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上海的房市、股市为何同时崩盘

1883年，是大清光绪九年，这一年并没有发生全国性的战争或政治事变，在动荡不安的中国近代历史中，这一年其实还算平稳。不过，如果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看，1883年并不平淡，中国在这一年里进入了一个全民投机的疯狂时代，股票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对象，股价则是在上涨到匪夷所思的高度之后，猛然下跌。多少人的财富之梦，就此破碎。

同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地下室里，记者查尔斯·道（Charles H.Dow）和他的同伴们正在不断地用手工编写纽约股市的市场简讯，然后通过城市的邮政快递将股市简讯传递到投资者手中。这便是道琼斯公司的起源。这家公司在一年前已经成立，其发行的股市资讯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迅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订阅量不断增高。

投资者们根据市场上的消息来判断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股价起落，透过理性的技术分析，以图表、数据、形态等科学手段来推断股价走势的方法，也以查尔斯·道为起始点，逐渐成为美国的证券交易所里那些专业人士的投资技巧。具有不同投资水平的人，在股票市场的回报，可能会天差地别。懂得投资的人，赚到盆满钵满；不懂投资而盲目跟风的人，则只能在市场里遭受巨额的亏损。股市，至此开始已逐渐成为财富重新分配、弱肉强食的金钱战场。

回到中国，这里的情况与美国大不相同。华人的股票市场刚刚兴起，股市投资热情才被点燃不久。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根本没有什么查尔斯·道，甚至连专业的股票投资者也找不到几个。关于股市的图表、数据、分析这些投资的必要参考信息也是难以寻觅。人们凭借着股份公司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文字、介绍文章来做投资判断，根本没有一个独立客观的第三方机构来提供分析指引。于是，普通人的投资办法只能是全民跟风、全民投机。

在疯狂的全民投机时代，无论房市、股市，其价格的波动均会牵动国人的敏感神经。国人延续至今的炒房炒股之习气，其实也可以追溯至晚清时代。19世纪末，中国的房市与股市一度繁荣，但1883年爆发的金融风暴，却使得这两个市场同时崩盘。

在1883年的股市危机爆发前，中国的股票市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躺着也能赚钱”的市场，各类股票涨幅惊人，股份公司泛滥于市场。炒股一度被人认为是只赚不赔的生意、获取暴利的捷径。可是，随着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风暴席卷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这场全民的财富春秋大梦很快随之坍塌，社会财富重新洗牌。

在这前前后后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投资市场造成如此严重的打击？

大牛市之下，暗藏赌徒心理

从1882年年初开始，上海股票市场的投机风气就有了苗头。其时，上海股票市场“公司”林立，除了轮船招商局之外，各类“矿局”特别多，包括鹤峰铜矿、施宜铜矿、承德三山银矿、顺德铜矿、长乐铜矿、金州煤矿、池州煤矿等。相关矿业公司的股票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以至“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隆替也”。新公司进行募股时，“堂上一呼，阶下百诺，意气之盛，可谓壮哉”。这些工矿企业，大多是仿效轮船招商局的模式而设。

采矿这门生意，19世纪末算是“先进技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这种说法，虽然当时尚未明确提出，但人们似乎已经开始明白“科技强国”的道理，心中暗自把“科技企业”和“高盈利”直接画上了等号。

但要说到开办工矿企业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其实还是李鸿章与唐廷枢。李中堂大人堪称是晚清时代最大的“补锅匠”，清廷就像一口破烂不堪的大铁锅，要不是靠李鸿章修修补补，恐怕早就已经分崩离析了。

在李鸿章心中，用来为清廷“补锅”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办洋务”。办洋务的首要任务，是要创办现代化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就是其中之一。而在诸多的洋务企业中，创办工矿企业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李鸿章深知，矿业是一切工业的基础，只有打好这个基础，清朝的工业化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可见，李鸿章心里边的洋务计划，其实是一个体系庞大而层次分明的强国计划。

