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能源基金会邹骥：建环境产权市场，能源宽松时代加速改革

面向“十四五”发展时期，我国能源发展的思路将重点转向分布式发展、包容式发展，同时更加注重清洁化，大力发展新能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未设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期目标，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基于自然资本、居民健康等指标的经济增长。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如何让经济恢复发展方案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我国能源转型如何面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国际原油价格的走低的双重压力？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这些话题专访了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邹骥认为，经过这场疫情，人们应重新思考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给人带来福利的财富，思考与新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社会财富新构成。政府也应考虑重新平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组合。“在‘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要特别增加对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邹骥表示。

“‘十四五’是关键的五年，要加速创造一个自然资本产权界定与交易的机制，带动我国资产结构的变化。”邹骥表示，当前油价的波动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都不会改变我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长期走势。他表示，要建立长期的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将居民安全、健康及环境舒适的外部效益内化成为居民、企业的内在环境产权收益，使得在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能够获得有竞争力的收益，从而开辟新的投资机会、实现新的财富形式、满足人民新的需求，使绿色低碳转型助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增长动能替代。

邹骥是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家发改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2000-2009年及2012-2015年，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了联合国气候谈判，特别是深度进行了有关《巴黎协定》的谈判，经历了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进程。

创造一个环境产权界定与交易的机制

在此前能源基金会组织的“全球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议程高端对话第六次会议——疫情新背景下中国‘十四’规划展望”线上会议上，邹骥就表示，要让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带动一批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和财政与财务收益的新兴产业，让在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可以获得有竞争力的收益，从而实现“新的增长故事”。

邹骥称，环境质量的最终评判标准实际上是安全和健康风险及舒适性程度。达到满意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登新台阶、涉深水区，光靠末端治理已经不够了，需要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全面变革，也需要进一步的科技创新，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改变国民财富结构、投资结构的问题。这种结构的变化，需要公共政策引导，市场机制配置。

如何把公共的“绿水青山”转化为投资者个体能够获取的与其投资对应的“金山银山”从而鼓励投资者投资于“绿水青山”呢？邹骥认为，要创造并大力发展一个环境资源的要素市场或者环境资源产权市场，推动环境资源产权界定与交易机制的形成，依据气候、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科学对自然与人类安全和健康风险的评价结果，给二氧化碳、PM2.5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受控排放物设定排放目标，然后将目标通过公共政策和治理体系以透明合法的方式分解给企业，形成企业的排放指标。

“这些指标就是环境资产，资产就可以上市交易，由市场发现其价格。而只要在市场上能定价的东西，就一定会有人去投资，有人去搞研发，去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获得盈利。”邹骥解释道，这时就形成了环境资本的循环，源源不断的投资将使自然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国民财富构成将发生改变，“绿水青山也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邹骥表示，污染物排放指标确定和分解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一个确定和分解公共产品的环境产权的过程，将控制排放任务的指标分配给每个企业，他们所拥有的排放额度就变成了资产。他还强调，在严格监管的公共政策和治理结构下，要素市场可以发挥配置环境资产的基本和主导作用。现代监测、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已经大大改变了资源环境管理概念，使得严格监管的公共政策和现代化的治理结构成为现实的可能。

邹骥及其团队认为，在“十四五”以及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样一种市场机制的驱动下，包括可再生能源、储能、电动车、促进提高能效的材料、信息通讯和数据与互联网技术等很多关联的产业都会被刺激调动起来并实现跨界融合，展现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形成新时代增长的新动能。

事实上，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早已开始，早在1990年代就开始探索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在2013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就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从配额规模角度，中国试点碳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碳市场。

但邹骥表示，目前我国碳市场7个区域的地方试点规模还不够大，碳价也还不够高，“十四五”期间应该更深入地落实下去，并且扩大规模。

“这取决于我们深化改革步伐的速度。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了，而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问题，是一个培育新的要素市场的问题。这个深化改革的步伐不迈开，生态文明建设在体制机制上就没有根本的保障”邹骥称。

邹骥强调说，建立环境产权市场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已经有了国内和国际的实践基础，现在需要加速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进而最终将能够带动整个国民财富构成中自然资本构成的上升。“中国有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人群，这个群体在未来5-10年还会不断扩大，他们对安全、健康和环境舒适性的需求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构成了对自然资本日益增长的巨大市场需求潜力，亟待开发。”邹骥表示，基于这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应将外部的环境效益内部化，完全有可能让投资、创造和维护绿水青山得到应有的回报并对经济增长直接提供新的巨大的动能。

在能源供需短期宽松时代加快改革

对于“十四五”时期能源供需的整体形势，邹骥认为由于疫情的影响与全球经济的衰退走势，在接下来大约1-3年内全球将处于能源供需宽松时代，能源的总供给超过能源的总需求。

