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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中国农大的公益人，为什么这样多？
采访 ▏娄蓬勃
编辑 ▏肖泊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社会创新家（ social_innovator ）
在公益行业，哪所大学的校友最多？
我们难以做完全统计，但在公益行业活跃度较高的群体和领域中，“中国农大”这一标签格外显眼。
据《社会创新家》不完全统计，超过200位中国农业大学（简称“农大”）的校友活跃在公益行业，他们广泛分布在国际公益组织、大型基金会、地方知名公益组织等。他们的身份涵盖了学者、公益机构的领导者、部门负责人、项目官员，以及公益创业者等，一个“农大公益人”群体呼之欲出。
为什么农大人热衷于选择公益行业？农大公益人有什么特点？在农大的求学经历和公益从业有何相关性……带着这些问题，《社会创新家》以判断抽样的方式采访了7位农大公益人，以此探寻农大人的公益基因与密码。
大咖导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小云助贫中心创始人
公益的本质是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市场部门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都是积极的力量，但是也都存在缺陷。公益的使命不是替代国家和市场，而是补充国家和市场的缺陷，从而实现社会的整合。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农业和农民一直都容易受到伤害。无矫正的现代化对乡村和农业的伤害会进而伤害到农民。
中国农业大学是在国内最早直接参与中国民间发展实践的学术机构，也是最早在国内开设民间社会与发展课程并培养研究生的学术机构。20年来，一批批发展研究专业以及其他专业的毕业生走向民间公益组织的行列，他们很多人都已经成为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带头人、思想家和实践家。
这个访谈集汇集了中国农业大学培养的青年公益家的思想火花和实践经验，值得一读。
农大公益人访谈人物基本信息：
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会选择到中国农大上学？在学校有没有接触或参与公益？
陈红涛：我想来首都读书，在高中老师的建议下报考了中国农大。
在校时接触公益是在大学生社团——向日葵爱心社。向日葵爱心社的创立来源于长安女子俱乐部对中国农大的捐赠。1998年发生了全国性的洪灾，长安女子俱乐部对中国农大捐了一笔钱资助灾区贫困生。我老家是松花江的，受灾比较严重，被列入资助名单。长安女子俱乐部有位捐赠人想到除了拿钱资助贫困生，也应该将受助学生组织起来做些有益的事情，于是推动成立了向日葵爱心社。
大二，我主动申请担任了社团社长，充分利用捐赠人资源和学校资源来搞活社团活动。当时电脑还不普及，通过和捐赠人申请资金，利用学校提供的场地，社团建立了一个有十来台电脑的电脑房。贫困生社员有免费上机时间，其他学生可以付费上机。这样，社团有了收入来做其他活动，社团也用这一年的时间拿到了校内优秀社团评比的第一名。
我能到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与在社团两年多的历练有很大关系。向日葵爱心社尝试了一个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新模式：通过学生社团的成立和运营，除了经济资助，还增加对受助学生的能力建设的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当时计划启动大学生资助的新长城项目，项目负责人做调研时了解到爱心社的资助模式，邀请我去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毕业后我就加入了扶贫基金会，一直工作到现在。
《社会创新家》：工作至今，印象深刻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陈红涛：2002年，我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主要工作是完善新长城项目对资助大学生的能力建设，通过建立高校社团“自强社”推广经济资助加成才支持的大学生资助模式，在全国100多个高校建立了新长城自强社。
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事业平台，用人不论资排辈。2006年，毕业不到4年的我担任了新长城项目部负责人。此后带领团队积极探索公众筹款，尝试了商场义卖、公益拍卖和“爱心家庭”“爱心宿舍”“青少年筹款挑战赛”“爱心贺卡”等公众筹款形式，一路艰辛，经历了很多失败，也收获了有价值的公众筹款经验。2009年，我带领团队推出了“爱心包裹”项目。
2010年，我进入秘书处，第一个挑战的任务是带领全会抽调的力量组成“2亿办”执行西南旱灾“曹德旺先生2亿善款资助项目”。
2015年，我开始负责基金会的国际化战略的落地，组织制定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化发展规划2016-2020》，带领团队实现从出差式援外工作模式到常驻式援外模式的转变，在缅甸、尼泊尔、埃塞俄比亚三个国家设立了办公室。