所以，在创办轮船招商局后不久，李鸿章就赶紧开始筹备矿产事业。1876年11月，李鸿章授命轮船招商局的负责人唐廷枢北上办矿，唐廷枢便动身到滦州开平一带，即现在的唐山市开平区，勘察矿脉。唐廷枢不辞劳苦，带领聘请的外国矿师走遍了开平各地小煤窑，观察煤矿走向，登上凤山山顶查看地理特征，还采集煤样送到英国和北京同文馆进行化验。11月14日，唐廷枢写了一份详细的勘察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对当时煤炭市场行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结合开平的地理位置和运输条件，从经济核算角度提出了路矿并举，用西方技术开采、建铁路运输煤炭的建议。

当这一份精致的可行性报告呈送到李鸿章面前时，李鸿章对唐廷枢的精辟分析和建议大为赞赏。从后来李鸿章在《开办矿务折》这份向光绪皇帝写的报告当中，不难看出他当时的欣喜之情：“闻滦州所属之开平镇煤铁矿产颇旺，饬候选道唐廷枢驰往察勘……就所得之煤论之，可与东洋头号烟煤相较，将来愈深愈美，尤胜东洋。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泻。今则成效却有可观，转瞬运煤销售，实足与轮船招商、机器制造各局向为表里。”

李鸿章很快就批准了唐廷枢的开矿报告。1877年9月，唐廷枢、丁寿昌、黎兆堂三人共同拟定了在直隶境内创办近代矿业的招股章程十二条，拟定在开平设局，名为“开平矿务局”。章程重点规定了矿务局的集资办法、经营方式、按股分成比例等内容。开平矿务局的集资方法和轮船招商局一样，最早也是靠唐廷枢的个人关系，拉人入伙。到后来矿务局名声逐渐传播开来，他又把注意力转移到新闻报刊的宣传上，通过报纸打广告、做推广，尽量让更多的投资者了解这家企业。

华商们纷纷开始购买开平矿务局的股票，这家公司的股票由此变得抢手。当时的开平矿务局股票是什么模样呢？我们从一份1881年2月发行的开平矿务局股票上可以看出，其大致风格类似于轮船招商局的股票，都具有官样文书的风格。

股票上面盖有“开平矿务总局关防”的印章，有经办人的签章，股票票面右侧记载：“开平矿务局，为给股票事案奉：直隶爵阁督部堂李，批准设局招商开采煤铁等矿，札饰筹办等因，当经本局议定先后招集股银壹百贰拾万两。分作壹万贰仟股，每股津平宝纹壹百两，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俟见煤之后，所得余利按股均分，其应付利银之日由局先为知照，凭折支付，今据送到股本，合给联票一纸，股折一扣，局章一本，收执须至股票者。”

没过多久，轮船招商局与开平矿务局的股价就同时出现了暴涨。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股价上涨到什么地步？当时，每股原价100两的股票，市场价格都达到了200两以上。据《字林沪报》报道，1882年8月28日，轮船招商局股票的市场价是253两，股价单价最高的时候曾涨到280两左右，这比起1876年只有40两左右的股价，上涨了好几倍。开平矿务局的股票表现也十分强劲，在上海股市的价格最高上涨到每股250两。这两家渊源颇深的关联企业，是当时的洋务企业股票升值最高的，成为人们争购的对象，投资者蜂拥而至。

显然，股价上涨的情况对企业筹资是很有利的。唐廷枢抓准时机，趁热打铁，为开平矿务局迅速募足了10万两, 实现了最初的募股目标。而轮船招商局也在这段时间利用人们的投机心态，大肆扩充股本。其招股数从1880年起有了明显增加。1880年到1881年招股16.97万两，是前一年招股金额的5倍以上；而在1882年到1883年，招股数更是达到了100万股。两年内的招股数超过之前近十年的总招股数，资产总额也随之上浮，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招商局及开平矿务局的招股筹资模式非常适宜于清末时期中国的国情，因此，官督商办模式和其利用买办阶层人际关系集资的方法，也被那些与轮船招商局同一时期成立的企业所效仿。紧随其后成立的数家公司，不单是管理规则照搬招商局，甚至连股票的样式和规制，也都仿效了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到1883年，受到招商局影响的众多官办企业，尤其是新成立的矿业公司，都紧跟招商局的步伐，来到资金实力最雄厚的上海募集资本。“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

