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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上海教区：洋泾浜圣若瑟堂

2020-06-16 06:4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张渊源上海门牌研究所

上海方言里把不伦不类、中西混杂的语言或行为称之为“洋泾浜”。事实上，洋泾浜本是一条河流的名称。在19世纪上海开埠后，洋泾浜成为英、法两租界的分界河，故在当时“洋泾浜”也可代指租界地区。如1869年诞生的使中国丧失在租界司法主权的“会审公堂”，即依照一份名为《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所设立。1914年洋泾浜填没后筑成爱多亚路（Edward Ⅶ,Avenue），即今延安东路。因此，地名意义上的“洋泾浜”早已成为历史名词。然而在上海教区，有一座圣堂自创立至今一直沿用着“洋泾浜”之名。这就是著名的洋泾浜圣若瑟堂。

清末洋泾浜河流

1846年，道光帝下令天主教弛禁，法国传教士试图向清政府请求发还早前于雍正年间没收的老天主堂（敬一堂）。但当时有“凡教堂改为庙宇者概不发还”的“上谕”，在教会与上海地方官多次会谈后达成协议，选定三块土地拨给教会作为抵偿。这三块地其中一块在城垣之内，另两块都在黄浦江边，彼此相距约3公里，每块约有一公顷左右的面积。据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第一块地上当时已盖满了出租房屋；第二块地上则建有董家渡主教大堂和主教公署；而第三块地正好处在后来的法租界，坐落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和孟斗班路（又名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交叉口，即今洋泾浜圣若瑟堂所在地，当时意大利籍传教士赵方济主教（Maresca,F.Xavier）创办了一所小堂。这里，不得不顺带提及上海法租界的创立史。

1848年上海第一座法国领事馆位置

1848年1月25日，法国首任驻沪领事敏体尼（Montigny,de）到达上海。陪同他一起来的有他的家眷和旅途中雇的一个佣人。他们先在英租界唯一的一家旅馆里住了不到两天，第三天和赵方济主教商妥，住进洋泾浜原赵居住的房屋。“房租每年400元”（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由于房屋又破又小，经过修理后，才成了上海第一座法国领事馆。这一年的8月6日，敏体尼凭借《中法黄埔条约》，向上海道台提出开辟法租界的要求。8个月后，他达到了目的。自上海县城北门外，南起城河，北至洋泾浜，东自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西抵关帝庙褚家桥（今西藏南路寿宁路一带），划定为最初的法租界。

1851—1853年上海法租界地图（法国领事馆周边）

洋泾浜那块土地面积有“南北约250米，东西约300米”（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1850年，由于租界人员渐多，为了供租界里的欧洲人参加礼仪，赵方济主教又在离法国领事馆只有几步的地方造了一些简单的屋舍，原本的“小堂才由一所比较宽敞的廊棚和附有几间神父房间的建筑物代替了”（《江南传教史》）。每当董家渡堂的神父前来这所小堂举行弥撒时也会在此下榻，途经上海的其他外国传教士也往往在此投宿。

继翁毅阁司铎（Broullion,Nicolas,S.J.）之后，定期从董家渡到洋泾浜来的是梅德尔司铎（Lemaitre,Mathurin,S.J.）。梅德尔1846年被派来华，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中称梅是“1846年8月30日到上海的神父中办事很精练”的，因此梅一到上海，上级就委任他为江南教区账房。据梅所写的1851年至1852年《圣事统计》，当时到洋泾浜小堂参加礼仪的信徒仅有30人。在1854年之前，没有中国人在租界内居住。但到了小刀会在上海城内建立政权和清兵企图加以包围时，“成群结队的中国人都逃到租界上来了”，“为了接纳新来的住户，一批批出租房屋建造了起来”（《江南传教史》）。法租界里的中国居民日渐增长，到洋泾浜小堂参加礼仪的信徒中，除了外国人外，开始有了中国信徒。1853—1855年，梅德尔神父一直照顾着殷家巷（殷行）、江湾和吴淞三处黄浦江左岸的堂口，同时还兼管着洋泾浜小堂。因为那时的洋泾浜还没有一位常驻的神父。

租界早期的洋泾浜

第一位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司铎是包若瑟神父（Boyer,Joseph-André,M.E.），他是一名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包神父本准备去满洲传教，后因故放弃，住进了洋泾浜小堂附近的一座小屋子，向已定居在租界的教友开展传教工作。1857年，教区账房杜若兰神父（Desjacques,Marin,S.J.）从董家渡迁到了洋泾浜，成为该堂第一任本堂神父。教会内对其财务机构和财务管理人的习惯称呼都是“账房”。初期的洋泾浜教会事务并不算太繁忙，直到英法联军远征和太平军战事之后，才有了重大发展。1858年，这所小圣堂周围仅有外籍教友92名、中国教友180名。之后的四年间，由于战乱，特别是1862年初太平军进入浦南和浦东后，许多避难教友从各地迁来。加之在租界谋生便利，这些教友人家就定居了下来，充实到了洋泾浜堂区。另一方面，由于军队不断地往来调动，他们的军官以及士兵们也常来小圣堂参与弥撒。因此对教区来说，建造一座较大规模的圣堂变得尤为迫切。

