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而言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过去10年里，国际上一种新的提法——“中等收入陷阱”引起了经济学者、新闻媒体、政府官员、国际组织甚至普通民众的关注，成为流行概念。百度指数或谷歌趋势显示，对这个提法的关注度从2007年起不断攀升，直到2015年后才有所回落。如果搜索两个主要英文学术论文库（WebofSci-ence，EBSCOhost）和一个主要中文学术论文库（中国知网），就会发现，至今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仍是方兴未艾。

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陷阱”并不是一个新词，“马尔萨斯陷阱”“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贫困陷阱”便是耳熟能详的例子。严格地讲，“陷阱”至少应该具备三个特征：（1）存在一种自发延续与自我加强机制；（2）处于持续的稳定状态；（3）难以突破。

如果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过什么陷阱的话，低收入或贫困肯定是一种陷阱。人类历史已长达300万年，但直到大约200年前，经济增长极为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多大变化，除极少数靠剥削、压迫他人为生的富人外，绝大多数人恐怕一直都生活在贫困状态。

18世纪下半叶爆发工业革命后，世界各地才出现“大分流”，其标志是有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开始加速。荷兰是1827年率先从“低收入”跨入“中低收入”门槛的经济体，也许是全球第一例。在随后半个世纪里，英国（1845年）、澳大利亚（1851年）、比利时（1854年）、新西兰（1860年）、美国（1860年）、瑞士（1868年）、乌拉圭（1870年）、丹麦（1872年）、法国（1874年）、德国（1874年）、奥地利（1876年）也相继进入了“中低收入”俱乐部。低收入陷阱或贫困陷阱明显符合上述三个特征，因为人类花费了几百万年才摆脱它，的确是地地道道的陷阱。

那么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呢？如果我们回看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但今天往往被人遗忘）会发现，这种陷阱似乎也是存在的。以荷兰为例，它于1827年跨入“中低收入”门槛，但直到128年后的1955年才进入“中高收入”群组。美国在“中低收入”阶段停留的时间短一些，不过也足足花费了81年（1860—1941年）。

对这些国家而言，从“中高收入”阶段进一步过渡到“高收入”阶段也十分艰难。美国花费了21年（1941—1962年），加拿大花费了19年（1950—1969年），澳大利亚花费了20年（1950—1970年），新西兰花费了23年（1949—1972年）。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中等收入与中高收入两个阶段），长达百年之久，甚至更长。不过，这些国家历尽艰辛，最终还是跳出了陷阱，进入了高收入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未必具有普世价值。它们曾经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意味着后发经济体也一定会重蹈覆辙？在一篇于2004年发表在《外交事务》的文章里，当时在美国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杰弗里·格瑞特提出一个论点：中等收入国家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地——技术上比不过富国，价格上拼不赢穷国。为了论证其观点，格瑞特按1980年人均GDP将世界各经济体分为高、中、低三组，然后计算各组在其后20年（1980—2000年）的人均收入增长情况。结果他发现：中等收入组的增长速度（不到20%），既慢于高收入经济体（约50%），也慢于低收入经济体（超过160%）。3年后，在题为《东亚复兴：有关经济增长的看法》的长篇报告中，世界银行的两位研究人员引用了格瑞特的文章，并首次使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几年后，这个概念一下子火爆起来，不少人听到它便想当然地认为，高收入经济体已修成正果，低收入经济体的“起飞”相对容易，只有中等收入经济体很可能会落入增长陷阱，且很难跳出陷阱。

其实，格瑞特和世界银行报告的作者都不曾在严格意义上使用“陷阱”这个概念，前者根本没有提及这个词，后者在10年后发表的反思文章中解释：他们原本的意思只是，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能落入增长停滞的陷阱，而不是说中等收入经济体一定会比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更容易落入增长陷阱；这种陷阱存在于各种收入水平，从低收入到高收入。他们澄清，“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说法、一种预警，为的是激发有关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方式的讨论，但这个提法缺乏严谨的定义，也没有像样的数据支撑。

中等收入经济体之所以在21世纪初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原因有二：一是与战后初期相比，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124个有连续数据的经济体为例：1950年时，其中80个是低收入经济体，41个是中等收入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只有3个；而到2013年时，低收入经济体的数量降至37个，高收入经济体增至3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量成为大头，达到54个。尤其是在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比例更高，涵盖了亚洲发展中国家95%以上的人口。二是现有经济理论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理解低收入经济体（大约10亿人口）的发展，有索罗增长模型；理解高收入经济体（大约10亿人口）的发展，有内生增长理论；但对理解中等收入经济体（大约有50亿人口）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理论或模式。因此，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的执笔者10年后说，“中等收入陷阱”与其说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注定的命运，不如说是经济理论上“一个无知的陷阱”。

