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秦代文物，填补了史书的三个空白，改写了《史记》

原创 看鉴君 看鉴

提到大秦帝国，我们总能想起兵马俑。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秦陵兵马俑背后体现的便是大秦武德充沛，始皇帝君临天下的气概。

然而，秦朝仅存在了短短十几年，相关文献史料较为缺乏，如何对秦朝政制和社会生活作更加全面准确的认知，是每个研究历史的人，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最早的乘法口诀表实物

“五九卌五，四九卅六……”，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乘法口诀表，比古埃及还早600多年。

它刻在竹简上，出土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1号古井里，因此被称为“里耶秦简”。

这个发现实在让人们欣喜，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荀子》、《管子》、《战国策》等传世文献中就有“三九二十七”、“四八三十二”的记载，古人称之为“九九乘法表”，但一直未发现完整的乘法口诀表的实物。

此块简牍的发现印证了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及其口诀表已经存在的正确性，并且在秦代已被熟练掌握并且运用在各种生产生活上。

“九九乘法表”从春秋战国开始，经过时间的流转，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小学数学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项，真可谓源远流长！二千多年前秦代的小朋友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千年后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依然在学着相似的东西。

里耶秦简3.8万多枚，数量是此前全国发现秦代竹简总和的10倍，总计20余万字，这么大的篇幅，肯定不可能光记载乘法口诀表。

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里耶秦简全景式展现了秦代县政运行及社会生活，填补了史料佚缺，专家学者认为里耶秦简的学术价值堪比殷墟甲骨和敦煌文书。

因此学界才会有“北有西安兵马俑，南有里耶秦简牍”这样的说法。

最早的“户口本”、“身份证”

我们知道, 秦献公十年也就是公元前375年，制定了户籍什伍之法，这个户籍什伍之法制定之后，才有了我们之后所熟知的户籍制度。

然而可惜的是，一直以来我们未能发现具体完整的户籍文书实物。

里耶秦简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出土了目前已知最早的户籍简，而这类户籍简相当于我们家中人人都有“户口本”，在秦代可不能称作“户口本”，他们叫做“户版”。

在出土的“户版”中，有一个少数民族称作“强”的家庭状况一览无余。

“户版”透露的信息有五栏：

第一栏：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

第二栏：妻曰嗛 第三栏：子小上造□

第四栏：子小女子驼 第五栏：臣曰聚伍长

从这里我们知道了，这家人户主叫强，是个“蛮”，也就是少数民族，他有着不更的爵位，还是是五个家庭的负责人。

他有一个妻子叫嗛，还有一个拥有上造爵位的儿子和一个叫驼的女儿，另外还有一个奴隶叫聚。

这也说明，在秦代，奴隶不是物品，是可以作为人计入家庭总人口的。

这种对家庭成员的记载和现在我们的“户口本”如此相似！

还有几种文书是专门记录个人信息的，比如“自占年文书”，这个文书就记载着个人的姓名、年龄、肤色、身高等信息，如：

“迁陵狱佐士伍朐忍成都谢，长七尺二寸，年廿八岁，白晳色。舍人令佐㝡占。”

该户主姓名谢，年龄28岁，居住地是迁陵县，身体特征：肤色白、身高1米65左右，经办者：一个叫佐㝡的人。

这和我们现在身份证上登记的信息几乎一模一样，可以说是大秦王朝的“身份证”了！

只是秦代没有照相技术，只能简单表述一下这个人的身高、肤色等信息。不管是前面的“户籍”，还是后面的“身份证”，都说的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户籍”与“身份证”实物了！

除此之外，简牍也显示，大秦王朝还对统治境内的人口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统计，包括任何县、任何乡的人口规模，男、女、老、少或者奴隶的数量、死亡人口数量就连迁移了多少人口、人口的身体状况也登记在册，可见大秦王朝对于人口控制的严密性。

如果秦始皇想要想要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兵或者天下有多少个老人，简直易如反掌！

延续千年的“通缉令”

