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梁缨忆与父亲黄胄往事：一起去新疆写生

梁缨是近现代中国画大家黄胄（原名梁淦堂）的女儿，在“金毛狮，一张皮：梁缨个展”于苏州博物馆举办之际，梁缨近日接受了“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per.cn)的对话，就她与父亲黄胄的故事，海外留学经历对她的启发，以及父亲的艺术观念对她的影响。“我父亲是一个豪迈的人，有一种张力。他认为绘画应该直书胸怀，从生活中来。”她说。

梁缨，1961年出生于北京，曾在广州美术学院学习国画，1980年代留学德国汉堡美术学院。梁缨通过旅行和对自身周围的观察，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当代意味的“新表现水墨”作品。

她是中国画艺术大家黄胄（原名梁淦堂）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黄胄刚从西藏回京，三年自然灾害还没过去。她与父母关系和谐，曾跟随父亲前往新疆写生，去过江南考察。在梁缨看来，自己的艺术风格与父亲黄胄不同，但这点不同也是深受父亲艺术观念的影响。

澎湃新闻：您出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您与父亲黄胄也因此分分合合。可否谈谈那段时期，您和父亲的故事，父亲对您的艺术生涯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

梁缨：我出生于1961年，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出生的时候中印边境正打仗，父亲正在西藏工作。当时在北京一个鸡蛋一块钱，很贵。我奶奶是河北人，河北人最讲究孕妇吃鸡蛋，所以把家里的钱买来都用来买鸡蛋吃。父亲当时给我母亲寄了好多马肉干。

1965年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因为我父亲与邓拓的关系，结果变成了三家村的“马前卒”、反动学术权威、“驴贩子”。我们家文革初期就被抄了。当时我4岁，在北京万寿寺总政幼儿园。幼儿园老师就和别的小朋友说，“你们别和她玩，他们家被抄了，她属于黑崽子。”

后来，我在北京上小学，但转了好几次学。当时，父亲被叫去劳动改造了，不怎么能够回家了，所以我们都得跟着母亲郑闻慧。我母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住在出版社的宿舍，是一个大杂院里头，靠近公共卫生间的那种最不好的房子。大概1967年，母亲要去团中央五七干校，没法照顾我和二哥，就把我们寄养在她单位的一个司机家里。司机是工人阶级，家里有9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母亲每个月就给司机家里20块钱。那时候生活艰苦，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和一些菜团子。

那时候我们不能去看望父亲，但他每星期能有一天来看我们。父亲改造的地方是军事博物馆后面的一个桃园——就是现在的中华世纪坛，每星期天可以回来看我们一天。他早上4点出发来到我们这，下午4点再回去。那个时候，父亲来看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因为他常带着我们下饭馆、买糖炒栗子。“文革”后期，父亲也稍微自由了些，他告诉我，他看了三年的桃园：第一年看管得特别仔细，结果别人批斗他，说他偷桃；第二年，他觉得树上掉下来的桃子可惜，就捡起来吃了，人家也说他偷桃；第三年，他说树上哪个桃子好他就摘哪个吃。

1970年，五七干校开始接受子弟，母亲所在的团中央干校建立了五七小学，我们就到农村去跟着母亲。那也是一段幸福的时间。在那里有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报等。可以跟别的小孩一起游泳、扎猛子、逮王八、赶水鸭、追马蜂、粘蜻蜓、抓蚂蚱……

1972年落实政策后，大家都回城了，我也回到北京上学。由于母亲在农村还有些收尾工作，我跟着父亲，住在军博的一个宿舍里。1973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很多画家被邀请到外交部招待所（以前的六国饭店）画一批作品作为国礼。我当时一放学就跑到外交部招待所，李可染、李苦禅、黄永玉、吴作人等都住在那里画画，那时候与他们接触比较多。由于“文革”时期，我父亲赶过黎车、卖过豆腐、扛过大包，所以当时身体不是太好了，但创作热情依旧高涨。

一年之后，掀起批判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黑画展”，其中就有我父亲的作品。我父亲画的是我给他讲的在干校放牛的故事。当时我的干校在河南信阳，父亲画了一张水牛，背上坐着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儿，左上角有一行水鸟。黑画展上，别人讽刺他画得是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画上的小女孩看水鸟飞，暗示向往西方自由世界。我记得李苦禅画了墨荷8朵，别人说他是污蔑8个样板戏；后来李老说，“我都背不出8个样板戏是哪几个。”黄永玉画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被批为“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李可染的山水被批为“黑山黑水“，污蔑社会主义山水。我父亲还画了一张回过头的毛驴，被批是“走回头路”。

1977年，我父亲住医院了。他很有毅力，住院期间也在画画。当时倪志福还是一位机工劳动模范，给我爸爸做了一个画架，让他可以在医院里坐着画画。我父亲人缘非常好，那时候很多人求画。

那时候荣宝斋写了为我父亲平反的信，希望他的作品能在荣宝斋卖。记得荣宝斋里的人写的非常有意思，将“黄胄”同志误写为“黄胃”同志。后来我爸见到荣宝斋经理时说，“我在你们荣宝斋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1979年父亲出院的第一件事是去新疆,他最希望描写的是边疆生活。很早之前，美院就想请他去教书，父亲认为美院不自由，且总政不放人，部队可以经常去边疆体验生活。所以那一年，我和他一起从乌鲁木齐一直到喀什，前后待了半年。那是父亲第五次去新疆，也是我第一次去新疆。

