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罗伯特·罗森博格：被技术“调节”的人

采访 + 撰文 / 李子

（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在读博士）

哲学家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冷静的、思辨的，甚至是遥远的、清高的，但罗伯特·罗森博格（Robert Rosenberger）却不是这样。他称自己是一个“非典型”哲学家，虽然熟知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但真正让他感兴趣的却是手机屏幕、人行道上的长椅、B超诊断图像……而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东西，都由他所研究的哲学流派——后现象哲学（postphenomenology）串联了起来。

罗森博格博士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目前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公共政策系任教。在一群关注国家创新激励或新能源科技问题的教授之中，他显得有些另类。对罗森博格而言，在哪里供职、挂什么头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哲学思想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这是像他一样的“后现象科技哲学”学者一直在做的事。

“我们中很多人甚至不是哲学家，但却会用到科技哲学的思辨工具。”罗森博格说。他与荷兰科技哲学家彼得·维尔比克（Peter Paul Verbeek）是“后现象科技哲学”流派的主要发起人，二人沿袭并总结了唐·伊德（Don Ihde）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人的后现象哲学思想，并将其系统化、实证化。现在，这个流派的科技哲学家正将后现象哲学的理论运用于分析各种科技现象，包括医学诊断、电脑操作系统、机器人等。

那么，什么是“后现象哲学”？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关系？

罗伯特·罗森伯格，任教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系。（图片来自Georgia Tech University ）

作为一名在大学公共政策系任教的哲学家，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公共政策和科技哲学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之间有什么联系？

罗森博格：我是一名科技哲学家，研究的领域是“后现象哲学”。现象哲学专注于描述人类的体验，并提出关于伦理、政治和其他形而上的问题。除了一些经典哲学问题外，传统现象学也非常关注人在世界中的感受。而“后现象”这个词，其实只是对我们这群来自各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者研究内容的一个描述而已，囊括了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媒介学、设计等领域。我们希望使用后现象哲学的思想框架去描述、解释人们在日常使用技术中的体验，所运用的视角也相对比较新颖。

我之所以在公共政策学院供职，有两个原因：一是佐治亚理工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有强烈的跨学科偏好，而在理工类院校做社科研究，本身就非常特别；二是我自己的研究非常实证，这个领域也很关注现实的、当下的人类体验和经验。我的哲学研究并不是在旧纸堆里找东西，而是把书里的东西拿出来投入到现实的思考中。

科技如何形塑、改变人们的体验？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调节”（mediation）。在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中，科技并不仅仅是我们体验、认知和实施行为的对象，它位于我们和世界的中间，同时也“调节”着我们的体验、认知和行为。比如眼镜，我们不是在“看”眼镜，而是透过眼镜看世界，而眼镜中的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图片来自Unsplash @Oğuzhan Akdoğan

“通过技术看世界”这个概念非常好。您的其中一个研究项目关注了“屏幕”，您怎么看手机屏幕给我们的心智和行为带来的影响？

罗森博格：屏幕确实能改变我们。但怎么改变？改变了什么？哪些改变是好的？哪些是坏的？这些都需要思考。在我看来，重要的一点是，屏幕改变我们的方式可能非常隐蔽。屏幕当然很重要，如今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屏幕，但我们通过屏幕“注意不到”的东西或许更关键。我们在使用屏幕的时候，哪些东西反而看不见了？这时候现象哲学就起作用了——它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台前的，什么是（在“调节”的过程中）被我们忽略的。

后现象哲学描述的一些“调节”形式，可以把这种关系指出来。它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在我们不断的使用中变得太过“正常”，以至于变成了我们的习惯和身体的延伸。屏幕和屏幕上的东西也是这样。最近我对一个现象非常感兴趣：网页上的横幅广告不管多显眼、多闪亮，用户总能无视它们。于是广告商把它们做得越来越显眼，而用户也迅速地学会继续忽略它们。我的另一个研究则更严肃一些，关注的是人们开车时看手机的“分心驾驶”，这跟公共政策领域的联系更紧密一些。手机屏幕变得如此常见，因为看手机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习惯，然而这种“常见”也使人们在开车时会不知不觉地拿起手机，却完全意识不到这种习惯带来的危险。

这个现象里当然也包含了大量心理学、神经科学的研究，比如，人们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看手机会大大降低专注度等等。从哲学角度讲，技术在某些场景下成了身体的延伸，但在某些场景下却是危险的，而人们很难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我的研究相当于把后现象的技术哲学框架也引入到这个讨论中，去解释这些数据，谈论认知上的习惯与技术的常态化。

过去20年间，我们面对的屏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电视屏幕到电脑屏幕，再到平板和手机。在您看来，我们和屏幕的关系有什么变化？

罗森博格：变化太大了。在我小时候，我们若想要和电视屏幕发生“关系”，就必须坐在家里的一个角落。而现在，我在笔记本电脑上看视频，可以带着它，坐在桌子前或床上看。电话也一样。这些技术的有趣之处，并不仅在于它变得多么先进，而在于变得多么“平常”。现象哲学研究的并不仅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而是我们和它们的关系，包括它们是如何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中的，以及我们自身如何去适应这些技术。

Callous Objects
Designs against the Homeless
Author: Robert Rosenberg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8

