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发家史：每一个角落都是市场

原创 高孟然 方塘智库

文丨高孟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博士生）

义乌国际商贸城开始躁动了，过去数月因疫情门可罗雀的店家门口突然熙熙攘攘的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大家争先恐后的交钱订货，店家以最快的速度提货发货。一订一发之间，像是心脏的一次用力的收缩，将物美价廉的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的摊位上。有个故事说大家都去挖金矿的时候，卖牛仔裤的人发了，因为采矿都需要穿结实的牛仔裤，而义乌就一直是那个卖牛仔裤的。

我从在义乌做博士论文的调研开始，就留心身边人与义乌相关的任何言论。最后我发现义乌非常有名，几乎所有人知道它，作为批发业皇冠上的明珠，义乌名副其实。

从义乌站下车到市中心的路上，我已感受到这里浓郁的商业气息，与我去过的所有城市大为不同，义乌少有封闭式的单元社区，这里遍布各处的都是6层左右的小楼房，而每一栋楼房的一楼都是门面或仓库。简单来说，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市场。我像是一个带着答案回头看题目的考生，对着这热闹非凡的街头巷尾，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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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换糖——义乌发家史

在义乌，人们都会跟你说“鸡毛换糖”的故事，来解释这个位于浙西山区平平无奇的小城市何以成为世界小商品之都。这个故事说的是义乌人由于土地贫瘠，发明了以大量鸡毛等动物毛发“塞秧根”来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因此，从明清开始，义乌便有人熬糖挑担去外地换鸡毛，人数逐渐增加，称作“敲糖帮”，至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有万人之多，足迹北至江苏徐州、南至湖南长沙、西至安徽安庆，范围很大。慢慢地，敲糖帮已不只是卖糖，还兼做货郎买卖百货，他们是最早的流动摊贩，是串联各地的毛细血管。

从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开始，义乌的敲糖帮失去了发展的土壤，沉寂了数十年，直至1980年代小商品市场的开启。

改革开放之初那几年中国涌现了一批带领大家吃螃蟹的风云人物：小岗村的十八位农户、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等，而在义乌，这位至今仍令人怀念的英雄是老县委书记谢高华。应民众的强烈呼吁，他领导义乌政府于1982年9月大胆作出了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这一决策使义乌市场的开放比其他地方领先了3—5年，成为全国最早摆摊的城市。这个时候的市场后来被称作义乌的第一代市场。

此后，历经数十年，义乌市场飞速进化，从简陋的露天摊位到1984年底开放的第二代市场，再到1986年开业的大型混凝土结构的第三代市场，再到1992年已位列全国市场榜首的第四代篁园市场，直至2002年开始建设并不断扩建的第五代市场，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一个拥有20万人、5万家商铺、50万种小商品的庞大建筑，建筑内有4层，从一区到五区单程长达5.5公里，基本上来回绕一圈，你就可以在微信运动里霸屏了。

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从敲糖帮到世界最大的商贸城，义乌这座摆摊起家的城市不愧为励志典范、摆摊界的王者。优秀的城市是由优秀的人构成的。在义乌，我常听到各类鲜活而又传奇的励志故事，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摆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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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精神小伙：从摆摊到人生赢家

在义乌，摆摊非常方便，这里不仅外来人口多、消费力足，关键离货源只有一步之遥。许多人通过摆摊积累了创业启动资金。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义乌本地的大学，在这座被称为“市场上的大学”里，师生们津津乐道于众多“骑着单车进来，开着宝马出去”的逆袭故事。2009年，义乌工商学院“淘宝班”对外招生，据说这里的学习氛围与普通大学很不同。大家在一起并不讨论论文学分和绩点，主要话题是最近上了什么爆款、又有什么差评等，这里的老师必须要亲自做自己的淘宝店。杨甫刚复读两年后考入义乌工商学院，从摆摊开始到进军网店，最后毕业时开着凯迪拉克离开。年轻人们从上学就开始练摊儿，学校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网络、培训乃至仓储，他们汇聚在附近一个叫青岩刘的城中村，2014年李克强总理到访后称赞其为“网店第一村”。

