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春秋》： 记载吴、越两国史事的重要典籍

《吴越春秋》是综合反映先秦时期吴国和越国历史的史书，记录了吴、越两国的建立和发展历程，重点记载了两国此消彼长、惊心动魄的争霸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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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吴越春秋》的作者是东汉学者赵晔。有关他的生平记录非常少，只有《后汉书·儒林列传》中作了简短的介绍，现录如下：“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

赵晔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山阴县衙的小官，因为不愿执行迎接督邮的命令（大约要做些卑躬屈膝之事）而弃官。这大概会让我们联想到陶渊明，可见赵晔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注重尊严，有着不屈的骨气和人格。只不过他的这个行为比陶渊明早了近三百年。弃官后的赵晔来到犍为郡资中县跟随杜抚学习《韩诗》，这一学就长达20年，与家里音信不通，家人以为赵晔已经在异乡去世，甚至还给他置办了丧事。没想到，杜抚逝世后，赵晔回到了家乡，州里征召他作从事，管理州府的文件，但他没有应召。后来，他又被举为“有道”，即“有道术”，是深谙道义、有谋略的意思。最终病逝于家。从传记来看，赵晔是个心志高尚、专心向学之人，文中提到他有两部著作，其中之一就是《吴越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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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看到的《吴越春秋》是十卷，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叙述吴国史事，包括卷一《吴太伯传》、卷二《吴王寿梦传》、卷三《王僚使公子光传》、卷四《阖闾内传》、卷五《夫差内传》；后半部分叙述越国史事，包括卷六《越王无余外传》、卷七《勾践入臣外传》、卷八《勾践归国外传》、卷九《勾践阴谋外传》、卷十《勾践伐吴外传》。总体而言，于吴记载了从太伯立国到夫差亡国的过程，其中记述的重点是从阖闾刺王僚而即位到夫差败亡后的历史。于越记载了从大禹治水到勾践称霸后传八世而失国的过程，其中记述的重点是勾践胜吴称霸之事。

这部书大量取材于《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但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加入了不少轶闻传说，其中恐怕还有作者的想象之词；此书还注重故事的完整性，以及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从记载史事这一点来说，它是一部史书；但从记载的内容和格调来说，它又不同于史家严谨的记述。于是，有学者认为这部书是介乎史家和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代历史演义的滥觞。正由于这一原因，这部书读起来较为轻松，情节生动有趣，吴、越两国的历史故事，也就广泛流传开了。

这部书对于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不但史籍方志如《吴郡志》之类多取资该书；文学类作品更是从中获得灵感和素材，如唐代俗讲中的《伍子胥变文》，宋元话本中的《吴越春秋连像评话》，明清以后的许多剧目，也都是以此书为依据改编的。在编纂体例上，本书也很有特色，应该说是赵晔吸取了司马迁《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各类之长，加以融会贯通而成的。全书大体采用《史记》世家的形式，标以传目，但在撰述中则有所变化、不拘一格。书中的每“传”基本上是编年记事，大致按历史顺序叙述史实，脉络清晰，吴、越盛衰之迹如在目前。在每传中，作者又常使用专记人物事迹的专传方式，使得传中有传，史实容量大大提升。在《王僚使公子光传》王僚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吴”之下，记述了从伍子胥之父得罪到伍子胥逃亡，直至荐专诸准备刺杀王僚的详细过程，这实际上就是伍子胥辅佐阖闾成就霸业前的专传，展现的历史事件首尾完整，便于我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详记对话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书中记言之处俯拾皆是，长篇大论如阖闾与伍子胥关于强国之术的讨论、子贡游列国的说辞、勾践入吴前君臣励志与安排国事的对话、勾践与八大夫谋胜吴之策，等等。对话精彩且说理透彻，可以给人以启示。

总体而言，赵晔在《吴越春秋》中综合了多种记述方式，使本书既有清楚的时间线索，又有完整的事件叙述；既有丰满的人物形象，又有睿智的谋略对话。做到了史实丰赡而编排得体，不但具有可读性，而且增强了以古鉴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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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史学方面。它是专门叙述吴、越地区历史的著作，如果我们要集中了解与吴、越相关的历史事实，这部书应该是首选。此外，书中记述吴、越的历史比《史记》等书要详尽得多，这就为人们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再有，书中记述的一些史实与他书互有异同，可以起到参证的作用。

其次，就是对历史的反思。历史总能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思考，赵晔站在历史关怀的高度对春秋末年吴越争霸这一段历史进行了思考，并反映在《吴越春秋》中。这部书有着丰富的历史智慧，便于人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可以说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教科书。针对大国争霸的客观形势，书中关注的重点是富国强兵之道和克敌制胜之法。要富国制敌首先就要治国，赵晔认为百姓是社稷的根本，要巩固江山就要实行“仁政”，要亲贤臣远小人。书中记载伍子胥的话说：“臣闻治国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勾践问政时，文种回答：“爱民而已。”这都是古代“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书中还记载：“夫君人尊其仁义者，治之门也。士民者，君之根也。开门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谨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愿王明选左右，得贤而已。”行仁义，爱士民，修己正身，选贤举能，这些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有学者说此书“可以劝戒万世”，应该是中肯之论。

最后，作者对恩怨分明、最终为国捐躯的伍子胥，急人之难、重义轻命、不贪财物的渔父，乐于助人、舍身全节的击绵女，为尊严而死的吴王小女媵玉，有百步穿杨之技的陈音等人都怀有崇敬之情，这些人或品质高尚，或有一技之长，可以成为后人的榜样，也体现了赵晔重道义的人生追求。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吴越春秋》中有着很多谶纬思想。比如吴王夫差发兵伐越，伍子胥谏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岁位也；亥，阴前之辰也。合壬子岁，前合也。利以行武，武决胜矣。然德在合，斗击丑。丑，辛苦之本也，大吉，为白虎而临。辛，功曹，为太常所临。亥，大吉，得辛为九，又与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虽小胜，后必大败。天地行殃，祸不久矣。”这样的一些结合干支、天象等因素，类似于卜筮预言的迷信思想，书中有不少，因此韩兆琦先生认为此书的“缺点是存在浓厚的阴阳五行观念，对伍子胥、文种等人的描写浸染了迷信色彩”。这一说法是恰当的。究其原因，汉代以来，特别是东汉建立以后，在社会的政治、思想等领域广泛存在着谶纬学说。赵晔无疑受到这种学说的影响，这是我们读《吴越春秋》时应该加以留意的。

（本文原载《月读》2020年第4期）

崔冶 译注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38214

原标题：《《吴越春秋》： 记载吴、越两国史事的重要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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