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研讨︱不止于“朝贡”：长时段下的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与社会

此前研究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一个主要特色是以不同国家为基本立场展开叙事，多侧重宏大叙述，而当前研究的趋势则愈发注重区域间整体历史互动的描述与分析，同时将历史叙事与现实观照相结合，并多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入手，发现“活”的历史。基于这个出发点，5月15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宋元明清制度、文化传承与融合研讨班”主办的第六场云端学术会议，以“宋元明清：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与社会”为主题展开讨论，本场会议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乌云高娃、罗玮主持。

问题的提出：近代西方对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理解的困惑

在引言环节，上海大学历史系的舒健以近代“福久新闻事件”引出了讨论议题——在近代大变局之下，如何理解古代、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段的东亚传统国际秩序？

“福久新闻事件”的主人公福久( George Clayton Foulk)是近代朝鲜开埠之后美国驻朝鲜王朝公使馆的海军军官，福久来朝后，没有得到官方的准许下，就推进了基督新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教事业，这对近代朝鲜的教育、医疗以及朝鲜半岛的近代化有一定贡献，同时他怂恿朝鲜王朝背清行事，鼓励朝鲜王朝摆脱与大清传统的宗藩关系。此时身在朝鲜的袁世凯对福久的所为颇为不满，两人关系因此相当紧张。1886年末，袁世凯在上海洋文报纸上看到福久关于朝鲜王朝政局的报告，便立即找人翻译出来，交给朝鲜高宗李熙阅视，李熙遂命外署督办金允植拟文诘责。

福久的报告题为《福久少尉报告汉城革命相关情报，1884年12月4—7日》，其中谈及1884年可能会出现的政变。1886年9月前后，美国政府将此报告编入《美国外交文书(1885—1886)》出版发行；此书出版后，上海的《字林西报》敏锐地捕捉到新闻点，把福久的报告公开刊行。然刊发一事，其实并非福久所为。袁世凯之所以就此大做文章，不断发函要求朝鲜驱逐福久，是因为他担心朝鲜王朝受福久的影响，在背清自主的路上越走越远。袁世凯的出发点无疑是维护大清的利益，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宗藩关系，在他持续施压之下，福久终于被逼离开朝鲜半岛。而这一事件背后，实则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在近代面临危机的一个缩影——福久及其所代表的近代西方构建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传统东亚国际秩序。

“福久新闻事件”中，有一个人在大清、朝鲜王朝和美国之间斡旋，他就是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时任美国驻朝鲜王朝代理公使。柔克义意识到，要西方人理解朝鲜王朝和大清的关系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他以《大清皇帝功德碑》（三田渡碑）的研究为例，不断思考中朝关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大清与朝鲜王朝的关系在西方人眼里到底是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如果不是，双方又是怎么回事，依据是什么，西方人又该如何理解？柔克义就此给出的答案是：“朝贡贸易”——朝鲜王朝给中国皇帝进贡，中国皇帝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朝鲜王朝使团则借此机会沿途贸易，获取商业利益。有时，柔克义又说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没有臣服的意思，有点像一个家庭中年幼的成员跟家长之间的关系，朝鲜王朝向中国皇帝通报新君册立、王室人员死亡等，不过是循例，尊重家中长者罢了。明朝之于朝鲜，好比父亲，而清朝则好似长兄。清朝皇帝在1882年时也说过，朝鲜是近亲。但有时他又使用宗主权（suzerainty），甚至主权（sovereign）和双重主权（即朝鲜自己有主权，而清朝对朝鲜王朝也有主权）来理解双方的关系。柔克义也曾感慨所得资料太少，无法全面揭示这么复杂的关系：“我无力也不想确定中朝关系：请读者去判断。因为这种关系最终不能用我们西方的规则去确定；由于已经出版的材料不足以解释这种亚洲式关系，所以对我来说它依旧是未知的。”为了让读者明白他所说的“亚洲式关系”，柔克义还特意翻译了柏葰的《奉使朝鲜驿程日记》。离开朝鲜后柔克义开始汇编朝鲜王朝和各国的条约，希望把这种难以理解的东亚国际关系置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条约体系中。然而柔克义的行为并没有得到美国当局的认可，美国国务院一度批评他更像一个中国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柔克义所使用的材料全是基于中文材料，且以中国视角为出发点。

