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这个6月（6月23日），一位用一生守护中国千年传统文化的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6周年。

当年出国留学，他无非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自从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后，他的命运便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一起。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敦煌，让他尝尽人世甜苦，而他，让敦煌守住了举世闻名的炫彩夺目。

近日，一本名为《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的新书，让我们再度忆起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艺术家——常书鸿。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作者：叶文玲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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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新书《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后记，原文标题《愿借丹青写风神》，作者：叶文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人生飞逝如电，倏忽已七十有余，古稀已过而耄耋之年将至。在此番年纪，往往心境古井不波，少有事物能够让人感到出乎意料；然而年前，浙江人民出版社致电于我，言及修订再版《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传》（出版于2001年），这桩突如其来的“意外”，却是十足送了我一份非同寻常的惊喜。

搁下电话，脑海中首先回忆起来的，是37年前（1983年6月）与常老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时初次相遇的情形：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的全体会议，倍感新鲜，彼时又堪称“年轻力壮”，于是一早起来在香山宾馆花园溜达，却不料迎头碰到一位霜鬓鹤发的老人，精神矍铄，略有老态但不龙钟，手拄一支红木手杖，若有所思地在庭院中踱步。

从胸前的名牌上（那时候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会议证件，往往都是一张胸卡，写有委员代表的组别和名字），我得知面前这位老者便是景仰已久的常书鸿先生——早在1962年，我拜读过《人民文学》第2期上另一位浙江老乡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写的就是常老。从那时起，常老的大名就已经长驻我的内心深处。

1955年，常书鸿在敦煌莫高窟第369窟临摹。

作为“小字辈”的我，怯生生地向常老致意道：“常老，您好！”

常老停下脚步，看了一眼我的名牌：“你好……你也是文艺组的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常老一口的“杭州官话”，换了别人，可能还真不太好懂。偏巧同为浙江老乡的我，对于他的话，理解上没有半点障碍。

我回答说：“我是一名作家。”

常老似乎马上来了兴致：“你是作家啊？那你有没有去过敦煌？”

我回答说还没有机会去。

“那你一定要去一趟，去看一看敦煌！”常老干脆利落地说道。

这就是常老“言必称敦煌”的谈话风格。

小组会上，常老不发言则已，一旦开了口就滔滔不绝。他那口北方人不大听得懂的“杭州官话”，所言所说的自然是除了敦煌还是敦煌……20世纪80年代，在知识分子群体里，常书鸿先生一直有着“特立独行”的风格，那就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加掩饰其对敦煌的拳拳热爱。

与常老同在“文艺界”一个组，朝暮晨昏时总是能看见在庭院中踽踽独行的常老。在我想来，常老的思索，必定是每分每秒，都离不开他所挚爱的敦煌。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与常老初次见面的那一年，他的年纪与现在的我约莫相仿。这看似平常的巧合，在某种程度上却又像是一种天意，不但引导我在1983年与常老相遇，也指引我在20世纪末开始动笔写《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传》，冥冥中似乎更暗示了我在此时将近40年后与常老、与敦煌再度结缘。

有时候，人生所有的不期而遇，在日后看来，都似乎是别有深意，似命中注定。

翌年（1984年）夏天，我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之邀，沿青藏线，一路采访到了三危山下。在莫高窟前，我又一次巧遇了正好回敦煌“探亲”的常书鸿先生夫妇。那天，部队的同志还为我们拍了合影。

1984年夏，叶文玲（左三）与常书鸿夫妇等人在敦煌莫高窟合影。

虽然只是匆匆一览，却被敦煌深深震撼、被莫高窟的光芒照花了眼睛的我，难以形容心中的万千感受。我说不尽它那无与伦比的辉煌。更忘不了皇庆寺中那一铺又硬又冷的土炕、那一架老式得不能再老式的望远镜、那一只龟裂的边边角角全磨白了的黑皮公文包和那一盏搁在窗台的小小煤油灯……常书鸿与敦煌，又一次深深嵌入我的心中。

而我对他的敬重，则是仰之弥高。

有关敦煌和常书鸿的写作，原是2001年浙江省委领导给我的一项光荣而又特殊的创作任务，这使我有机会再次学习和了解祖国文化最博大精深的艺术宝库敦煌；学习了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艺术的常书鸿先生的一生以及与常先生曾经一道工作过的无数文化英雄们。他们崇高的精神和极富魅力的文化品格，极大地感染并鼓舞了我；他们忘我而极其出色的工作，使我在深入采访时，就像始终被敦煌烈焰炙烤一样，燃烧着欲罢不能的创作热情。