除了矿业公司以外，像是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的众多股份公司纷纷出现在了投资者面前。它们龙蛇混杂、真假难辨、来历可疑。踏实经营者有之，但是大量的股份公司却存在着各种各样不靠谱的情况。投资者稍不留神，就上了贼船。

……

19世纪80年代，清廷对股份公司招股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监管，也不存在严格的资格审查，所以尽管市场上也有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等实力过硬的公司，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不靠谱的股份公司。这些公司成天忙着搞社会关系，热衷于拉人入股、哄抬股价，却荒于经营、惰于发展。一旦遇到市场资金面出现变化，其股票很可能会立刻下跌、变成废纸，令股民血本无归。

……

银根吃紧，钱庄倒闭潮随之来临

表面的股市繁荣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好。相反，各种隐忧依旧存在，随时可能威胁到经济的景气，甚至可能会刺破泡沫。

在股市呈现繁荣的前几年，实体经济的信号其实已经不妙。根据海关的数据，自从1877年以来，国内经济便已呈现长期入超，进口大于出口。这意味着货币对外流出，国内市场上货币减少，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流动性不足”。整个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实际上并不见佳。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可以说是整体经济的“晴雨表”。中国的经济出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反映到上海的金融市场里头。1881年到1882年，长期的外贸逆差更是在这期间雪上加霜。这两年的外贸逆差总额，分别高达2000万海关两和1000万海关两。而在短短一年以前，其数额不过140万两。资金外流的速度短期内激增，这并非乐观的信号。

与此同时，华北等地区出现饥荒，造成市面萧条、商品购买力下降的问题。而在西南边境，中法之间的军事冲突已然发生，很多投资商闻风外撤。这些天灾人祸都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的市场景气情况。实际上，进入到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整体经济走势并不佳，但是唯独在金融领域和股票市场却出现了投机性繁荣。实体经济和金融投资明显地呈现背离的状况。

换言之，股市的“繁荣”带有很明显的泡沫特征，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出经济的基本面。在这个诱发泡沫的金融系统当中，钱庄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短期利益的刺激下，上海的钱庄等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放贷，抵押物多为钱庄的庄票和股票，且放款标准非常宽松。不断空转的中国金融业，此时已初步暴露出系统性风险。从钱庄到股市，金融的风险被隐秘的资金链条串联了起来，一旦其中有一方爆发危机，就会很容易酿成整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系统性崩盘。

传统的中国经济体系里，并没有现代意义的银行。历史上，从事商业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是民间的钱庄、票号等。钱庄的经营者，为各行各业提供信贷服务，成为名副其实的躺着挣钱的“食利阶层”。在中国，钱庄一直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百业之中以钱庄的挣钱能力为第一。有钱人家的子弟大多无心读书，出来做生意，往往也是以钱庄为最轻松最得体之事业。

不过，看起来“高大上”的钱庄生意，却存在着许多方面的积弊，一旦遇上金融危机，防御风险的能力极小，风险爆发的概率极大。而钱庄所具有的各种经营方面的“顽疾”，其实又是与中国的民间文化及社会潜规则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钱业中人眼光通常都比较势利，这当中有不少“富二代”从业者，因此徒慕虚名、趋炎附势、欺贫爱富的心态甚为流行。这种心态带来了很多弊端，例如钱业者喜欢“以衣服舆从视人，贫者欲借不得，富者则百般奉承，欲其用银，势利之见，并无知人之识”。这其实就涉及金融风险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钱业者没有可靠的识人之术，而仅仅是通过衣着、排场等表面文章评估自己的客户，所带来的信贷风险也是相当大的。因为你始终没法透过这些表面的信息，了解一个人真实的信用度。