如何理解近代西方人对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困惑，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应该追本溯源，展开更多问题的探讨，且眼光不能局限于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往来。对于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研究而言，需要侧重跨时空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网络、传统东亚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交流、历史事件间的相互关联等问题，研究视野要从古代中国与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更为宽广的层面入手。

秩序与个体：蒙古时代的东亚秩序变革

西方学界对于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重视，肇始于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Fairbank）。1963-1965年，费正清在美国先后组织过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探讨“东亚的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并将“朝贡制度”作为分析东亚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基本模式。此后，“朝贡制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主流分析范式，但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是否可用“朝贡”制度概括还需深入反思，国内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以“朝贡制度”来阐释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学界在表述上目前并不一致，还有“朝贡体系”、“华夷秩序”、“华夏秩序”、“互市体系论”、“天朝体制论”等说法。在古代，不同个时期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是有差异的，魏志江认为十一至十四世纪的东亚不存在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北族王朝辽、金、蒙古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陈尚胜认为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其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在这个体系中，“上国”得到了“属国”的承认，且在双边事务上展开合作。事实上，不仅中原王朝力图构建与周边小国的国际秩序，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亦力图构建与各自周边小邦的国际秩序。中原王朝所主导的封贡关系不仅得到了周邻国家的承认，而且是维护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稳定的主要机制。但需要注意的是，朝贡制度并未使各个“属国”之间围绕“上国”形成合作联盟，也并未围绕“上国”就国家安全事务开展合作和相互支持。因此在近代西方国家所构建的国际秩序面前，封贡体系自身的结构性缺陷即凸现出来。故而，东亚传统国际秩序难以抗衡西方列强以及日本运用条约体系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探讨东亚传统国际秩序及其演进过程，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彼时席卷欧亚的蒙古势力重塑了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乌云高娃研究员以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时代”为时间范围，以中日韩三国为地域范围，结合古代绘图，以整体视角对东亚国际秩序及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进行了细致探析。乌云高娃在报告中提到契丹人对十三世纪蒙古构建东亚国际秩序起到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辽朝灭亡后，耶律大石建立了西辽，与女真相抗衡；正是在契丹与女真人对抗的过程中，蒙古人逐渐兴起并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此外蒙古南下攻打金朝时，大批辽东地区契丹人离开金地归附蒙古，后既降又叛，逃至高丽，使得高丽也被迫卷入了蒙古、契丹、女真的战争之中。蒙古兴起之前，在东亚国际秩序中，高丽与宋、辽、金都有外交关系，在东亚国际秩序中高丽事大金朝。随着十三世纪蒙古的兴起，成吉思汗派兵攻入高丽，高丽与蒙古建立兄弟之盟约，阻断了高丽与金朝的交通，高丽事大金朝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整个东亚国际关系、政治局势随着蒙古的兴起发生了很大变化。