《社会创新家》：在你认识的公益人里，中国农大的校友多吗？他们有哪些特质？
陈红涛：公益圈里有很多农大校友，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也有不少，很多人都已经在基金会工作10年以上。我感觉农大人更踏实，更接地气，对农民、农村、穷人有特殊的情感。从农村来的学生比例比较高，很多人遇到过困难，也得到过帮助，把爱心传递下去是做公益的动力源泉。
《社会创新家》：你对个人未来几年发展的期许是什么？
陈红涛：未来几年会努力将基金会的国际化事业向前推进，让中国民间力量的身影出现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湖南方正证券汇爱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会选择入读中国农大？在学校有没有接触或参与公益？
陈济沧：报考大学时想法很朴实，中国农大是农业相关的最高学府，到农大学一个偏经济的专业，最起码再回农村基层应该也会好找工作。
在学校，我加入了学校社团“农村发展研究会”，每年的寒暑假都会带队参与社会实践，算下来每个学期都会参加五、六次。到大三时，已经跑了十来个省几十个村子。很幸运，大三时参与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孤儿救助项目设计，因为有了专业和实践的积累，基金会领导让我负责开展项目实地调研、可行性论证和方案设计。因为工作得到了各方认可，2008毕业我就加入了中国扶贫基金会。
《社会创新家》：从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到现在的工作历程是什么，印象深刻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陈济沧：头两年，参与了包括孤儿项目的调研设计、筹款方案，基金会从操作型基金会向资助型基金会战略转型的可行性方案论证，基金会资助项目管理办法的制定。2010年玉树地震以后我开始承担更多项目管理工作，参与了基金会汶川地震重建项目的收尾，全程参与了玉树、鲁甸、雅安地震灾害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2016年负责筹备基金会的成都办事处，工作内容就比较综合了。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我印象最深的项目是玉树重建甘达村的汽车运输队生计项目，当时村里会开车的年轻人多、重建运输市场需求大，我们团队集合这些情况，根据当地人的意愿，组建了甘达村汽车运输队。运输队通过灾后重建物资运输挣到了第一桶金，到现在每年还在分红，集体资产从零达到了好几百万。
2017年底加入方正证券并参与筹建基金会，2018年任方正证券汇爱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开始系统规划、运营一家基金会。
《社会创新家》：在企业型基金会担任秘书长，和之前工作相比有哪些不同？
陈济沧：在中国扶贫基金负责的是基金会的一块内容或者一方面工作。担任方正证券爱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虽然基金会规模不是非常大，却需要负责整个基金会的运营，需要面对一家独立机构所要面对的一切，要和各利益相关方去沟通平衡。企业型基金会孕育于企业，作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平台，可能天然的会受到企业文化、发展理念的影响，因此在公益目标达成的同时也要兼顾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其中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平衡。
《社会创新家》：你认为农大和你认知公益以及参与、投身公益从业有什么相关性？农大公益人有哪些相似特征和共同点？
陈济沧：农大更多给到的是思维习惯、方法和机会。农大很开放，资源也很多，老师会讲全国的、全球的东西，讲未来、历史和现状。学院的专业训练很注重和实践结合，因此就有了更多理论联系实践的机会。从农大出来的同学都有一个特性，比较厚重、朴实，整体上不浮躁；同时还能够有足够的视野，不仅仅是脚踏实地，也能够抬头看路，关注趋势和未来。
《社会创新家》：你对个人未来几年发展的期许是什么？
陈济沧：一是在企业型基金会和企业融合方面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更专业，更有特色；第二个是在公益和金融融合方面做一些尝试探索。
前两年有一本书叫《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引起了向左向右的讨论。我认为未来的创新更多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注重跨行业的融合。现在不是流行斜杠青年么，我现在也算是斜杠青年吧。
北京向荣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会选择报考中国农大？在价值观层面，中国农大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丁广泉：高考时听父母的意见，选一所在某个领域最好的大学。在朴素的老百姓看来，哪都离不开农业，就选了中国农大。选择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是看上了“发展”这两个字。