如此浅薄浮夸的眼光，也就造成了钱业者只注重短期利益，无视长期风险的弊病。当时有文章记录说，钱庄从业者“重视锱铢，出入算计必极厘毫，积成贪小之见。一则身处银洋重地, 所见动辄千万，不免以财取人，养成势利之见”。普通人想从这些势利的钱庄主人手中借钱简直是比登天还难，但是面对那些讲求排场的大户的时候，钱庄的态度则是一百八十度转变，“慕其招牌，仰其声名，信其为财主”，唯恐他们不来借银，借银之后又不敢催账，一旦出现债务违约就不知所措。

于是，钱商们核查商业信用度的办法，只能体现在各种饭局和社会交际活动中了。

中国的钱庄历来缺乏严格的储备金制度，这极容易造成现金流不足的风险。钱庄的东家只有三五万资本，并不是集资而成，本钱较小。但是钱庄的资金进出，一年最少都有三十万，其流量远远超过本金量，这使得流动资金必须依赖各处汇兑和各家存项。钱庄对于存款人和借款人的依赖程度极高，所出者少所入者多，钱庄才能挣到钱。一旦市面上有不利的消息流传，则各家存户立刻提取存银，钱庄无法应付，便会发生挤兑、倒闭的情况。

与钱庄不同，现代的商业银行，是依靠集股而成，其所有资本都是属于银行的资本，并且银行管理者会严格设置基本的储备金率，以预防现金周转不灵的潜在风险。现代银行因为严格执行了一套规范的金融制度，使得其运行更为平稳安全。这是钱庄无法比拟的优势。总而言之，中国的钱庄缺乏严格的制度安排，不注重金融安全，并且当时社会普遍信用度低、征信困难。在如此高风险的背景下，钱庄还不惜使用高杠杆的手段来放债经营，令本就不低的风险变得更加明显。钱庄的流动资金从哪里来呢？除了向华商筹措资金这个办法，当时的外资银行充当了钱庄短期现金的来源。

外资银行对钱庄的短期贷款也叫作“拆放”（chop loan），这种贷款以钱庄的庄票作为抵押，利息比市场利率略低，周转时间快，外商需要时即通知钱庄收回款项。除此以外，钱庄还以山西的票号作为提供长期贷款的来源。由于有了中外金融机构的支持，钱庄自恃有短期拆放和长期借款，因而大举放贷，更加无视本金足额与否这个关键的事情。

一般来讲，钱庄依靠贷款利息挣钱。而钱庄向外资银行的借款，多以华人的公司股票做抵押。华人的股份公司股价大多是依靠炒作上涨，股价存在泡沫。显然，这种抵押资产根本就不靠谱。在当时，真正拿得出大量真金白银的，其实是外资银行。从中国民间的钱庄到股份公司，无非都是在玩高风险的杠杆游戏。他们的手上握有的现金其实很有限，完全是靠股票的纸面财富骗人入局。众多钱庄与股份公司依靠这个高风险、高杠杆的借贷系统，勉强撑起了1883年以前的牛市行情。

钱庄的资金对当时的股份公司来说有多重要呢？以轮船招商局为例，从1874年以来，钱庄借款占据了这家企业资金借贷来源的很大比例。1875年到1876年，钱庄借给招商局的款额达61万余两，与招商局该年的资本总数相差无几，远远超过官方借给招商局的款项数额。1876年到1877年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之后，所借官款大幅增加，但招商局仍然获得钱庄贷款近60万两。到股市泡沫达到顶峰的1882年，招商局的钱庄及私人借款进一步上涨到230多万两，而官款的数量只有120万两左右。

就连当时的“明星企业”招商局都尚且如此，其他大小不一的股份公司到底是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高风险的金融系统，在市场风平浪静时完全可以维持表面上的运转。可是，一旦出现任何的风吹草动，银行和资金持有者决定回收现金时，就会马上造成市面上银根收紧，现金抽离投资市场。跟着，缺乏现金流的钱庄只好抛售他们手里的股票，抛售潮一起，股市就会由牛转熊，这个财富的骗局就立刻会原形毕露。