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的始作俑者都不曾在严格意义上使用“陷阱”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陷阱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呢？格瑞特提供的证据事后被证明不足为凭。有研究者用更新的数据重新计算了各类经济体在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发现中等收入经济体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格瑞特描绘的那么大。如果采用与格瑞特不同的指标划分高、中、低三类经济体，这种差距则会完全消失。可见数据与尺度的选择可能严重影响研究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即使沿用格瑞特的划分指标，无论是在1990—2010年间，还是在1995—2015年间，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比高收入经济体更高。也就是说，从某个时段看，陷阱似有还无；换成别的时段，根本不存在什么增长陷阱。

世界银行在上述2007年的报告根本没有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任何证据。不过，它在2013年出版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展示了一张图（见图1），作为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后来被很多人广为引用。该图依各经济体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比重将它们划分为低、中、高三类经济体，它试图告诉读者：世界上在1960年时已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

图1：“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

然而，只要对这张图稍做推敲，就会发现其立论基础十分脆弱。

首先，它对“中等收入”的定义过于宽泛，包括所有人均GDP相当于美国水平5.2%—42.74%的经济体。结果，1960年时，全世界只有区区12个低收入经济体，其中还有两个已站在中等收入的门槛上。而到了2008年，低收入经济体的数量却增加到30余个，完全有悖常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1960年时中国已经被划入中等收入的行列，从而推导出中国从1960年到现在一直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结论。

其次，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3个经济体中：毛里求斯（126万人）与赤道几内亚（74万人）其实“仍具有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特征”；以色列只有836万人，而中国香港（740万人）、新加坡（585万人）、爱尔兰（484万人）、波多黎各（370万人）的人口更少，葡萄牙与希腊人口也刚刚勉强超过1000万，都属于小型经济体；且早在1960年，以色列、爱尔兰、日本离高收入的边界已经只有咫尺之遥。如果排除这10个经济体，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毕业生”只剩下中国台湾、韩国与西班牙。这恐怕并不是世界银行这份报告起草者希望看到的结论。

最后，低、中、高是相对概念，采用相对标准不无道理，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世界银行这张图的参照系是美国的人均GDP。换句话说，在这张散点图中，凡是2008年的点位比1960年提高的经济体，其人均GDP增长速度都快于美国；只有点位下滑的经济体，其人均GDP增长速度才慢于美国。用1950—2017年的数据计算，在此期间，美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是2.05%，与其他100个有连续数据的经济体相比，其速度居中，列第52位，增速等于或低于0的经济体只有7个。除非认定美国在这几十年间落入陷阱，否则，我们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断言，那51个人均GDP增长速度快于美国的经济体落入了某种陷阱：如果美国和这些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后者逼近、跨过高收入标线甚至超越美国都是可能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前面提到今天那些高收入国家曾经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大多数后发国家并没有重蹈覆辙。很多人一谈到中等收入国家，马上就会联想到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仿佛这几个国家的经历就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宿命。拉丁美洲确有几个国家很早就进入中低收入阶段，如乌拉圭（1870年）、阿根廷（1890年）、智利（1891年）、委内瑞拉（1925年）、墨西哥（1942年）、巴拿马（1945年）、哥伦比亚（1946年）、巴西（1958年）。到目前为止，只有乌拉圭和智利于2012年迈入高收入的门槛，阿根廷也曾短暂进入这个门槛，其余国家仍停留在中高收入群组。但拉丁美洲只是世界的一个区域，其经验未必具有代表性。

有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后发国家的增长速度普遍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快。在124个有连续数据的经济体中，到2013年，共有45个完成了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其中36个经济体在1950年或之前已完成过渡，剩下9个在1950年以后完成过渡。前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最长的是荷兰（128年），最短的是以色列（19年）；后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最长的是哥斯达黎加（54年），最短的是中国（17年）。如果把45个经济体放在一个散点图上，横轴是进入中低收入的时间（年份），纵轴是过渡时间的长短（年数），然后画一条回归线，可以清楚看到两者呈负相关，具有统计意义，斜率达-0.6，表明进入中低收入的时间越晚，过渡期越短：前一组过渡期的中位数是64年，后一组过渡期的中位数是28年，不到前者的一半。如果把这45个经济体一并考察，过渡期的中位数则为55年（见图2）。