至忽必烈时，东亚国际秩序有了新的变化趋势。忽必烈与西部诸王的战事阻碍了中西陆路交通。为了开拓海上，蒙古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并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等东亚、东南亚国家，一方面使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融合的大元帝国与海洋文明相接触、相融合；另一方面也使得北方游牧文化、江南禅宗文化传播到高丽、日本。1269年高丽权臣林衍废黜高丽元宗事件是元丽关系的转折点。此事件后，使得高丽元宗决心向元朝请婚，忽必烈同意元朝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元朝与高丽结为舅甥关系。元朝与高丽的政治联姻，以及倭寇对高丽的侵扰，促成高丽助征日本，形成蒙古、高丽联军东征日本的局面。自高丽忠烈王开始，高丽历代国王娶元朝公主，元朝公主干预高丽朝政，公主所生世子继承高丽国王之位，高丽由此步入了“蒙古干涉期”。在“蒙古干涉期”，蒙古要求高丽履行内属国应该履行的“六事”：一为君长亲朝；二为子弟入质；三为编民户籍；四为助军；五为置驿站；六为设达鲁花赤。总体上讲，以忽必烈时期元朝公主对高丽朝政的干涉最为明显。日本学者森平雅彦认为高丽是元朝的“投下”，乌云高娃对此种说法持否定态度，认为在十三、十四世纪东亚国际秩序中，元朝与高丽仍是国与国的关系。蒙古与高丽两国文化交流密切，且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从人员上讲，元朝公主、从嫁人、高丽文人、译官、贡女在元朝与高丽的信息沟通及文化交流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内容上讲，元朝的科学技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绘画、书法、佛教、理学传入高丽，影响深远。由于高丽忠烈王、忠宣王在元朝所留居时间较长，尤其是忠宣王王璋，曾长期留居元朝，游走于元大都、上都、江南、五台山等地，与元朝文人、画家、僧侣密切交往，为高丽与元朝在禅宗文化、绘画艺术方面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忠烈王时还多次派抄经僧到元朝抄经。因此，13、14世纪东亚的禅宗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

十至十五世纪，日本采取锁国政策，与交邻国家并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日本与南宋有私下贸易往来，南宋禅宗僧人经常随贸易船往来于日本与南宋之间对日本镰仓幕府影响极大。忽必烈时期，蒙古曾多次派使臣诏谕日本，但由于镰仓幕府得到的关于蒙古的消息主要来源于南宋禅宗，而禅宗僧人一度对蒙古怀有敌意，因此在日本与蒙古的信息沟通上未起到积极作用，日本并未主动融入元朝所构建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因此，1274年、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出征日本，但因遇台风，最后以失败告终。乌云高娃结合《蒙古袭来绘词》绘图，分析了当时蒙古征日军队的服饰、发型、兵器、旗帜等，结合旅日经历，分析了当时日本在博多湾沿岸建立的军事防御设施，这些都体现了元日战争给日本留下的战争记忆，也反映了十三世纪以元朝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下元日间的交流与冲突。元朝征日失败以后，两国虽未建立外交关系，元朝文化对日本仍有所影响，主要表现在禅宗文化交流方面。元朝与日本交往的实物现也有所遗存，如蒙元诏谕日本的文书、日本鹰岛海底沉船内发现的“蒙古袭来”时期元军军官所持八思巴印章等。

《蒙古袭来绘词》）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周思成以“征日本：元帝国边缘的人群流动与战争记忆”为题，论述元与日本的关系。周思成此前出版了《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在这本书中他并未讨论元日战争中的人群流动和战争记忆，所以在本次报告中，他以此展开讨论，将元日战争作为当时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社会史事件来看待，或可触及对历史事件的多维度思考。

周思成认为忽必烈时期对日本的两次征伐（1274年、1281年），首先可以从军事史来谈，而军事史，也并不是战场上真刀真枪打完就完事儿了，还可以从目前比较流行的范式，比如社会心理来看待这场战争。以往学者对于元日战争的研究多依据《元史》、《高丽史》等王朝史文献，对于在当时东亚国际秩序下的社会史研究未给予充分关注。周思成认为通过社会史的视角关注军事，有点像看戏，如果你想向观众讲清楚戏台上这些人到底在唱什么，他们穿的什么衣服，如何走步，就需要花很多工夫介绍背景知识，这样观众才能看懂。就这两场战争而言，实际上没有特别大规模的战役。不像后来的“壬辰倭乱”，在朝鲜打了很多大规模的围城野战，有很多非常激烈的交锋，留下了很多史料。蒙元征日比较诡异，第一次有一个小小的交锋双方就撤走了，第二次刚要登陆就被暴风席卷了。可以说，演员刚刚登场就下场了，所以要把这样一个很短促的战争说清楚，需要在介绍两方主角的秘密上倾注很多精力。