1862年法租界及周边略图

1859年，开始在洋泾浜建造新的住院和圣堂。住院不久就竣工了，杜神父便从棚屋旁的住所移居到新的住院内。1860年4月15日，这座法租界里的第一座圣堂举行了奠基礼，被推选为该堂保护人的法国远征军司令孟斗班（Montauban）和布尔布隆（Bourboulon）公使夫人参加了这次典礼。新圣堂奉圣若瑟为主保圣人，故全称“洋泾浜圣若瑟堂”。曾出任过徐家汇与董家渡两座大堂的建筑师、法籍耶稣会会士罗礼思神父（Hélot,Louis,S.J.）又担负起监造洋泾浜大堂的重任。

圣堂建筑工程是分两期进行的。第一期工程于1869年完工；第二期工程主要为堂正面和钟楼的改建，则在1877年完成。在第一期工程进行时，杜若兰神父于1861年6月29日开始在里面举行弥撒。当时每天早晨会搭一座临时祭台，弥撒后工人才继续施工。经过上述两期工程造成的大教堂，即现在的这座位于四川南路上的洋泾浜天主堂。

洋泾浜新堂初建成景象

洋泾浜圣堂建筑形式受法国影响，采用拉丁十字平面，单钟楼立面构图。这种形制普遍出现在当时小型哥特复兴式的圣堂中。圣堂内外设计带有折衷主义倾向。内部采用束柱和肋骨拱顶形式，加上立面尖塔、玫瑰窗、门窗上的尖形眉饰，都极具哥特式建筑的特征。但门窗和内部拱券又均为半圆券，这种建筑风格比较接近法国北部带有哥特式特征的晚期罗马风圣堂风格。洋泾浜圣堂东西长48米，南北宽30米。堂前钟楼高33米，顶上原有四口大钟。整座圣堂建筑面积为1146平方米，可容纳1000多人同时参与弥撒。

1865年，耶稣会会士苏念澄神父（Basuiau,Hippolyte,S.J.）来到洋泾浜天主堂，次年出任院长并兼管传教区财务。此后，原先设在董家渡堂的账房也迁到了洋泾浜大堂。洋泾浜圣堂成为教区的经济中心。1900年后，江南宗座代牧区姚宗李主教（Paris,Prosper,S.J.）把主教公署迁到了洋泾浜圣若瑟堂，故该堂又成为教区中心。据1900年统计，洋泾浜圣堂中外教友已达1238人。

洋泾浜堂区内的圣亭

因地处法租界，该堂原本主要以外侨为服务对象，侨民色彩浓厚。“过沪的旅客中，首先是传教士。内地各省的主教，很少不取道上海的。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则往往在上海盘桓数天”，洋泾浜圣堂都会“热情接待”。“传教士外，便是法国派至北京的外交人员。他们过上海时，鲜有不来若瑟堂的”（《上海宗教史》引自高龙鞶《江南传教史》）。停泊在黄浦江的法国军舰上的官兵也来此堂参与礼仪。

旧时洋泾浜圣堂举行追思礼仪场景

洋泾浜堂还常为外国亡者举行追悼仪式。如：1862年5月26日，洋泾浜堂为在奉贤南桥太平军战役中牺牲的法国海军少将卜罗德（Auguste Leopold Protet）举行了隆重的追思礼仪。1886年1月28日，在葡萄牙领事和上海葡侨要求下，该堂为当时葡王之父费尔南多(Fernando)举行大礼追思弥撒。1894年6月23日，法国总统卡尔诺(Carnot)遇刺身死，于7月1日，在巴黎圣母大堂举行追悼礼，在同一时间，倪怀纶主教（Garnier,Valentinus,S.J.）在洋泾浜堂主持了隆重的追思礼仪，有各国领事和城内全体官员出席。抗战期间，1942年10月21日，上海教区主教惠济良（Haouisée,Auguste,S.J.）在这里为侵华阵亡日军举行追思弥撒[注]。

1933年教区地图中的“洋泾浜”

80年代金陵东路沿线远眺洋泾浜圣堂

1931至1950年间主教公署仍设在董家渡。1950年代初，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居住于此。1956年，教区咨议会选举张士琅神父担任上海教区代理主教，就职典礼亦在该堂举行。1960年，张家树神父任上海教区主教后，始将主教公署迁往徐家汇。“文革”期间，洋泾浜圣堂被迫关闭。后堂屋被东华皮件厂占用，建筑损毁严重。1981年12月归还教区，是年圣诞节即举行复堂后的第一台弥撒。1988年4月，教会与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联手改建教堂附属房屋，于1991年在堂区内建成两幢新大楼，同时将圣堂进行修缮，工程包括新制的大理石的大小祭台、庄重肃穆的油画圣像以及14处苦路像等，圣堂内外装饰一新。1994年3月18日，洋泾浜圣若瑟堂（教外通称四川南路天主堂）被上海市政府公布为市级建筑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