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印第安小商贩与墨西哥乡民社会

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论述了商业让民富以及兴商的治国之道。他将农工商虞放在同等的位置，“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流通是民富和民心归顺的基本保证。经商是极其灵活的，“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这边的货品贵，商人会从其他地方采购，这边的货品便宜，商人以高价在其他地方售出，且贵贱并不完全是人为操纵所致，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律，重要的是“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保障商品流通的运行。商是依靠商人的营销实现的互通有无和利润滋长的市场交易。司马迁感慨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然而将商业放在乡民社会的视野，浮现的是17世纪以来封闭的乡民社会，与商品经济交换相得益彰，乍看是“小资本主义者”，也可以看作是小农经济嵌入国家政治和殖民经济发生的复杂演化。它们表现出乡民社会的多种形态，而小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是农民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的适应性选择，创造出更具市场导向的生存之道。费孝通、沃尔夫、格尔茨、葛希芝等人均从他们各自的田野出发，覆盖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聚焦中国乡村的小资本主义者经济形态，而忠诚于小资本主义与乡民社会关系探讨的，莫过于沃尔夫、格尔茨、葛希芝等三位美国人类学家。有意味的是，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人于1930年代就开始了乡土社会的田野调查，形成了乡村共同体的“百花争鸣”理论盛景，通过雷德菲尔德等人的引入，正式提出乡民社会转型的命题以及“大传统、小传统”的认知框架，才催生了后来者例如格尔茨和沃尔夫基于东南亚爪哇和中美洲田野的乡民社会的理论成熟。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是站在费孝通等中国乡土社会先行者的肩膀上实现了人类学“向前一步”。

一、殖民经济的晚近产物——乡民社会

艾瑞克·沃尔夫将他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期间和西敏司等人一同研讨的种植园经济，以及他们共同参与斯图尔德发起的“波多黎各项目”的种植园田野调查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付诸他在《撼动大地之子》对墨西哥乡民社会的精湛论述与发现。其中，他对17世纪以来形成的墨西哥乡土社会进行了细致的民族志描绘。

乡民社会以家户为构成基础。家户由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履行宗教、政治责任并维系家庭成员的生计。尤其是生计，正是因为宗教政治生活的参与问题是在家户范畴提出并解决的，所以日常经济决定就发生在家户层面。如何更好地维持生计，计算盈亏，节省开销，种什么作物更合理等等就是农民要算的“经济账”。这种家户经济行为很容易被西方学者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来对待，沃尔夫对塔克斯（Sol Tax）形容印第安人的话：“小资本主义者”（penny capitalists）不尽同意，指出印第安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贫穷的非印第安墨西哥人或瓜地马拉人是因为他在文化上区别于他们，强调他虽然在资本市场中不受限制地售卖产品，但他不是资本家，他的经济目标不是资本积累而是在他的共同体的宗教和政治体系中维系并参与（Eric R. Wolf. 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9, p. 224）。他的首要目的是维系生存，一旦他从市场中获得剩余，他会把剩余用于宗教仪式。他参与国家经济的质量和商业农民、工业工人或企业家明显不同。

其次，个体自发的经济参与行为并非是“自由”选择生产和买卖的结果，而是生产专业化的产物，这也就是沃尔夫后来在《乡民社会》中所说的“环节市场”（sectional market）：带自己的产品到定期市场售卖，就像太阳系的星星围绕太阳一样，各自依赖其他社区成员所生产的产品，地区分散，各自形成各个的社区（艾瑞克·沃尔夫：《乡民社会》，张恭启译，巨流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55页）。正如沃尔夫所描述的，“可苦丘做陶器，塔拿可纺织龙舌兰纤维，帕让秋做木工和棉布，拿华坛纺织羊毛，乌染盘涂葫芦，三塔卡拉德科波生产铜打物件。”印第安市场琳琅满目、无所不包，是异质性的，而售卖东西的小贩所属社区则是高度同质性的，市场上出现的一个场景是售卖相似类型的小贩们往往排成排，依次展示他们的物品。

二、前征服时期的中美洲历史以及政权更迭

尽管墨西哥乡民社会是西班牙殖民经济的晚近产物，尽管它的土地耕作模式、生计获得方式、宗教信仰和前殖民时以灌溉农业为中心的生态、地理和城市文明有着巨大的变化，确切说被殖民者切断了印第安文明的文脉，不过丰富的印第安文明却是高度杂糅的现代社会无法否定的共同体想象和民族性来源。