没过多久，令钱庄最担心的事发生了。由于经济基本面欠佳，商人们的获利大减，没有多余的钱还债，债务违约的事件大为增多。偏偏在这时候，借给钱庄短期贷款的洋行也察觉到经济基本面走势不妙，决定临时收回拆借给钱庄的款项。此举对钱庄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自身现金实力薄弱的钱庄骤然面临着双重的窘境：一方面是洋行的债务催逼，另一方面是借出去的款项收不回来，钱庄的倒账潮随即来临。所谓“倒账”，乃是中国传统的说法，其意就是指金融机构放出去的贷款无法收回，因“倒账”而蒙受损失。倒账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上的犯罪行为，当时的人们曾对此评价说：“以他人之血资填己身之亏空，而犹欲藏抽隐匿。为日后家中衣食之需，此其居心，直与局骗劫盗无异。”

金融危机的风潮首先席卷了买卖各种商品的商号。1882年，上海各个商号的倒账数量突然增多，而且亏欠数额都比较大，单笔金额动辄在数万两以上，每一笔倒账的资金量都足以搞垮一家中小型钱庄。整个市场立刻变得人心惶惶。

……

商号集体“掉链子”，等于把风险都转移到了钱庄身上。面对大量的债务违约，大量讨债未果的钱庄也只能迎来倒闭的命运。甚至还有钱庄主人因为还不上欠款，最后只好一死了之。例如上海南市信源钱庄亏欠某银行9万两，钱庄执事人无计可施，在12月3日夜吞洋烟寻死，信源钱庄也因此关门歇业。由于当时的商人通常是同时经营多种行业，钱庄、米行、丝栈、染坊、商铺等都被千丝万缕的资金链条紧紧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上海南市的巨顺亨西号在12月初倒闭，亏欠十几万两，受其连累，几天内有多家钱庄出现资金链断裂，“连倒巨号，以至银根骤缺，钱业大为减色”。在倒账风潮中，欠钱跑路的事例不胜枚举。据统计，1882年上半年钱庄倒账数额总计40余万两，到11月初，已猛增至一百五六十万两。可以说，上海的钱庄以极快的速度陷入了空前的危机。金融风暴的来临，从来都不是和风细雨，而是暴风骤雨，根本不会给人喘息的机会。

多米诺骨牌式的股价雪崩

钱庄与股份公司之间密切的金融链条，形成了连锁反应。1882年年底，上海的钱庄倒闭潮令市场情绪极为恐慌，那些暂时还没有倒闭的钱庄也迫于银行的催款压力而提前结账，造成持有股票的钱商和钱庄不得不售股还款。每个人都在疯狂抛售自己手上的股票，于是股市开始转入熊市，到1883年年中以后，股价下跌尤其猛烈。而股票一跌，那些用股票做抵押的钱庄贷款就更加无法收回本利，于是准备金本来就不足的钱庄纷纷出现周转困难，股市和债市崩溃，形成恶性循环。

《申报》当时的记录说：“去年买卖股份之旺，几于举国若狂，乃不及一年而情弊显露，股票万千直如废纸。”1883年，上海南北市七十多家钱庄因金融风暴倒闭的就有六十八家。与此同时，股价在该年下半年开始又快速下跌，尤其到11月以后，钱庄还款压力并没有减小的迹象，股价也一跌再跌，熊市深不见底。

我们以轮船招商局和受招商局直接投资的开平矿务局的股价为例，两家公司的股票价格都在1882年年底开始了跳水。如果再放宽视野，观察其他公司股价，不难发现在1883年之前和之后，许多公司的股价都下跌到最高点时的一半，例如鹤峰铜矿、承平银矿等股价甚至下跌到原价的十分之一。谁在当时买到这些公司的股票，谁就算是倒了血霉。