2019年义乌全年小商品市场实现交易额4583.1亿元，数额超过了许多三线城市的GDP。走在义乌市场里，各种宗教的法器和谐共存，各类风情的旅游纪念品任你挑选，5元一件的纯棉T恤、10元一双的流行运动鞋绝对都是摊场杀器，各种令人惊奇的玩具满天飞，仅百元的无人机操控灵活、拍摄清晰，摊主们置身其间不禁血脉喷张，恨不得立刻拿到自己摊位上，成为夜晚路边最靓的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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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全球地摊圣地

曾经，因为“义乌小商品指数”成功预测特朗普当选让义乌着实火了一把，哈哈一笑之后，人们不禁对义乌商品的辐射能力印象深刻。事实上，“义乌指数”是全球日用消费品生产贸易价格变动的“风向标”。

作为国际小商品之都，义乌是全世界地摊界的圣地。2019年义乌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2967.8亿元，其中出口2867.9亿元，当年外商出入境53万余人次。这些巨大的数字背后是全世界摊主们的奋斗与梦想。

香港中文大学的麦高登教授将义乌作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之一，所谓低端全球化是与大型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全球化相对比，在他看来，义乌为穷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能负担得起的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对全球的重大贡献。

我在义乌认识的外国朋友里，有做农具贸易的阿富汗商人、五金贸易的摩洛哥人、箱包贸易的韩国人等等。看到他们提着蓝色透明塑料袋穿行在市场各个角落的样子，你简直可以想象这些商品出现在异国摊位上的情景。外国朋友们告诉我，在义乌买货很方便，你要做的只是带着钱来这里。对于签证时间紧凑的外国商人来说，白天逛国际商贸城、傍晚逛五爱库存市场，基本上想要的各类商品、各种价位，从袜子到发电机，都可以很快采购齐全，而出口和运输的工作都有人代劳。庞大的产业链不仅提供了便捷的服务，还有基于规模效应的低廉价格。

在这里，有提着手提箱带点东西回去创业的新手，也有为摊主们提供批发的中小企业。义乌独特的赊账传统为流动资金有限的商界萌新们提供了白手起家的机会。

近些年，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人对商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使得在义乌越来越多地出现外贸品质不及内销的情况。因此，就像一位伊拉克商人跟我说的：“义乌的货并不是质量差，而是你出什么钱就能买到什么质量的产品。想买10分质量的货也买的到，只要你愿意出10分的价格就可以”。许多经济尚不发达国家的平民，只能负担“地摊货”，义乌为他们提供了这个选项。然而，义乌的“10分货”也越来越多，直接出口欧美的跨境电商正在迅速发展。

义乌不仅有给母国地摊供货的商人，还有扎根这里追求梦想的老铁。埃及人穆罕穆德，他给自己起了中文名雷锋，91年的他在义乌已是老牌摊主了。他从4年前开始摆摊榨果汁，每天夜幕降临后，在宾王路上与卖土产的老奶奶相邻出摊，两年后他学会了正宗的普通话和义乌话，租了门面，梦想再攒钱开个大饭店，把家人都接过来。

摆摊之所以常被轻视，大抵是因为这个行为本身违反规则，且摆的货也不高端。然而，规则需要付费，高端也只能服务少数人。在许多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地摊不仅接纳了无业的底层民众，甚至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它为规则内处于绝对劣势的人们提供了糊口的门路和翻身的机会。

中美贸易战的时候，许多朋友忧虑中国的发展前景，我却十分乐观。在义乌待久了，你便能感受到从摊主到官员都有着强烈的创新意愿和实干精神，他们从一片山地中建造了这座繁华的国际化都市，一直在与忧虑共处中成长。我看到那么多国家的人民如此需要中国，他们在这里过日子、摆摊、追梦，就知道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会缺朋友。

参考文献：

Mathews G, Lin L D, Yang Y. 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谢高华：《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载浙江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小商品大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创业者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义乌县志编纂委员会：《义乌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何显明. 市场体系发育过程中有效政府的行为模式——基于浙江义乌的个案研究[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7(6):46-54.

《地摊经济拉动新兴城市》. 环球科学. 2011年10月刊.

原标题：《方塘城市评论丨义乌：一个靠摆摊就能发家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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