《运粮》黄胄，1983年，炎黄艺术馆藏

澎湃新闻：生活在那个年代里，什么激发你去学画？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的？

梁缨：我初三的时候，父母怕我去插队，得学一门专长，所以我开始写大字，学习笔墨，临摹我父亲的收藏，包括陈老莲、任伯年、龚贤等人的作品。1977年恢复高考，我开始跟着母亲学素描，画速写。

我是1978年高考，但那一年中央美院没招生，所以我就去考中央工艺美院，结果没录取。因为考试有一道考题是在适合圆里画松竹梅，但当时我不懂什么叫适合圆。其实就是用松竹梅三种元素来画，从各个角度看都可以。我画的是只能从一个角度看，像团扇一样。之后就跟着父亲去了新疆，在那里写生。

新疆回来后，我父亲觉得我应该去上学，想让我去浙江美院。我父亲去了轻工业部的工艺美术公司做一个总顾问，我和他一起到江南，他陪我来到浙江美院，想看看教学环境。看完后他觉得浙江美院环境太好了，年轻人还是应该往边疆跑，等老了再来江南。那个时候可以画画了，围在我父亲身边的人也多，父亲也不希望我待在身边，所以我就去广州美院上学。

80年代留学热，很多人去了美国，我想去欧洲。我父亲他们这代人受德国艺术影响很大，如珂勒惠支等人描绘生活的作品，所以最终选择去了德国汉堡美术学院。

去德国前申请材料也是几经波折，期间也去了不少地方写生。在广州美院读书期间，我和高年级的学生去了广西苗寨，待了40多天。1983年，我在桂林写生，42度的高温天气热得难以入睡。后来，我和杨之光的女儿杨红一起去到当地的榕湖饭店。之前有文章写到这段故事：

“没有介绍信，也没有外汇券，两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姑娘就这么闯进榕湖饭店找经理。报上了父亲的名号，经理有些半信半疑，但仍要梁缨口头允诺了黄胄的一幅画，这才让她们顺利入住。梁缨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次年便去往德国深造。1984年，她收到母亲的长信告知，恰好第二年黄胄去桂林，知晓了女儿在榕湖饭店的君子一言，果真给对方画了一幅。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榕湖饭店经营不善，便送拍了这幅黄胄的《套马图》。”

澎湃新闻：留学德国后，西方艺术的熏陶对你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梁缨：海外生活给了我自由创作的空间。我在德国学习版画，后来我也将版画的色彩运用到宣纸上，也用到了丙烯等颜料。有一年暑假，我画了一批“日记”，受到了教授很大的肯定。从这个系列开始，我的创作都和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有关。

澎湃新闻：父亲如何看待你在西方所形成的艺术观念？你们的艺术理念有何异同？

梁缨：他从来不管我。他觉得我画得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他说我画得好是一种“讽刺”。他认为绘画是从生活中来的，要直抒胸臆。但我们所受的教育不一样，我和他说：我画的也是周围生活，并不违背你的观点。

我在德国还拍过纪录片，他看到后说，“你这样还拍成纪录片？”年轻时，我临过他画的那些少数民族，但从绘画来说，他不希望一个人画的作品像另一个人。

澎湃新闻：炎黄艺术馆是黄胄先生创建的我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大型艺术馆，里面存放了黄胄先生的收藏盒作品。可否谈一谈他的收藏？

梁缨：1966年之前，我父亲有很多收藏，有几十件，包括有龚贤、陈老莲等人的作品，也有宋元绘画。其中，有一张佚名的《粉鹰图》，他认为是宋代的，目前在炎黄美术馆。

“文革”时期，父亲怕这些东西被抄家，就委托故宫博物院保存。“文革”之后，故宫退回来大部分收藏，但留下了张师夔的《松鹰图》和边景昭的《竹鹤图》。目前炎黄博物馆的藏品都是我父亲的作品及收藏。可以说，我们一家人都在为黄老服务。

去年，母亲郑闻慧90岁了。我为母亲，以及周令钊、邓澍、侯一民、李化吉、常沙娜策划了展览“志同懿寿——贺六老寿暨作品联展”。其中，有我母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设计的书。母亲曾经作为美术编辑去征我父亲的稿子。有一本小儿书《奇怪的房东》是我母亲请程十发画封面，我父亲画内页，我母亲负责正文汇编的。

澎湃新闻：在您眼里，父亲黄胄是怎么样的人？

梁缨：我父亲是一个豪迈的人，有一种张力。大家称他是美术界的“大侠”，他很爱帮助别人。

80年代，刘海粟住在上海的小屋子里，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我父亲希望帮助刘海粟，以中国画研究院的名义给当时的市领导写了信，希望帮助解决上海的老画家的居住问题，生活问题。

澎湃新闻：这次展览呈现了你近几年的作品，你觉得和早期作品相比，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梁缨：早期回国后的创作多是画一些生活中的人和事，周围所见所闻，比较生活化。出国那么多年回来后，重新游历古迹，看过很多石窟、典籍，再思考中国的传统绘画，加深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