元日战争虽是忽必烈想要改造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尝试，但对于不同人群，其战争记忆有所不同，表现出同一国际秩序中社会层面上的复杂性与多元化。以战争亲历者的记载为例，如王恽的《泛海小录》（《秋涧集》）、周密的《征日本》（《癸辛杂识》），表明了卷入战争的人，动机各有不同。如裴国佐，当时比较有前途的青年官员，他的墓志铭里说了这样一件事：他在“神风”来之前做了一个梦，远方飞来了很多仙鹤，把他的舟抓起来飞向远方。墓志铭说，裴国佐醒来之后就跟朋友说了这个梦，朋友还说这可能是你要升官的吉兆。但他就很懊恼，或者说很沮丧，认为这是失败的前兆。这个故事中，揣测多一点。而赵良弼的动机在史料里讲得更明确，通过自己的出使日本，想立一个忠义碑去纪念自己的父兄。关于征造海舟的历史记忆更是不尽相同。《贞和集》中有诗云“万木森森截尽时，青山无处不伤悲。斧斤若到耶溪上，留个长松啼子规。” 可见树木砍伐之严重；袁桷的记载则表现出战争对百姓的骚扰；透过《元故淮安路总管高公墓志铭》则可看到了地方官员与商人勾结利用战争发战争财的种种面目。

周思成认为，作为社会事件的战争，在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中，不仅仅是一个国际政治事件，它对处于帝国疆域中心或边缘不同人群的非均质影响，是不同世界的集合，有着不同的准则和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样的世界里表达自己。

隐匿与塑造：大航海时代下的东亚秩序

上海理工大学王煜焜“以‘正使’抑或‘伪使’：16世纪中期的遣明使与倭寇”为题展开论述，他认为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为十六世纪的东亚注入新的“活力”，诸方势力互相博弈，争取己方的最大利益。明世宗的离世，降下一丝贸易的曙光，解除海禁，去除了妨碍亚洲间交流、贸易之墙。然而黎明前却是混沌，嘉靖时曾出现相当规模的倭寇集团，这究竟是由何种政治、经济问题导致的呢？这种毫无秩序可谈的倭寇集团理所当然地会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掠夺一切财富。但倭寇的构成复杂，或许应当考察细节才会得到更多立体的形象。遣明使与倭寇是十六世纪中日交流中的两大重要构成，将它们置于东亚国际传统国际关系中考察是则有趣的探讨，尤其是那些关注度较低的遣明使中的“伪使”更是折射了东亚秩序变化的端倪。

十六世纪，共有七队遣明使未获得明朝的认可，且因彼此抵达中国的时间接近，耐人寻味。据《筹海图编》载，曾有一队遣明使意图朝贡，但因身上并未携带证明身份之物，加之违反十年一贡的规定，明朝因此拒绝其入贡。王煜焜结合《种子岛家谱》、《铁炮记》和其余日本文书的记载，大致还原了这次从种子岛所派出的渡唐船的基本情况。1544年，三艘船共同出海，遇上风暴，一艘遇难、一艘返回岛上，仅有一艘船顺利到达明朝。尽管遭遇意外，但该船队配置而言显然是遣明使节团的标准，加之大内氏勘合（明朝规定日本来的时候，必须带一种纸质凭证叫“勘合）被盗的事件折射出利益的争夺，缘何日本地方大名会在此时甘愿冒险破坏朝贡的原则派遣伪使。此外，上松浦太守源胜在向朝鲜礼曹寄出的书信中提到，由于该团队违背十年一贡的规定，所以明朝拒绝其进入宁波港，导致他们在双屿岛滞留，因为使团滞留双屿岛，所以与倭寇有关系，王煜焜注意到了此次遣明使和倭寇的背景构成问题。

事实上，使节团就在倭寇的巢穴内度日，通过中日文献的互参，两者在人员上的重合不言自明。土地不肥沃，难以依靠农业生存的人无论东西世界都存在，从事海盗行为的背后原因大致相似。不过，在进入大航海时代后，欧洲方面的海军部分接纳了他们，赋予其活跃的舞台。然而，亚洲的情况却有不同。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通过接纳入贡使节团，赋予其交流的正当性，在相对稳定的贸易往来中维持国际秩序。海盗隐匿在朝贡使节团中，明朝皇帝通过礼遇和丰厚的贸易来遏制他们的猖獗活动。由于明初至15世纪前半期的国际秩序都在朝贡模式下维持稳健运作，但明朝同瓦剌的冲突导致土木堡之变，国运突变，在财政支出不断消减的趋势下，朝贡使节的待遇自然下滑。另一方面，日本的朝贡和交邻使节的派遣情况却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明朝和日本的这种通交状态在进入十六世纪后仍未有显著变化，进而在商业上的星火矛盾就燎原成为使节间交涉决裂的导火索，朝贡体制难以发挥润滑剂的效力，隐藏在使节中的海盗势力逐渐抬头，这也是后期倭寇问题爆发的原因之一。

