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十四五”｜如何在扩内需及技术攻关上做文章

【写在前面】

编制好“十四五”规划，需要把上海未来发展投放到全球、全国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重新审视和谋划，找准上海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坐标和方位，从更宽的视野、更新的理念分析上海未来五年发展的机遇挑战以及影响应对。对此，课题组围绕“十四五”国内外环境专题，系统梳理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重要论述和研究报告，组织召开了多场专家研讨会，对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新特征、新趋势进行了研判，并对上海的影响做了初步评估。

本文系“十四五”上海发展的国内环境评估与应对的第一部分。

“十四五”是中国进入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是中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上海发展面临的国内发展环境和发展趋势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国内环境机遇挑战的认识和把握也需要相应创新理念、拓宽视野、提高站位。

一、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步入“新常态”深入发展的新阶段，经济结构转换进入关键时期，深层次问题和风险累积释放，上海当好高质量发展开路先锋重任在肩

1、中国经济新常态仍将保持“L型”增长，经济增速预计换挡到5%-5.5%，经济运行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

按照预测，“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平台将初步确立，但“L型”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将调整到5%-5.5%，并且持续10年乃至更长时间。乐观模拟来看，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迈入中上等收入阶段，按5.5%左右的速度，2023年将超过1.25万美元，“十四五”期末有可能突破1.5万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实现经济高质量高能级发展。中速增长阶段，推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层次动力是创新驱动发展，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进一步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逐步跨越“技术陷阱”，全要素增长率提高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但同时要看到，“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仍需要克服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平稳增长、政府财政税收存在低速失速的可能。因此，如何确保中国经济在持续稳定增长中推动创新转型加速并实现高质量发展，预计将成为五年内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之一，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担负着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树立标准、积累经验、提供方案的历史重任。

2、新旧动能转换进入关键时期，内需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大，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投资增长亦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内需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投资形势来看，尽管目前投资对经济拉动的边际效应不断降低，但综合考虑储蓄率水平较高、高质量发展引导、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等因素，“十四五”时期中国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未来可以集中发力的有效领域包括高端制造业、新型基础设施、生产要素以及社会补短板等。

从进出口形势来看，经济放缓对中国出口的拖累仍将持续，叠加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波澜再起，未来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但随着中国由“制造大国”成为“消费大国”，预计进口需求激增，“十四五”时期进出口结构可能会出现进口大于出口的历史性拐点，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大国。

从消费形势来看，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消费已连续5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76.2%。综合来看，中国从2018年开始进入投资拉动型经济长期下降的阶段，到2026年中国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将跌破40%，消费占GDP比重将持续攀升。

“十四五”期间，在扩大内需战略推动下，居民消费潜力有望继续释放，消费升级势能持续增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将持续发挥，内需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上海积极顺应内需驱动发展模式要求，充分发挥进口博览会等溢出带动效应，通过消费驱动做大做强国内市场，将有利于有效抵御内外部各种压力，确保城市经济拥有足够回旋空间。

3、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建设引领新一轮产业升级，有利于上海重塑实体经济竞争优势

“十四五”时期，预计中国将基本确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框架，先进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产业从整体上向中高端阶段迈进。按照这一目标，未来五年将是中国深度工业化的攻关期和产业智能化的奠基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将会加速，中国迎来通过产业智能化后发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窗口期。同时，中国服务业发展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将加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化、数字化进程，数据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将会越来越深，预计到“十四五”末，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约为40-45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5%。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应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打造新时代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

4、经济下行压力可能会带来深层次问题和风险累积释放

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减缓趋势，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宏观经济风险会随着社会经济矛盾的不断加深而日益增大。

一是金融风险依然是重中之重。中国的金融风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由于中国货币信贷数据均大幅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居高不下（M2与GDP之比达到250%，超过发达经济体200%以内的水平），在全球大的经济体中“一骑绝尘”。伴随着货币信用以及金融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巨额扩张，导致中国的债务率水平快速上升，成为中国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隐忧。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力推进，致使中国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日趋复杂，宏观调控的难度明显加大。人民币国际化客观上使境内外市场联结起来，造成人民币汇率、利率等的影响因素增加，难以自如地施展调控政策。同时，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在业务结构、资产负债表管理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管理难度随之加大。