图2 进入中等收入的年份与停留在中低收入的年数

在这45个经济体中，到2013年，共有30个（绝大多数是欧美国家）完成了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其中5个经济这份研究的判断与世界银行的判断不一定完全吻合。体在1950年或之前已完成过渡，剩下25个在1950年以后完成过渡。前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最长的是新西兰（23年），最短的是瑞士（14年）；后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最长的是阿根廷（41年），最短的是中国香港和韩国（7年）。用这30个经济体做出散点图，也可显示一条具有统计意义的负相关回归线，斜率是-0.24，表明进入中高收入的时间越晚，过渡期越短：前一组过渡期的中位数是20年，后一组过渡期的中位数是14年，这30个经济体的过渡期中位数则为15年（见图3）。

图3 进入中高收入的年份与停留在中高收入的年数

对这45个经济体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澄清在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误区。有些人会不经意把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作为是否落入“陷阱”的标杆，似乎只要过渡期比它们长，就表明已进入“陷阱”。其实，正如拉美国家是特例一样，这些东亚经济体也是特例。欧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包括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阶段）普遍停留很长时间，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最终进入高收入阵营。后发经济体的过渡期普遍比欧美国家短，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那些后发国家一定会落入陷阱呢？如果硬要为落入陷阱设定时间标准（持续的稳定状态），恐怕应该考察一个经济体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期是否比55年还长，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期是否比15年还长。拿这两把尺子衡量，的确可以找到一些久陷中低收入或中高收入阶段的例子（如一些但并非所有拉美国家）。不过，更多的经济体（如大多数亚洲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虽然仍未过渡到下一阶段，但一直在砥砺前行。既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大概率事件，完全没必要谈虎色变，认为中等收入就是一道难以迈过的坎儿。

中国的崛起是一部当代世界的伟大史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国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不要说与周边的国家与地区比，就是与以贫穷落后著称的非洲国家比，也远远落在后面。当时，在有数据的25个非洲国家中，21个国家的人均GDP比中国高，且不是高出一点点，而是高出很多。例如，当时安哥拉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0倍之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为改革开放后四十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经济基础。不过，即便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仍然不足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依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终于在1999年摆脱了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贫困陷阱，从低收入迈入中低收入阶段。十几亿人摆脱贫困本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事件，但国际上总有一些人希望看到并预测中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从中等收入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特殊的阶段，要比从低收入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复杂，中国在这一阶段将面临方方面面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对现阶段的中国发展具有警示意义。另一方面，本书列举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量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中国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从1999年中国进入中低收入阶段后，时间已过了20年。站在这个节点上，展望中国迈向高收入的前景，我们有十足的信心，未来的基本方向就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在未来10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人的这份自信绝不是虚幻缥缈的玄想，而是靠扎实的数据支撑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在中低收入阶段仅停留了12年（1999—2011年）便跨入了下一阶段——中高收入阶段。前面引述的另一份研究也表明，与其他任何有历史数据的经济体相比，中国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期最短。在过去100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期一般会比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期长：前一个过渡期的中位数是55年，后一个过渡期的中位数是15年。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依旧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的态势。这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完成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期不会超过15年。换句话说，从2012年中国迈入中高收入阶段算起，到2025年左右，中国就将完成跨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其实，中国的很多省份已经为这种成功跨越提供了范例。众所周知，中国31个省区市中有27个人口超过1500万，其中最大的3个省（广东、山东、河南），人口达到一亿上下，放到世界范围，这些省区市的人口规模都相当于中型国家或大型国家。判断中国整体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可以先看看各个省区市的表现。截至2015年，中国已有5个省区市（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达到高收入水平，其中江苏、浙江人口规模超过韩国，上海人口规模超过台湾。与此同时，广东、山东、辽宁、福建、内蒙古等省区市的人均GDP也已经超过10000美元，接近高收入的门槛。这两类省区市按常住人口计算合计为5.078亿人，占中国总人口（13.746亿人）的比重为36.9%，相当于欧盟的总人口（5.096亿人），相当于美国总人口（3.214亿人）的1.58倍。既然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或接近高收入阶段，那么其他省区市跨越中等收入水平、迈向高收入阶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王绍光著，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