《撼动大地之子》基于沃尔夫1951-52年的墨西哥之旅，展现了中美洲前殖民时期的悠久文明以及中心与边缘之间在动态中完成的国家统治过程。墨西哥王朝扩张经过了三个阶段，到1500年在三角同盟关系之上实现了墨西哥霸权。和麦加的战略地位相似，特拉克潘（Tlacopan）不过是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an）和德斯科科（Texcoco）之间的缓冲地带（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pp. 133-134）。墨西哥王朝信奉的神是“左翼蜂鸟神”、四方神等，配合以壁画、雕像和祭祀神坛建筑。沃尔夫在论述西班牙在墨西哥、中美洲地区的殖民进程中，设定了前（pre）和征服时期和后（post）的时间节点，时间坐标的移动和生产方式的竞争与变迁相互平行，而新技术的引入又成为生产方式嬗变的支持条件。但该书的叙述张力又来自生产方式和国家统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生成关系。他强调宗教神职人员等特殊专家在构建“精神文明”发挥的发言人（speaker）作用。他们需要思考：将每个多种多样的神的化身函括进来，投射到最具函括性的神的化身，形成系统的万神殿，使其具有普适的一致性和智识性（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p. 147）。万神殿不仅包括神圣的宗教象征体系，还包括占卜体系以及解释宗教教义的教派。不过帝国的独裁在一神论的宗教统治意志的实现方面仍旧是有限的，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新大陆之后，他们着手实现思想的征服，即天主教的改宗和渗透反而要比墨西哥王朝成功得多，至少实现了仪典的标准化（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p. 160）。福斯特将征服者的文化称为“自成一体”的（sui generis）。在没有“上帝”的新大陆土地上，天主教信仰传递新的思想和解释、乃至因地制宜的宗教改革，当然离不开修道士（friars）的努力。

文明和民族性的形成同样包含了内部复杂的族群关系，而这一复杂的族群关系在西班牙人进入新大陆以来发生的突变：西班牙侵略者运用骑兵、大炮和步兵团攻破了墨西哥古都：特诺奇蒂特兰城，但是没有印第安人的助攻，西班牙人是不可能赢得军事胜利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西班人吞噬：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目的行事，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西班牙人开始和印第安人疏离并充满敌意（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p. 156）。

《撼动大地之子》英文版书封。

三、乌托邦的征服与撤退

“我有土地、金子和印第安人”，很快，西班牙殖民者在安第斯山脉开采矿业、开垦适合做面包的谷物农业、发展畜牧业、在低地种植甘蔗、制作烧酒和chocolatl（一种热可可饮料）、提取靛蓝和胭脂染料、获取兽皮和动物油脂、发展制造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土地面貌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与土地的关系。西班牙征服者通过东海岸的韦拉克鲁兹（Veracruz）和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将旧大陆与新大陆连接起来，搭建了跨越海洋的桥梁（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p. 186）。新大陆的开发给西班牙征服者带来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同时重塑了征服者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形成两种用工制度：奴隶制和托管制，同时也是作为与西班牙宗主国皇室相关联的贡赋制偿付机制，人被当作商品，卖给矿场、糖厂和农场，被作为可消费的资源来使用。不过在势如破竹的财富攫取和权力增长趋势中，西班牙人遭遇了流动的游牧部落民众，他们抢劫、袭击西班牙人向北方边疆挺进的堡垒，经过头疼的镇压后，通往新墨西哥的大走廊落到了西班牙征服者的手中。矿场、畜牧养殖场和种植小麦和玉米的农场相互关联而衍生出新财产样式，聚集在高原地带，广袤无垠、人口稀薄，四周围绕的是印第安狩猎和采集部落。自愿前往北方边疆寻求劳动机会的是逃避城市、腹地贡赋制压榨的自由民，“他们是可以被任何边疆吸引的典型流动人群”，在这里出现了工资劳动，替代了以往的奴隶制。北方的扩张得益于大资本家、矿业、牲畜喂养和商业农业的日益富庶。由于殖民者在高原、大草原开辟的粗放型畜牧经济，对印第安人已经习惯的依赖精耕细作密集型农业产生破坏，印第安人在食物获得方面承受了巨大的牺牲，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羊吃人”悲剧同样在这里上演，人与地的不平衡关系加剧。