但他同时表示，全球特别是中国对于电力等高品质的能源需求仍然会持续增加，随着消费的发展与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电力需求仍会上升。邹骥指出，改革措施往往在市场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更容易出台，这意味着在当下存在着化危为机加快能源改革转型的机会窗口。

邹骥称，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潜力已经比较大，特别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成本的迅速下降与长途直流特高压送电技术日臻成熟为有力地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的技术经济基础，如果体制政策改革及时到位，迅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望提速。

在投资方面，邹骥表明疫情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于能源项目的投资要设定绿色低碳门槛，引导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流向绿色低碳的技术选择以避免未来的高碳锁定引致的沉没资本投资风险。

“尤其是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要慎之又慎，要看什么最符合低碳的标准，而且要用全寿命周期来算。”邹骥表示。

举例来看，邹骥认为可以加大可再生能源和相应的直流输配电网的投资力度，在东部用能集中的地区布局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在村落级、乡镇级、县城级的行政区域进行微网等配套设施建设，精准靶向的推进能源供给结构升级转型。

“比如在乡村，村民用不着那么高的功率，大电网长途供电不一定很经济，有时还得不到供电保障，重点保障灌溉高峰期间机井、泵站用电电力就很不错了。但能够用分布式风光地热混合系统驱动农户照明、部分热泵取暖制冷、基本电器、网络通讯、小型电动农用车充电基本就够了，这就能很大程度分担农业生产电力负荷压力，切实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高生产能力、改善生活和提高收入提供更好的能源供给保障。”邹骥说。

此外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邹骥建议通过制定和实施建筑能效、低碳建筑的标准推动采纳被动建筑和柔性建筑等房屋碳排放最小化的技术，进而探索利用光伏技术和风光混合系统将房屋变成“绿电”的生产者，加快柔性建筑及直流建筑的建设。

在交通方面，邹骥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能源分布、资源分布、产业人口分布都很不平衡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言搞煤炭大通道、石油大通道等的建设。还是首先要因地制宜地着眼发展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或长途输送的绿电，最大限度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运输。”他表示，应围绕都市圈与城市群，基于人群、产业的分布进行轨道交通等的投资建设，例如加快打造都市“一小时经济圈”等。

值得注意的是，邹骥表明，我国人均GDP目前已经突破1万美元，个人对于自身及环境的综合安全、身体健康及环境舒适性的需求、对于社会福利设施的需求将被越来越多地开发和释放出来。随着环境产权定价的发展与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投资增长，可再生能源带来的高能效的GDP增长将逐步代替低质量的、高污染能源支撑的GDP增长，这将带来经济结构的整体变革，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增长。

“十四五”低碳能效指标要不松反紧，建议新增碳排放总量指标

谈及“十四五”期间的能源指标设置，邹骥表示，必须旗帜鲜明地主张“十四五”时期要继续列出能源强度的指标，而且这方面的要求“不但不能放松，反而还要更加严格”。

例如碳指标中的碳强度指标、非化石能源占比指标、森林碳汇指标以及空气质量和水的指标等，邹骥表示“原来‘十三五’有什么，‘十四五’一个也不能少。”

2017年初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全国将在“十三五”期间实施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费总量双控指标。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

《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提高到15%以上，天然气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0%，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58%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还表明“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目标的决胜期，也是为2030年前后碳排放达到峰值（下称“达峰”）奠定基础的关键期。

在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方面，邹骥特别强调，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之一，中国承诺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提高到20%。

因此，邹骥建议，要在“十四五”低碳指标的设定上，新增碳排放总量的指标，以此为碳排放2030年达峰或尽早达峰提供宏观管理支撑。对于部分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沿海发达地区，可以尝试率先达峰，并为其他地区积累实践经验。

邹骥表示，为实现2030年左右甚至尽早达峰的承诺，从十四五时期开始引入碳总量目标已经为时不早，否则有可能在管理实践上耽误按期达峰的时间限期。要对碳排放总量进行管理就意味着要有完善的监测、统计、报告、核查等体系支撑，此外还要有碳排放清单、法律等基础管理的衔接，这些工作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必须从“十四五”规划开始早做打算，逐步建立可信的管理体系和手段。

邹骥称，确定指标就是确定环境产权的第一步，没有指标就没有力度，也无从进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很多投资没有一个强目标指引去建立稳定清晰的预期，会失去方向，还有可能形成投资不足或投资沉淀，研发进度和技术竞争力也会受影响。这才是对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损害”他表示，在这方面欧盟近日已经出台了《欧洲绿色新政》，明确欧盟将在2050年成为首个“碳中和”区域，将此作为欧洲未来经济增长的总方略。我国也应全面加快步伐，相向而行，避免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发现自身能源经济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依然大大落后于全球进程，进而拖了中国现代化的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