股票价格“跌跌不休”，终于让交易陷于停滞。据统计，1883年11月，仍在交易的股票价格平均仅为1882年10月的五分之一。1883年11月4日，挂牌交易的29种股票有14种完全没有成交量，股市的量价一齐降到冰点。此后，股价还在持续下跌，直到1885年3月才有止跌企稳的迹象。

不少股民在短短的时间内变得囊空如洗，倾家荡产。因此，这次股灾之后，股民对股票交易极为失望，投资心态变化剧烈，股票从疯狂炒买到无人问津，不过几个月光景。据《申报》的报道，股价大跌“致令有股诸人顿然齿冷，至今犹有谈虎色变者”。“公司”两个字，曾经是最有效地将人群聚集起来的办法，现在却能让人在最快的时间闻风四散而逃。人们“虽有巨款厚资，誓不买公司股票”。

随后几年，名声已臭的股份公司很难再通过向大众发布招股书的方法集资募股，招股愈发艰难，有很多企业只得放弃招股集资。“虽有公司之设，或因招股不易，事败垂成，或因不能续招，半途而废，致令人遂藉口公司之不可恃而以钳制招股者之口，且以寒人股者之心。”人们“谈及开矿招股之事，莫不摇头咋舌，莫肯解囊”。大家又都回到了观望不前的状态。

股市和地产市场双崩溃，大户亦不能幸免

这场大股灾让散户遭了殃，不过，当时的投资大户就能全身而退吗？实际上，即使是当时的著名土豪，也因为金融泡沫的破灭而元气大伤。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当属“红顶商人”胡雪岩。

1882年，胡雪岩号称砸下本金2000万两（实数远未到此），在上海开办蚕丝厂，争购并囤积生丝。不过，胡雪岩的资金不只是用来囤积丝，更多资金当时都通过钱庄放贷在外。当猛烈的金融风暴降临后，这些放贷在外的大量资金就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呆账。与此同时，生丝的价格也受到经济环境影响而猛然下跌。市场上盛传胡雪岩生意亏本、资金周转不灵，人们听闻后惊恐不已，涌向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挤兑。胡雪岩无力招架。

从1883年12月开始，北京、镇江、宁波、杭州、福州、南京、汉口等地方的阜康分号相继关门歇业。钱庄的倒账风波，使得胡雪岩的财富大受折损，亏欠官方银两无算。两年之后，胡雪岩郁郁而终。再说回轮船招商局。在招商局股票暴跌期间，深受投资者信赖的唐廷枢和徐润也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投资挫败。

前文曾提到，唐廷枢和徐润投资相当广泛，这为后来两人的损失埋下了隐患。尤其是以“具有投资头脑”著称的徐润，更是深陷投机泡沫破灭的泥潭中。他不仅将大把的钱洒向股市和钱庄，更重要的是，徐润除了是股票投资大户，更是当时的大地主，他在上海投资的土地房产总金额非常庞大。据统计，1883年徐润的总资产达到385万两之多，其中房地产就占了一大半。以当时的平均收入而论，相当于三十万个普通中国农民的丰年收入的总和。徐润可以说是富甲一方的大土豪。

徐润投资地产，最早是听从了他在洋行的大班韦伯的建议，在从宝顺洋行离职以前，韦伯告诉徐润，上海的房地产日后必有投资价值。“如扬子江路至十六铺地场最妙，此外，则南京、河南、福州、四川等路可以接通，新老北门直北至美租界，各段地基，尽可有一文置一文云云。”徐润听从了他的老领导的建议，将自己挣来的钱大部分投资于上海的地产事业。

……

晚清时期的上海，汇集了中国南来北往的商人，乃至全球各地的资本家，人多财巨，商贸繁荣。徐润早期的投资，可以说是非常及时地赶上了这一波房地产繁荣热潮，因此也是获利颇丰。到1883年以前，他在上海所购买的土地“未建筑者达二千九百余亩，已建筑者计三百二十余亩。共造养房五十一所，又二百二十二间，住宅二所，当房三所，楼平房、街房一千八百九十余间。每年可收租金十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余两，地产名下共合成本二百二十三万六千九百四十两”。