被剥削的印第安人感受不到他牺牲的意义，仅仅在宗教形式上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但从心底感受不到耶稣的救赎。更大的灾难是印第安人无法对天花、麻疹、疟疾等热带传染病免疫而发生了大批量的疾病和死亡。西班牙人对金银的贪婪和对矿产的开采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的劳动剥夺基础上的。16世纪末丰富的地表矿产已经被开采殆尽，西班牙人又增加劳力开采不那么容易获得的矿石，矿业产量不断下降。作为连锁反应，矿业的副产品畜牧养殖陷入困境，食物供应经历了平行的下降，西班牙殖民城市不得不建粮仓以度荒年。疾病和死亡夺去了丰收时期抢收和加工经济作物所需人手，丝织业生产受到打击并衰落，可可生产亦见证了相似的命运。伴随无限扩张的泡沫爆发，欲望驱使的无限财富的乌托邦梦想也一并破灭。

乌托邦撤退后的新大陆依旧延续着它的生活，然而又可以看作是金银时代的衰退产物：作为征服者的工具——种植园（hacienda）和作为被征服者的工具——杜斯印地乌斯（republica de indios），即与被种植园经济剥夺而又依附在其支配之下的偏远的印第安乡村群落，它们和种植园对劳力的支配方式：劳力偿还债务（peonage）有密切关联，只不过不是隶属于种植园的农奴，而是周边拥有一定宗教、政治权利的乡村共同体。种植园一改以往向西班牙皇室纳贡、服膺皇室利益的殖民地对印第安人力的控制方式，而是采用土地所有权概念，通过尽可能地剥夺印地安人的土地而实现一种近似本土“西班牙皇室容器”的殖民单位（西班牙语encomendero）。劳力偿还债务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化为债务公司，由债务公司灵活雇佣季节性劳动力。在这种殖民经济的秩序下，印第安人聚集地成为乡村共同体，印第安人除了沦为农民（peasant）别无他法。

种植园衍生的印第安乡村符合沃尔夫对乡民经济定义的两个基本要义：1.剩余（surplus）用于偿付宗教债务、履行宗教义务，因为宗教仪式在乡村是轮值的，一个人有可能用两到三年的劳动所得才能负担得起由他发起的宗教仪式，宗教耗费又让财富积累变得不可能，让村民保持在“共享贫困”的平衡中。沃尔夫生动地阐释了“宗教散财论”的乡民经济伦理。2.它是政治与宗教相互依赖的高度同质化的封闭社区。基于土地，乡村共同体拥有司法裁判权，规定婚姻是族内通婚的，土地不得卖给外人，公地可以自由放牧，不得私设篱笆等种种限制。在后来的《乡民经济》中，沃尔夫将其明确命名为封闭式法人社区（closed corporate community）。

四、沃尔夫的乡民社会的思想端倪与演进

可能是成书较早，沃尔夫还未提出与“环节市场”相对的“网络市场”概念，即乡民社会纳入更大的市场体系的方式，乡民要和中间商、掮客等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原材料转化为资本元素，“哥伦比亚种的咖啡可能上了英国人的餐桌”，商品价格市场波动较大。在该书当中，沃尔夫只是明确意识到乡民社会不可能永远这样自我封闭、通过村落成员权的种种限制实现自己的共同体目标。它置身于国家经济之中，为了自我维系下去，它不得不给市场提供劳力和商品，将它的子女“赶出去”，勉强保持自我平衡。这部分人成为迁徙劳工，“在太阳下没有自己的位置”。不仅如此，为了维系生存，乡民也在弹性地自我剥削，男人利用农闲时间参与种植园的雇佣劳动，这部分工资劳动作为家庭生计的补充。沃尔夫认为乡民参与更大的市场的经济活动是西班牙殖民者撤退后将新大陆与世界体系联系在一起的边际效应，贫穷是共享贫穷的，风险是共同承担的。它是17世纪殖民者侵蚀后乡村主义的产物，它被殖民者切断了和前征服时期国家文明的联系，“传统是缺席的”，因此沃尔夫认为，虽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是共生的（symbiosis），但这种联系不是新的有机综合（synthesis），更多表现为地方性展演的。后征服时代的社会不仅仅从印第安与非印第安之间的裂痕深受其害，而且也阻塞了具有自发的文化创造性的子孙后代。沃尔夫用“文化衰退论”的论调来论述乌托邦撤退后的安第斯山脉、中美洲所陷入的“文化失忆”空虚、乡民经济的边缘化处境以及新的文化增长被抑制的总体萧条状况。这种悲观的消极的论调无不弥漫在乡民经济的论述中。换言之，沃尔夫相信，乡民经济纳入世界体系的边际效应是殖民时期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建立的共生的文化机制的产物。