1954 年，常书鸿在莫高窟峭壁上指导工作人员维修栈道。

于是，从接受任务开始，我在酷暑中再次踏上西行路，在滚滚沙尘中再度来到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从兰州到敦煌直到党河边，我访问了一群前赴后继的艺术殉道者，一群和常书鸿同具品格的民族文化英雄们。对他们的访谈记录，是我行囊中渐积渐满的宝贵财富。仲秋时节，我力排冗务，受省领导指派去法国访问。于是，我徜徉巴黎和里昂的博物馆、亲见被收藏的常书鸿的精品画作……在那些紧张忙碌的白天和黑夜，那一次次的感动和震惊，使我一次次地经历了“灵魂受洗”的感觉。在面对这些感动和震惊时，我觉得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也经受着煎熬和升华。

我不止一次地想起这句话：在面对敦煌的492个洞窟、2000座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时，你没法不心灵震颤。在深入地了解了这位“守护神”的“九十春秋”后，你也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

于是，一切推诿和迟慢都属怠惰，我的心终于在“大也，盛也”的敦煌烈焰中重燃；于是，所有的辛劳都化作了欣慰。

“大也，盛也”的敦煌，与敦煌共一份炽热肝肠的“守护神”，犹如悠悠传送的敦煌天乐，使我借力无穷。深入采访，反复研读有关资料，几经修改，我终于在两年后完成了初稿。我为将卸下这座珍贵而沉重的文化大“山”而如释重负：

我所面对和跋涉的，的确是一座了不得的“山”——无与伦比的敦煌艺术，是中国文化最为璀璨而厚重的大山。之所以感觉沉重，也毋庸言说——常书鸿人生九十年沧桑的心路历程，是历经“三个朝代”的知识分子几近一个世纪的极为斑斓的“经变图”。如果将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群民族文化英雄纵横捭阖地写下来，那是写上几十万、上百万字都难尽意的。

敦煌莫高窟第217 窟《观无量寿经变》（盛唐）

说这部书是遵嘱之作当然不是虚说——在遵这一“嘱”书写时，我衷心期望的是它能够如常老亲属所说：“告慰常老的在天之灵。”为他以及那些奉献了毕生心血的敦煌英雄们献上一炷心香。

在此由衷感谢为我先后六次到敦煌采访提供最大支持的时任敦煌艺术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书中写到和没有写到的为敦煌艺术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或一生的专家们，以及包括常书鸿的同事和学生；帮助常老整理了《九十春秋》的原北京中央工艺美院李砚祖；“敦煌学”学会会长季羡林老先生以及秘书长柴剑虹在百忙中都接受了采访；虽然是病弱之躯但仍然热情接待我的董希文夫人张琳英女士和女儿董一沙……应该写上的名字还有很多，恕我无法一一列举。

这本书的写作，不仅使我再次感悟了一个作家的天职和社会使命，再次体会了艺术创造的艰辛。而礼赞爱国艺术家的辉煌人生，为他们的成就铸一块丰碑，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我想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不能不将常书鸿的生平事迹“压缩”到敦煌解放为止，因为这是他平生最艰辛也最辉煌的阶段，“敦煌守护神”的英名也是恰因此起。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敦煌艺术保护，自是在政府的百般关切下进行，毋庸赘述。亦因体例要求，常书鸿后来与日本大画家平山郁夫的交往、与池田大作有关敦煌艺术的精彩对话，都只好割爱未收入。好在这些内容，读者可以从常先生本人著述里搜寻，在此谨致歉意和敬告。

修订工作正在准备之际，又有佳音迭传而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 （CCTV-4）《国家记忆》栏目，正在筹拍常书鸿先生的专题系列纪录片。主创与编导甚为有心，在采访了常沙娜女士之后，又辗转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数次联系之后，终于成行，于2019年12月初来到寒舍，耗时整整一天进行访谈，摄录从早到晚。我当然是知无不言，将所知有关常老的一切和盘托出，只求以暮年微薄之力，为世人能够铭记常老的名字，以及他为敦煌这永恒不朽的文化符号所做的一切，再树一块丰碑！

在常书鸿的灵骨栖地，一方黑色的花岗岩大碑上镌刻着赵朴初为之撰写的大字：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揣想本书再版付梓之时，纪录片应当已经制作完成，荧屏上能够再现常老风姿，于心甚慰。当然文化载体，并不只有荧屏一种形式，作为一辈子以笔为生的人，我依然想要借此书修订、再版的机会，向编辑和出版社表达敬意——是他们的坚持和文化责任感，使得常老这样的文化名人在我们的星空再放异彩。

几经商量，我们为本书重新取了一个书名——《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常书鸿先生曾说：“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常书鸿的一生，从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起，便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且再未分离过。

曾经有人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看了敦煌后，会无动于衷。而我在写完此书和这篇后记的第一个念头和最后一个念头，始终都是：但愿没有一个人看了此书后，会对常书鸿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