二是房地产风险也在不断积累。虽然近年来房地产去库存效果显著，但最近出现了反弹苗头，房地产市场存在价格泡沫风险和结构性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显示，从房价收入比角度来看，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远超主要国际城市水平，在全球房价收入比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中国城市占据8席，需要警惕出现房价泡沫迹象。从库存去化周期的角度来看，过高的库存去化周期问题已经得到明显缓解，但有再次反弹的风险。房地产市场存在结构性风险，不同层级城市房价分化加剧。金融机构的房地产金融风险也在加速积累，房地产贷款数量持续攀升也对商业银行有关金融指标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商业银行杠杆率和不良贷款比例持续上升。此外，由于房价对企业流动性风险存在直接影响，部分省份存在较大的企业流动性风险。

三是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加大和减税降费深入推进，从长远看，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将涵养税源、增加财政收入。但短期会对财政收入产生一定影响。2019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仅为3.4%，上海同比增长仅为0.1%，经历多年高速增长后，呈现持续增速放缓态势。预计“十四五”期间，各地财政收入仍将持续低位运行，但财政支出仍将保持较快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同时，由于一般预算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下降，许多地方缺少可以盘活变现的存量资产，也没有可以清理的结转结余资金，加之兜住“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底线等各项刚性支出持续加大，收支矛盾日益突出。

四是局部就业风险依然存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计算机和电子、机械等产业链调整布局可能性最大。外资企业可能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重要度，或将原先从中国地区的采购计划转移至其他地区，极易导致隐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上海先于全国面临经济社会多重转型期间遇到的各类风险挑战，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长减缓趋势已经有所显现。“十四五”期间，上海要始终把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准确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在抵御风险、战胜困难中实现上海发展的新跃升。

二、未来五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心从“三去一降一补”转向“体制性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和突破科技创新瓶颈束缚等将成为重点方向，上海攻坚突破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机遇

1、“十四五”时期，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更加注重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的深层次改革攻坚

同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相类似，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也面临突出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进入“十四五”，预计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显著成效基础上，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推进的重点预计将会在制约扩大有效供给的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上做文章，包括消除体制对供给侧结构调整的约束，完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新体制，建立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科技体制等。上海按照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要求，必须要破除条条框框、思维定势的束缚，准确识改革、主动求改革，拿出更大的改革举措，加强改革系统集成，为全国改革攻坚提供示范借鉴，下好“先手棋”。这对上海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民营经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2、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可能将围绕全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重构市场主体信心展开

微观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细胞，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和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处于供给体系的关键位置。“十四五”期间，中国扩大有效供给面临的突出矛盾之一，便是在于微观市场主体动力不足、结构不合理、信心缺失。过去五年，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化推进、营商环境的不断完善，减税降费等政策的利好逐步释放，企业的生存状况大为改善。但市场壁垒、国企行政化等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迫切需要在放开市场准入、引入竞争中性原则等方面拿出硬招、实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系统性风险的倒逼下，“十四五”的全面深化改革有可能将围绕全面激发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等各类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力和信心，进行大改革、大调整，实现类似1978年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92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重大突破，这将重构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经济市场主体的信心。对此，上海要聚焦国资国企、民营经济、放管服等重点领域，大胆先行先试，放大改革综合效应。

3、围绕科技创新的体制改革将进一步加速，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肩负着新的使命

进入“十四五”，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产业将“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范围整合和重构全球价值链条”，有可能会带来国家之间竞争的“赢者通吃”。但要看到，目前中国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对外依存度仍在50%以上，大量的集成电路、汽车、仪器仪表、显示面板、自动数据处理器、飞机和航空器、电子元器件、医疗器械等产品，其核心控件大多依赖国外，比如机器人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高性能控制器、传感器和末端执行器等五大关键零部件均来自于进口。因此，“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预计中国将史无前例地提高研发创新投入，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力争在自主可控方面实现历史性突破，这将对上海“十四五”科创中心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要围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入、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等关键问题，率先探索建立健全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形成和组织实施机制。

（本课题报告完成于2019年10月，未包含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因素评估，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