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屋史｜伊斯坦布尔：包容性公共空间的短暂狂欢

拿破仑曾说过，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伊斯坦布尔必定是它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知名的城市，也是土耳其人口最密集的城市。1950年以来，伊斯坦布尔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1）1950和1960年代，土耳其进入工业化历程，人口由1945年的86万增长到1970年的213万。

2）1980年代初开始，土耳其经济自由化，人口由1980年的277万增长到1985年的540万。

3）千禧年之后的发展。2005年，土耳其开始加入欧盟的谈判，促使其走向现代国家的政治改革，并释放了经济潜力。人口由2000年的880万增长到2018年的1500万。其中，65%人口居住在西部欧洲区，35%居住在东部亚洲区。

可以看出，1950年至今，伊斯坦布尔人口激增了15倍。

新增人口在何处落脚？

1950-196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新增工业区需要大量劳动力。棚户区（gecekondu）在工业区附近接二连三出现，并随之成为这座古老城市的新景观。棚户区相当于第一代“占屋建筑”。

此处的占屋，并非占屋而居，而是在公共土地上占地而建。最开始是单层简易建筑，很快就变成多层砖石或钢混结构建筑，并形成邻里住区。公共财力只为这些新市民提供了市政基础设施，棚户区的存在是为了向其毗邻的工业区提供劳动力。

时至今日，这些占地而建的棚户区已基本实现了合法化，设施已十分完善，是城市中充满活力的部分，然而也存在问题。建筑质量偏低，建筑结构不足以应对防震要求。棚户住区曾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边缘，随着城市扩展，如今位于城市金融和娱乐中心附近。它们势必成为城市转型的重要目标区域。

1980-1985年的第二个增长阶段，激增的人口对廉价住房产生了巨大需求，由私有领域解决。伊斯坦布尔已无法提供占地而建的公共土地了。这次，城市边缘的农业用地的私有者将其土地分为小块，出售给新到者修建住房。由于缺乏资金，细分的地块非常狭小。从一开始就建造多层房屋，几乎把整个地块占满。因此，产生出密集的城市肌理。这些地区的营建也很快被合法化。

2000年以来的第三个经济繁荣期。伊斯坦布尔市政当局对人口、经济和城市的增长加以计划，即由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开发“正式住房定居点”。而地震频频发生带来威胁。基于此，伊斯坦布尔城市改造项目持续不断，城中的棚户区和贫民区基本都面临拆迁的命运。对大规模拆迁改造的不满，奠定了伊斯坦布尔占屋运动的基础。

格兹公园改建：占屋运动的导火索

不同于欧洲城市的占屋传统，伊斯坦布尔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金钱的驱动之下，所有公有共用的场所都被抢夺了。我们所追求的，正是重新营造被夺走的公共空间。”占屋行动者如是说。

由于城市高速发展，在2010年和2011年，伊斯坦布尔均位居房地产投资和开发的欧洲城市之首。为了推动“城市重建”，众多内城居民被迫搬迁到外城远郊的高层安置房。2013年，土耳其政府决定将为数不多的公共绿地格兹公园（Gezi Park）的所有权移交给开发商，改建成购物中心，这引起了民众的大规模抗议。

最初的抗议活动如同庆祝。人们在伊斯坦布尔中心的塔克西姆广场和格兹公园搭起了帐篷、工作间和教学区，建立了社区图书馆，还设置了提供免费食品、药品及其他用品的摊位。音乐家们在此举办免费音乐会，还有瑜伽教练提供免费课程。抗议者群体的构成五花八门，有艺术家、大学生、环保群体、球迷组织和左翼工会团体，也有库尔德人、同性恋者和女性主义团体，诉求主张也是多种多样。不久之后，这些抗议活动即被驱散。

第一个占屋：Yeldeğirmeni住区

“对我来说，格兹公园的活动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格兹公园露营活动的一位参与者说。

格兹公园抗议之后，在伊斯坦布尔乃至土耳其全国各个公园里开始举行公共论坛，人们汇聚于此讨论各种问题。到了秋天，天气转凉，某些地区的公共论坛得以在市政建筑中开展，而另一些则不得不寻找私人房屋。