有了严密的人口管理制度，那用来征税或者征兵是最方便不过了，当然还有一个层面，那就是社会管理。

里耶秦简中，有三枚秦简记载了一则“通缉令”，十分详细，而这“通缉令”在地下埋葬千年后，重新为我们认识。专家称之为“缭可逃亡”文书：

“廿五年九月己丑，将奔命校长周爰书：敦长买、什长嘉皆告曰：徒士五（伍）右里缭可，行到零阳庑溪桥亡，不智（知）外内，恐为盗贼，敢告。

缭可年可廿五岁，长可六尺八寸，赤色，多发，未产须，衣络袍一、络单胡衣一，操具弩二、丝弦四、矢二百、巨剑一、米一石五斗。”

这则简牍大概就是说，秦始皇二十五年即公元前222年9月的一天，官吏“买”和“嘉”向上级报告了一个叫缭可的士兵在零阳县的一座桥附近逃亡后，下落不明，害怕他为盗贼。

于是就详细的说明了缭可的信息，以便发布“讂”书追捕。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犯罪嫌疑人缭可，年龄25岁，身高大概1米56左右，褐红色的皮肤，没有胡须；逃跑时上穿麻布长衣，下穿单裤。随身携带兵器，具有攻击性；逃跑时还偷偷背了100斤左右的粮食。

这不仅让人猜想：逃亡时缭可带走了如此多的东西，可能这次逃亡是早已准备好的。

这个25岁的年轻士兵为什么逃亡呢？

是因为害怕上战场还是忍受不了秦部队的生活？他逃亡后的生活是怎样呢？是逃往山林，落草为寇了？还是偷偷回家看望妻儿或是最终被官府抓获了？

上边的所有疑问，我们都不甚清楚，留给我们的只有无限的想象。

然而，这样严苛的制度，如果执行力度还很大，百姓必然苦不堪言，增加社会的管理成本也是肯定的，

“缭可逃亡”文书只是大秦王朝逃亡人口的一个小小的个案，除此之外，里耶秦简课志、法律、徙薄等文书中记载了大量的逃亡人口，身份包括了百姓、刑徒、女婢甚至官吏。

这是不是也恰恰证明了大秦帝国的根基已经动摇，统治阶级内部也逐渐离心离德。

司马迁、班固之失，后世史学家之误

里耶秦简的出土，对我们研究历史的方法论也是一次启发，相比较文献，出土文物显然要更为真实。

一直以来，我们觉得司马迁是史学大宗师，代表了学界的良心，然而由于司马迁接触不到许多文物资料，使得他的作品也有失真之处。

里耶秦简有记录：

“迁陵以邮行洞庭”（简6－2）

“今洞庭兵输內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简1(16)5、6）

“□洞庭郡赋迁陵”（简9－2159）

第一个简是说迁陵县的邮件发往洞庭郡；第二个讲的是士兵输送的事，洞庭与巴郡、南郡并列，可见洞庭也是郡；第三直接点出洞庭郡的字样。

由上可以看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经设置了洞庭郡。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讲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其中并无洞庭郡的明确记载。

东汉以来，秦朝设郡的总数及其名目，就已经搞不清楚了，所以班固在《汉书》中对秦统一后的三十六郡进行了推测，但其推测中也无洞庭郡的记载。里耶秦简的出现指出了两位史学大家之失。

但之后，随着时间的发展，司马迁和班固不明确的记载，引起了后世史学家的曲解。

如，南朝时期的史学大家裴骃的《史记集解》直接说秦代三十六郡中有“长沙郡”与“黔中郡”，其后的史学家也基本延续了其看法，但是遍寻已公布的里耶秦简，其中并未出现“长沙郡”与“黔中郡”的记载，这个说法明显是错误的。

里耶秦简的出现弥补和纠正这个持续了千年的错误！

总之，里耶秦简为研究秦代基层社会状况带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真实的展现了2000千多前秦朝基层社会的生活风貌，一个县城浓缩于一片片木简中，呈现出最真实的秦代历史。

截止今日仍有3万多枚简牍内容等待专家、学者的研究、公布，相信随着简牍的陆续公布，秦朝的历史将会更加的丰富，让我们拭目以待！

原标题：《湖南小镇出土的一批秦代文物，填补了我国史书的三个空白，还改写了司马迁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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