往前追溯，沃尔夫在1957年发表的“中美洲和中爪哇岛的封闭法人农民社区”一文中，将中美洲和中爪哇岛的两个封闭的农民社区进行比较，它们均是西班牙人或荷兰人殖民的产物，并进一步抽象为经济与社会的二元化（dualization）：一个占优势的具有企业精神／企业性质的领域和一个受控的当地农民的领域的产物。它表现为农民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越来越依靠土地获得“安全阀”，其结果是乡民社会陷入劳动密集化的恶性循环。封闭的农民社区显然是被设计出来的，二元化社会与行政领域的二元化高度契合，乡民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被排斥到产生剩余价值的经济生产之外，其解释似乎只能是为了“更好地被压榨”。“一旦二元化的行政管理制度开始运作，殖民者本身就发现，他们往往可以利用这种制度为自己谋取利益”（Eric R. Wolf. ”Peasant Communities in Mesoamerica and Central Java”, in Pathways of Power: Building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156）。有意味的是，格尔茨在《爪哇农业的内卷化》虽然论证了荷兰殖民者对糖的需求是爪哇农业内卷化的根源，不过他更多地潜入爪哇灌溉社区内部发掘“共享贫困”的文化体系是如何作用于乡民社会的观念和行为的。沃尔夫和格尔茨于田野焦点的交汇、重合反而映照出他们对文化的认识分歧。

沃尔夫对共生的文化机制的观点也包含着乡民适应更大的市场体系拥有自我调节的弹性，不过这种弹性是有限的，它面对波谲云诡的市场变换的反应是滞后的。因此，在1966年出版的《乡民社会》中，沃尔夫又增加了一个观察维度：乡民社会的结合方式。他将征服后的安第斯山和中美地区，划分为水平的／多元多线，垂直的／二元单线关系附加二元多线关系。这些社会“全都有利于法人社区结构的存在。在这些社会中，交换关系是经由互惠的劳动关系或环节市场体系。虽然网络市场可能存在，但不是重要的”（《乡民社会》，第116页）。沃尔夫以更加包容性的全球视野讨论乡民社会的多样性，其目标是更加细致地观察乡民社会与外在世界建立的复杂关系，不仅是衰退，而且还有生长和创造的迹象。关于乡民社会的未来，沃尔夫论述了土地改革与农民的矛盾：土地一旦分给农民，农民就易于“抓着一块不放”，这让国家革命停滞不前。显然，土地改革依据国家建设的现代化目标而变通、没有统一的方案或模式。例如墨西哥革命的意义并不在土地革命，而是打破印第安人的封闭法人社区，减少它们的独立自主性，让国家的政治机构和村落的政治组织者产生联系（《乡民社会》，第120页）。不过乡民社会的传统并不会被全球化淹没，沃尔夫以更加形象的比喻形容乡民社会与国际市场的并存关系：“我们可以将市场体系想象为倒置的生日蛋糕，一层压一层，虽然外在的市场网络影响地方的交易，但并不能使它们完全解体”（《乡民社会》，第64页）。

沃尔夫将乡民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看作是乡村社会不得不和外界打交道的衍生性功能，仅仅流露出初级市场的雏形，揭示了农村集市根植于乡民社会的乡土来源。而他所论述的社会、经济的二元化并不仅仅是经历了西班牙殖民的墨西哥社会的遗留特征，颇有启发的是对中国城乡结构二元化的结果——迁徙劳工的观察，它不仅仅指的是农民工群体，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对于远离家乡在大城市工作打拼生活的人而言，均多少具有社会、经济二元化结构的特征，其区分是出卖劳动力被雇佣的程度、户籍制度设立的隐性门槛以及祛除亲族和人情关系的“无情”程度。但是无论迁徙劳工的阶层包容度有多大，他们和家乡土地的联系却是相似的，没有土地，那就是房产，总要留着祖宗基业的瓦砾，为他们提供了规避大城市风险的稳定和安全感，当他们这样选择的时候，他们从内心依旧难以割舍自己的乡土羁绊。沃尔夫揭示了经济、社会二元性根深蒂固的剥削属性，不过对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而言，又涂抹了绵密乡愁的忧伤和情愫。概言之，沃尔夫1950年代伊始对乡民社会的认识和探讨，对于今天认识中国社会的草根经济兴衰仍旧是有益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