经济稳步发展的情况下，房地产增值乃是必然趋势。但是金融风潮一起，市面萧条、银根紧缩，上海的房地产业就大受影响。不少人为了避免金融风潮的影响，全家迁移外地暂避风头，上海的空屋日渐变多。人流的离开，无疑会造成房租和地价下跌。《申报》1884年2月2日的文章记述道：“十室之中空者四五，所收房租即不敷地租之款，而租地造屋者乃大吃其亏矣，现开业房产者计有六十人及八十人，皆会于四马路茶馆内公同酌议，欲思设法以挽救之……目下间前时每月可租洋十元者，今减至七八元，而闲置如旧，而地租则必不容少，故业此者至此而一筹莫展也。”

不过，最危险的事情还不是地产价格下跌，而是徐润的高额欠债。1883年以前，徐润曾计划将名下房地产招股合办，集四百万的财力，成立宝源祥房地产公司。徐润为自己的房地产公司筹措资金的方法，也是依靠钱庄的抵押借款。当时，宝源祥与上海的二十二家钱庄都有金钱往来，所借款项达到100万两以上，再加上股票抵押、地产抵押抵款等，徐润一共借款250万两。

徐润虽然财大气粗，但是他个人的高负债额，最后终于惹来了麻烦。当倒账潮席卷而来时，各钱庄纷纷要求收回资金，追上门来向徐润的房产公司索要欠款，此外，徐润在上海开设的钱庄的存户也纷纷要求索回存款。情况的迅速变化让徐润措手不及。

当时徐润手中现金并不足够，不得已之下，只好贱卖持有的房地产套现。在整个市场都是房多钱少的情形下，房产价格也随之暴跌。这件事情，令徐润的财富大受折损。徐润被迫将“所有款三百四十余万，全盘推出，以镇定二百余万之款”。

在变卖自己名下的资产，去偿还被催逼的两百多万两负债之后，资债相抵，徐润的净资产值剩下88万两。地价越来越低，逼迫徐润只能不断地想办法抛售更多手中握有的股票和土地来筹钱，结果越抛越低，越低越抛，形成恶性循环。当时的市场跌至谷底，到最后根本没有人肯出钱购买土地和股票，徐润无法及时套现还债，导致“运掉不灵，各账挤轧”，在1883年年底，徐润终于宣告破产。

屋漏偏逢连夜雨。本来就已经被债务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徐润，又被人检举揭发，说他私自挪用轮船招商局款项约16万两，用其投资在自己的宝源祥房地产公司。这个丑闻，使得价格已经进入下跌趋势的招商局股票再次大跌。招商局面临着不再被股东们信任的危险。盛宣怀趁此机会向李鸿章报告说，徐润“将家产抵还庄欠二百余万，以赊抵现，不倒之倒，并闻局款尚有私挪。恐此后各商以不信唐、徐者不信招商局，殊多窒碍。华人办事，贻笑外人，可慨”。与此同时，身为总办的唐廷枢也被发现私自挪用公司款项7万多两，用于投资自己的生意。李鸿章听闻之后大为光火。盛宣怀对于徐润、唐廷枢的不满由来已久，这次逮着机会，趁机将唐、徐二人的过失向李鸿章陈述一番，并且向李鸿章自荐说，如果没有合适人选做招商局的负责人，他愿意自己来接手这个烂摊子。

徐润面临着双重的困局：一边是自己的生意摇摇欲坠，另一边是招商局内部对他的信任已经产生了动摇。无计可施的他立刻拍电报给当时出差在外的唐廷枢，请他速归商议应对方案。徐润知道盛宣怀是在借题发挥，但是目前招商局股价骤跌已是事实，自己则因为弊案爆发而导致在招商局的地位愈加不稳。一时间，徐润心忧如焚。到1884年年初，无计可施的徐润决定“请假离局”，理由是身体状况不佳。