红河学院越南研究中心叶少飞的报告，以“从安南到长崎：17世纪福建海商魏之琰的身命之旅”为题。魏之琰不仅是音乐大师，也是杰出的海商巨贾。魏之琰和兄长在越南东京（今河内）从事与日本长崎之间的白银和丝绸贸易，于1672年率其越南侧室武氏所生二男东渡日本，定居长崎。他与隐元禅师交往甚密，来往书信多被保存在日本黄檗寺。魏之琰富甲一方，两个儿子归化日本，改姓为钜鹿氏。魏之琰束发，着明朝衣冠，埋骨东瀛，墓碑书“明”。

福建海商魏之琰的形象在后世发生了诸多变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越南记者楚狂根据历史上南下的“明香人”认定魏之琰为反清复明的“大明义士”，在日本是乘桴浮海、不事异族的高士形象，在清朝大儒郑开极的笔下则为经邦济世、教化异域的儒者。在十七世纪的历史情境中，中华天子仍是东亚世界的主宰和秩序的核心，虽跨越明清鼎革亦未变更，周边各国却已有自己的发展态势，海洋贸易使之相互勾连，经济密切往来。魏之琰操舟海外，遍历诸国，对安南和日本的政治情势有清晰的理解，因而能够顺时而动，积累巨富，名重一时。中国士人在朝贡秩序巨大的历史惯性中，对魏之琰的海外经历，以儒家理想进行塑造，虽然光辉神圣，却脱离事实。东亚世界秩序的理想与现实在魏之琰身上碰撞、切磋、分裂，又隐于青史。

启发与延伸：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研究的新视野

对谈阶段，与会学者围绕上述报告，就宋元明清时期中、日、朝、越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展开讨论。

关于元日战争的战争记忆及绘图，东北师范大学年旭提出中国的史料遗留不及日本多。“蒙古袭来”之后，日本出现了许多与战争相关的绘画、舞台剧等，值得关注。明清鼎革之际，随着清朝对明朝和朝鲜的征服，“元寇”的历史记忆在日本再次出现，也因此日本又开始重视沿海地区的防御问题，这也体现了元代东亚国际秩序对后世影响的延续性。关于明代日本使节，他指出，日本遣明使与日本国王使并不相同，对于王煜焜所谈及的“正使”与“伪使”，应再作概念上的详细区分，假设明朝将日本国王使视为正使，那么遣明使是否还可以作为正使就需再加斟酌。

南京大学的于磊对周思成关于元日战争中战争记忆的问题进行了补充，认为元朝征日时随军女性的战争记忆，亦可加以关注，并提示日本学者池内功做过相关研究。以往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研究中，学者往往将中国作为立足点予以观察。具体到十三至十四世纪，就是以蒙元王朝作为研究的基本立场。近年来，关于蒙古时代东亚国际秩序的研究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趋势。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的《蒙古霸权下的高丽》、桃木至朗的《中世大越国家的成立与变容》，分别关注的是蒙元时期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下高丽与越南如何维持自身地位。于磊指出，虽然森平雅彦将高丽视为蒙古的投下存在一定问题，但他更为关注的是高丽王国的自主承续问题，以此来展示一个立体化、复杂化的高丽王朝。桃木至朗关注了南北分立状态下，安南国家意识的构建以及越南型的华夷秩序问题。日本学者植松正近来开始汇集中、日、韩三方关于元日关系的史料，进行文献学的分析与研究。于磊认为在十三至十四世纪诸国关系的研究中，元日关系最为复杂，材料也极为多样，日本方面除古文书材料外，还有近年来以池田荣史为代表的水下考古材料的发掘、日本学者对于“元寇”防垒的调查、日本学者榎本渉所汇集的自南宋以来僧人往来资料等，综合把握元日关系的相关材料已十分必要。

