

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严重经济下滑可能导致新形式抗议、社会动荡、侵略行为的进一步加剧。失业率的增加，民众对政府无力应对危机的不满，政府未提供足够的援助都将使情况变得更糟。

“专制”和“自由”之间的争论与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并没有必然联系。管控的欲望和反抗的要求随处可见。

最后，未来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将是对全球化态度的转变。无论从行为实践还是道德准则上，全球化时代的大规模跨界流动都可能成为过去时。“避免广泛接触”和“待在家里”将被认为是更安全的（不论从狭义还是广泛意义上来说）。一旦对开放性产生恐惧，整个世界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作为20世纪全球一体化的标志和全球化最显著的成就，旅游业在疫情蔓延的最初期就遭遇完全停摆，恢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恐怕难以回到疫情开始前的水平。

过去半个世纪，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全球化不仅推动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也使人们跨越国界流动的新形式成为可能。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普遍联系推动了由跨界联络、利益和价值观联结的真正全球化社会的形成。随着国际合作转变为单一全球政策最初迹象的显现，政治层面的变革转向了全球治理概念的巩固。无论如何，这就是对20世纪末开启的一系列变化的解释。同时，全球化已成为一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因此变得强大，而另一些则逐渐衰落。

尽管对主权被侵蚀可能导致的后果感到担心，但没有人质疑全球化的经济原理。通常情况下这是未来学家思考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就激发了人们围绕能源、耕地、淡水等资源短缺议题的讨论。讨论中的一些建议引向有意识的灾难结局，它指出，人类不应该再相信进步是发展的主要动力，有说法认为，我们的后代将面临更糟糕的局面，因此未来并不乐观。联合国对这些警示做出回应，坚持强调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可持续发展”一词在联合国框架内出现，即便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它也没有对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步伐产生任何迟疑。

但近年来，一种强调全球风险社会的理论首先在社会学范畴，而后在更广泛的信息和文化范畴中开始流行，在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欧洲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均有涉及。该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和技术联系的不断复杂化，必然引起风险的升级，而不断累积的影响将可能对整个全球系统的稳定造成打击。

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危机，以及因此导致的灾难。一方面是技术引发的灾难，福岛核泄露事故后，全球风险社会理论的异常流行并不是偶然。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打破自然平衡后导致的自然灾害。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理性观点和非理性的神秘主义观点（例如自然报复人类）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于是出现了环境末世论和灾难主义美学。瑞典女孩格雷塔·桑伯格就证明了这种非理性主义是通过精心计算的情感影响得以体现的。

直到几个月前，关于全球风险的讨论仍主要围绕气候变化议题和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展开（包括《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其重点在于中长期规划。然而，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将全球化导致的环境危机问题一下子推至我们面前。实际上，在气候变化、流行疫病以及一系列自然灾害和技术灾难的作用力下，全球风险社会很可能被视为对现有全球化概念的真正替代。因此，了解新风险如何影响全球政治体系和世界秩序演变至关重要。战略规划有必要转变为全球风险计划。但问题在于，疫情期间普遍的“社交隔离”现象使人们对人类是否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产生怀疑。

如果全球风险社会不可避免出现，那么意味着我们正处于社会关系，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边缘。透过一系列危机的缝隙来审视的方式正在改变这个世界，同时将另一套道德评判带到众人面前。关键在于，进步的概念在全球风险社会中是否仍然有意义？如果灾难不是一次偶发事件，而变成一种常态，那么我们必须意识到，新冠病毒之后必定还会发生其他灾难。这意味着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生活品质和“舒适区”的追求将成为我们无法企及的奢侈品。因此，当前我们的重点不是发展，而是尽全力减少损失。

在疯转的现实面前，我们开始思考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亿人”和其他几十亿人之间的差别。新冠病毒是一个“巨大的平衡器”，既没放过富人，也没放过穷人。尽管发达国家在改善生活质量和人类寿命延续上似乎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但如今看来，这种优势也只是昙花一现。

随着过去几十年医疗水平的进步，似乎只有被慢性病和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困扰的“第三世界”会爆发传染病（例如登革热、埃博拉等）。而这些遥远的流行病除了以新闻报道的方式传播到发达国家，似乎与“文明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不愿袖手旁观的人通过慈善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来弥补社会普遍的冷漠，但也仅此而已。

新冠病毒在欧美地区的爆发改变了人们对于“成功”与“失败”的思维定式。首先，很显然，即便最先进的技术和医疗条件也无法抵御并不复杂但具有高传染性的流行病。其次，因航班取消而滞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白种人和商人成了当地人眼中的“病毒传播者”，此刻人们的仇外心理不再是富人针对穷人，而由穷人转向富人。当然，在极端环境下出现的这种心态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渐趋平复，但不会彻底消失。

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持续性的危机要求整个世界比以往更加团结，而另一方面，这恰恰与人类的本能背道而驰。当下，“各自为政”的理念和互相隔离的要求对舆论和政治家而言刻不容缓。而这必定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

（未完待续……）

本报告由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授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翻译发表，首发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编辑时略有删节。报告全文将发表在《俄罗斯研究》杂志2020年第4期。作者：瓦尔代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巴拉巴诺夫（Oleg Barabanov）、博尔达切夫（Timofey Bordachev）、利索沃里克（Yaroslav Lisovolik）、舒申索夫（Andrey Sushentsov）、季莫菲耶夫（Ivan Timofeev）。翻译：曲文轶、万青松、张严峻、何勰。校对：万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