您还有一个研究项目关注“反流浪设计”（anti-homeless design），您甚至写了一本题为《无情之物》（Callous Object）的专著来论述这个问题。您怎么理解这些城市里无处不在的“无情之物”？

罗森博格：近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公共空间里的一些小设计是怎么把流浪者“赶走”的。比如，在一个长椅的正中安了一个扶手，这样人们就没法在上面睡觉了；再比如，垃圾桶的盖子上只开一个小口，这样拾荒者便没法在里面翻找东西了，等等。

在后现象哲学对这个现象的解释里，有一个关键概念叫“多重稳定性”（multistability）。技术帮助调节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但这个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可以通过同一种技术或设计，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体验世界。当然，这些方式也并不是无限制的，总有那么几种方式是“稳定”的，是我们可以研究的。比如，椅子可以坐，也可以躺。这些稳定关系的形成，是通过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议程推进的，而“反流浪设计”很明显带有政治性——这意味着公共空间的政策制定者与设计者不想在公共空间里看到流浪人群。

另外一点，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些设计是如何让我们“变得习惯”的。如果我们不是这种设计所针对的人群，我们是完全注意不到、“看不到”它们的。在有人给我指出来之前，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存在，虽然我天天都坐在这个长椅上。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揭示这个现象的重要方面——它们被设计出来，就是要让人“变得习惯”、让人“注意不到”，这个设计的政治性也由此被隐藏起来了。这种设计在设计领域被称为“敌意设计”（hostile design），在设计、城市规划乃至法律领域，都有许多人在研究（这种设计），而我是其中为数不多（可能也是唯一一个）的哲学家。

那么，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什么是好的设计？怎样才能让技术设计“向善”？

罗森博格：其实后现象哲学本身并不直接涉及伦理价值的判断，但它与伦理价值是相关的，这些伦理价值包括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技术与我们之间的调节关系、技术如何让我们习惯或忽略世界的某个方面，等等。我的同事、荷兰哲学家维尔比克曾提到，技术不仅塑造了我们的体验，也塑造了我们的自我认知，改变了周遭的世界。技术成就了世界，也成就了我们。

比如，刚刚提到的“反流浪设计”，就“制造”了这样一个世界：公共空间不欢迎流浪者。而长此以往，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这部分认知也会因为这样的设计而改变。但公共空间的椅子设计原本可以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认知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后现象哲学帮助我们梳理技术影响世界的过程，重新审视我们原有的伦理和价值判断。

纽约地铁里的“反流浪设计”。原图来自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本图做了裁剪和调色处理

现在的技术伦理的关注焦点主要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监控等方面。对此，后现象科技哲学领域有什么见解？如何理解其中的伦理问题？

罗森博格：后现象哲学的“开山之父”唐·伊德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式，是去理解技术的“热潮”（hype）。这些热潮是有特定模式的。一种新的技术出现时，比如，当城市中有大规模的监控设备出现时，我们可以预见这种技术的巨大力量，以及人们对此能力[1]的关注。但在这个热潮背后，我们的哪些期望没能得到满足？又出现了哪些我们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副作用？原因为何？这些都值得技术哲学领域关注。

大数据、智慧城市建设也一样，我们可以通过后现象哲学来思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方面。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智能垃圾桶，在亚特兰大就有很多，它里面有一个垃圾捣碎器，由垃圾桶顶的太阳能板驱动；当被塞满时，它会自动给环卫部门发送一个（电子）邮件。而由这种智能垃圾桶收集到的大数据则能显示该区域垃圾桶的使用状况，比如哪里的垃圾最多，这样就可以让环卫部门更有效地调配工作，去处理那些已经被塞满的垃圾桶。这听起来很好，但也有另一面。比如，这样一来，拾荒者就没有机会去翻找垃圾了，那些从垃圾堆里翻捡可回收物品去卖钱的人也捡不到东西了。

再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许多教育工作者都把教学移至线上。通过在线教育，我们的确达成了很多目标，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碰触到了很多局限。这其中的负面体验，已有一部分能用后现象哲学的语言描述出来了——虽然相关的研究还没成形，但已经有一些人在探索了。

能否说后现象哲学是把大数据、智慧城市“不可见”的一面发掘出来，并引入到我们对公共政策的讨论里？

罗森博格：是的。当然，我不会去夸大后现象哲学的功用，因为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的思想工具能让人们关注到这些问题的隐藏方面。后现象哲学更长于解释其中某些位面的关系，特别是技术的“多重稳定性”，以及人们的认知、习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比如，技术是如何变成“常态”的），并让我们更多地去关注这个过程。

还有一个例子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一名后现象哲学家提到了人们对远程合作技术的习惯化和常态化，这其实一直也是残疾技术研究[2]的重点，即让技术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变得更灵活。如今，通过后现象哲学，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去思考技术，挖掘技术的多个位面，以此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注  释

[1] 此处指技术的能力，包括强大的计算力和存储力等。

[2] 残疾技术研究，即分析残疾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并思考如何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残疾人的研究。由于身体上的区别，残疾人对技术的“体验”会与普通人有很大不同，而后现象哲学注重“体验”和“交互”，所以常被用于残疾技术研究。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