Yeldeğirmeni住区的公共论坛另辟蹊径，人们选择了一栋空置了20多年的破败建筑。2013年1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这栋被破门而入的建筑里，充满着色彩、音乐和人群。热闹的程度不亚于新建购物中心的落成典礼。

“我们打开了门，然后就宣布，现在这是我们的，这是每个人的！”一位占屋者如是说。

她的话不仅描述了占屋的过程，而且概括了占屋的目的：占屋者并不想占屋而居，他们想为格兹公园的露营抗议活动寻找新的依托之所。他们想为新近恢复的互动、政治活动和不分等级的商议寻找场所。他们想营造自由的空间，且对所有人开放。

占屋的内部没有地板，墙壁上遍布艺术品；没有电，使用煤气灯照明；土耳其传统现场音乐透过墙壁上预留的窗户孔弥漫到了街上。这里每周举办一次邻里论坛，还会举办艺术展览和音乐会，并定期邀请人们分享他们对某些政治或现实问题的“替代解决方案”，也会请叙利亚难民谈论自己的经历，还会举办垃圾堆肥工作坊。

伊斯坦布尔的占屋意义何在？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其成为新社会中心，为包容性和无等级的互动气氛提供机会。这成为对大都市公共空间私有化和商业化趋势的一种抵抗力量。

谁能从急剧的城市转型中获益？

一篇占屋组织网站的文章介绍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古老的吉普赛人永久定居点（Roma settlements）Sulukule社区。住区中的3400名居民被迫把房屋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即便不同意也被强行驱逐。他们被安置在大型建筑综合体的TOKI公寓中，远离市中心及居民原来的工作地点和学校。人们的社会网络被打破，丢失了工作机会，家庭成员挤在很小的空间中。更重要的是，TOKI公寓租金高昂，很多人无力负担，最终沦落到露宿街头。Sulukule社区大多数居民都尝试搬回旧社区附近居住。他们曾经拥有的房屋在2010年被拆毁，此后新落成的住宅或写字楼的价格比之前上涨十倍。

这篇文章还提出一个问题：谁能从急剧的城市转型中获益？

在亿万富翁人数最多的世界城市排行榜中，伊斯坦布尔名列第五，而就社会公正性而言，土耳其在31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倒数。从事房地产和建筑业的人士占土耳其100位最富有人士中的大多数。低收入家庭被从伊斯坦布尔的中心强行撤离，而大部分大型建筑项目的利润达到所有行业的顶端。因此，伊斯坦布尔的占屋行动成为了对社会正义的一种表达。人们试图收回“城市的权利”，这是列斐伏尔或大卫·哈维等学者所倡导的。

Yeldeğirmeni住区的占屋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占屋建筑是废弃多年的建筑工地，需要投入财力物力整修才能继续使用。其次，占屋常常受到警方盘查。而另一个挑战则更复杂：如何在不促成绅士化的前提下开辟一个充满艺术的替代空间？

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受困于这一挑战：因为租金便宜，艺术家们入住贫穷社区；社区的吸引力上升，导致租金上涨；艺术家的创造力和知识使得该社区成为宝贵资源，可供房地产企业利用。

2015年11月，时隔两年，Yeldeğirmeni住区的占屋被驱逐，2016年11月建筑被拆除，2018年一幢新建筑在此地落成。与之类似，卡德拉科伊（Kaferağa）的占屋始于2013年秋天，2014年12月被驱逐，并引发了示威游行，占屋在2016年11月被烧毁。

目前，2013年以来在伊斯坦布尔陆续兴起的多处占屋，都基本销声匿迹了。

参考文献：

①欧亚大陆上的城市——一部生命史，成一农著，商务印书馆。

②土耳其通史，哈全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③Fighting for spaces, fighting for our lives: Squatting movements today，Squatting Everywhere Kollective (SqEK)

④Urban transformation in Istanbul: potentials for a better city, Arda INCEOGLU，Ipek YÜREKLI.

⑤https://en.squat.net/2014/01/12/turkey-reclaim-the-urban-commons-istanbuls-first-squ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