上海大学的赵莹波以中日历史上四次直接或间接的战争为例，探讨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演进中的朝日关系，深度剖析历次战争后、新的国际秩序形成之前各国之间过渡性外交模式。他指出，中日间每次战争都会打破既有的东亚国际秩序；在新秩序形成之前，东亚各国之间会有一段“磨合期”，通过柔性外交来探索新的外交模式。如万历朝鲜战争后，明朝失去了对东亚秩序的控制，“朝鲜通信使”成为朝日官方往来的主要形式，它发展了朝鲜和日本的政治关系，加强了朝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

中山大学陶莎结合了乌云高娃等人的报告，把研究时段前移，首先她认为高丽最初不在蒙古征服范围之内，可能在于当时高丽对蒙古而言无甚意义，十三世纪初的蒙古着意于建立陆路帝国。陶莎结合自己关于辽丽政策的研究，将东亚国际关系的视野前延至十一、十二世纪。她指出，由于高丽长期保持与中原儒家王朝的朝贡关系，辽朝出征高丽目的在于确立其正统地位。其次是对陆路交通重要性的强调，辽朝在与西夏的争夺中失去河西走廊后退守漠北，后西迁建立西辽，均体现出其对丝绸之路中西陆路交通和阻断宋朝与漠北、西域诸国间交往的渴求。唐宋之际，“大一统”概念经历了由“正天下之位，依天下之心”到“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的发展。此时的国家大一统，不仅要确立正统地位，还要实现地理意义上的统一，出征高丽、孤立北宋正是辽朝希冀其在东亚国际秩序中攫夺正统地位的手段。第三点是国家实力在东亚国际关系中重要性的体现。与高丽联姻、亲朝本国等亦是辽朝的外交夙愿；但限于国家实力的制约，辽朝的外交愿景至元朝才得以实现。

苏州科技大学许美祺讲道，在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中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指出，英美世界第一个世界帝国出现前，曾出现过陆路蒙元帝国所掌控的世界秩序，这对于东亚地区国别史的研究亦具有深度启发性。上海师范大学康昊认为，“蒙古袭来”对日本的影响是持续性、全方位的，“蒙古袭来”后元日关系向明日关系的转化亦应给予充分关注。一般认为，元朝与日本在人员上的交流、贸易的规模上均不低于、甚至超过南宋时期，因此日本并未游离于元朝影响之外。在元代东亚国际贸易秩序中，日本官方所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愈加主动，而并非守国，有学者认为这是明代日本勘合贸易的前期形式；此外，入元的日本留学僧与官方亦有密切关联，对元朝文化、制度、情报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元朝政府是否有利用这一群体促进东亚外交值得讨论。郑州大学的成思佳指出，以往学者对于东亚国际秩序的探讨多集中于东北亚，较少将对东北亚与东南亚的研究相结合，因此叶少飞关于魏之琰的分析为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湘潭大学的瞿亮强调可从外国不同时期所遣使节的变化来看本国政治生态的变迁，以此反映东亚国际秩序的演进。鲁东大学黄修志则强调了历史研究要回归到人等史学方法问题。

从引言人到讨论环节共有十多位学者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讨论，本次讨论的内容涉及到了从古代到近现代东亚地区各国间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领域，可以看出关于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议题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问题。虽然与会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尽相同，但在关于东亚国际秩序研究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上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第一，注意在研究过程中史料的多元化，结合各国文献材料及相关字画、考古材料等对相关问题进行多重印证。第二，也要注意辨别史料的真伪，以避免被个别失真材料所误导。第三，以小见大，通过具体事件反映出其背后的大历史。第四，注重对东亚传统国际秩序进行长时段的考察。第五，着意于打破以往学者在研究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时以中国为基本立场的局限，多角度考察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下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