但实际上，徐润心里很清楚，自己挪用大笔款项的事情已被李鸿章知晓，继续留在招商局已不可能，还不如以生病为由离职，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不过，就算离开了招商局，徐润的欠款也是一定会被追讨的。前来催促他还钱的人里边，不光是钱庄的负责人，如今是连招商局的旧同事也一起来找他还钱。本身就面临信用破产窘境的徐润，一时半会儿也凑不出足额的钱来偿还招商局欠款。迫不得已，他只好向盛宣怀求情，希望可以宽限还款日期。

此时此刻，盛宣怀已经不打算再给徐润任何翻身的机会了，他回复徐润说，欠款的数目与还款日期已经启禀上级，不可改动。无论怎么求情，也是无济于事。在徐润为了还款而四处奔走的时候，李鸿章已经依据盛宣怀的报告向朝廷上奏，奏折写道：徐润等人“假公营私，驯至亏欠局款，实属瞻玩”，随即将徐润作革职的处分。

至于总办唐廷枢，也在这场风波中因为挪用招商局款项而遭到非议。不过，李鸿章仍觉得唐廷枢是管理企业的难得人才，于是决定把他调离招商局这个是非之地，安排其专办开平矿务局。而盛宣怀则在1885年6月被正式指派为招商局督办，负责招商局的全面管理。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徐润时代，也随着这一场金融风暴的爆发而画上了句号。

盛宣怀成为招商局的督办之后，对于徐润等人没有给予任何的宽待。

到1885年盛宣怀上任之时，徐润仍然欠着招商局巨额款项。并不是他想赖账，徐润确实陷入了财务危机当中，无力还钱，因此这笔欠款一拖再拖。他数次向盛宣怀求情，希望能够看在他过往对于招商局的功劳而减免一部分欠款，或适当延长还款期限。不过，盛宣怀对徐润的请求一律回绝。他斥责徐润，说他假公济私，搞到身败名裂，并且还连累轮船招商局陷入危机，没有宽恕的余地，责令其按时足额归还欠款，“断不准短少丝毫，自罹重罪”。

把轮船招商局股价崩盘的责任全部算到徐润头上，这显然不符合事实。1883年的大股灾之中，没有任何股份公司可以独善其身，此乃经济大环境衰退引发的金融系统性危机所致，并不是徐润、唐廷枢等人所能左右的。盛宣怀故意这样说，则是希望彻底打倒唐、徐二人，进而铲除他们在招商局里的人事势力。

在斥责徐润的同时，过去在招商局供职的广东人，已悉数被辞退。这是新上任的盛宣怀在为自己的势力掌控招商局扫清障碍。盛宣怀亦官亦商，深谙权力斗争之术，用一点权谋技巧搞臭徐润，对他来说是十分简单的事。

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徐润回忆当年的遭遇唏嘘不已。假如当年他没有迫于形势贱卖自己二十多年积累的上海房地产和股票，那么这些资产未来的总价值将超过1700万两，而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股市危机的爆发，自己也不会被迫离开轮船招商局，人生的命运将会大不相同。他对此感叹道：“废之半途，毁于一旦，反致大亏，命耶？运耶？抚今追昔，能不怃然！”徐润投机失败并被迫离开轮船招商局的故事，也为1883年的这场席卷股市、钱庄、房市的金融风暴，写下了一个最佳的注脚。

有道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无论是徐润、唐廷枢这样的投资大户，还是一个小小散户，没人能在1883年的金融风潮中全身而退。这场金融风潮，使得上海的股市、楼市、债市全面崩溃，无数财富人间蒸发。

检讨原因，还在于当时整个金融体系不规范，股市、债市操作中存在着种种违规行为和欺骗作假。利益驱使之下，人们将金融玩弄于股掌间，却毫不在意实体经济根本支撑不起这过于庞杂的金钱游戏。唐代的辞赋名篇《阿房宫赋》里有句话说得好：“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不能牢记股票史带给我们的教训，相同的灾难将来恐怕还会持续上演。

本文摘自《股惑∶百年中国股史的九个瞬间1872-1998》（孙骁骥/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5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