我们99级当时是国内第一批学生。学生和老师是伙伴关系，老师都把我们当“黄埔一期”培养，充分尊重学生，大家共同成长，用现在流行的词语叫为学生“赋能”。作为第一批学生，当时我们还经常给李小云院长写信提建议。学院也为我们提供去乡村调研的机会，实地感知乡村，学习和村民如何沟通，全面了解乡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这些体验和学习，仍再不断滋养着我成长。
总结下来有三点：首要的收获是一种价值理念，对乡村的老百姓、困境群体、妇女儿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平等看待和关切，这对如何看待生命和人生都有影响；其次是一种思维方式，能够独立思考，通过多元的视角来看待事物，会得出不一样的观点；第三是专业性，了解到了用哪些具体方式方法帮助困境群体更有效。
《社会创新家》：你为什么选择进入公益领域工作？印象深刻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丁广泉：当时想法比较朴素，因为在大学有机会了解一些国际发展机构，毕业就有机会开始从事公益领域的工作，尽管当时社会上还不太有公益慈善的说法。因为自己在大学就在老师的指导下做留守儿童的研究，觉得困境儿童群体很需要得到帮助。过去十五年，我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公益工作。
向荣公益基金会的工作关注的是乡村儿童教育，我们分别从乡土书香校园建设，教师能力提升和儿童健康成长，三个主题助力乡村教育变革。去年我们还联合东北师大中国农村教育研究院做了新乡土课程的研发试点，为乡村老师“赋能”，侧重学习方式转变，把乡村学校课堂学习和乡村日常生活发生有机联系，做有根的教育。
《社会创新家》：你认为中国农大赋予农大人哪些特质？农大公益人有什么特点？
丁广泉：现在的农大人在各行各业的都有，大家在交流的时候还是很有共同语言，我想背后是因为有农大精神的底色在，有共同价值理念在，比如对社会的关切，对弱势人群的共情，这是学院和学校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也有传承的责任。农大公益人整体的感觉是比较真诚和务实，还有一种生命内在的持续拼搏精神。
小云助贫中心理事长兼总干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会选择到中国农大读书？
董强：我的父母是在农业科研机构工作，他们建议我报考中国农大，将来从事农业科研工作。
《社会创新家》：在学校有没有接触或参与公益？如果有，是怎样的过程？
董强：读大三时第一次知道有NGO，听同学说到有个NGO在学校里面办公，叫做“地球村”，我挺感兴趣，但一直没有找到在哪里。2002年秋季，在学院召开的一个扶贫国际研讨会上，认识了中国发展简报的记者付涛。之后作为志愿者参与了中国发展简报境外NGO名录的翻译工作。期间通过中国发展简报组织的NGO交流活动，接触了很多NGO人士，还和朱传一先生有过交流，打开了第三部门的视野。
2003年，我认识了“社区参与行动”的创始人宋庆华。当时他刚刚离开地球村，创办了关注城市社区治理的“社区参与行动”，邀请我参与了一些调研工作，并为国际项目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2005年，我跟随李小云教授参加了亚州开发银行、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开展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试点规划项目。这是国内第一个用财政资金购买NGO服务的项目。
2007年，我留校工作，在李小云教授的建议下把研究兴趣定在了NGO组织管理上。通过联系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的翟雁老师，参与了惠泽人的NGO能力建设工作和机构运作工作。
2011年，基于中国公益领域资讯供给跟不上需求的观察，创办了《公益慈善周刊》来提供行业资讯。
2015年，李小云教授创办了小云助贫中心，我作为理事参与机构工作。2017年接任小云助贫中心总干事，兼任理事长。
2017年，我发起首届公益评论影响力奖，促进更多的多元有价值的公益思想。
基于长期的行动实践，我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重点：公益行业发展、公益组织国际化、公益组织与乡村发展。
《社会创新家》：做了这么多公益行动与研究，有哪些特点？
董强：如果总结一下我的公益行动和研究，我觉得有两个特点：一是尽量落到实处，在公益行动和研究层面满足现实需求，填补空白；二是细水长流，我不太追求轰轰烈烈，一件事情不做就不做，做就一直做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公益精神。
《社会创新家》：你认识的中国农大人选择进入公益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有什么特点？
董强：公益领域出现了农大公益人这个群体，首先是因为中国农大的校训“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很多学生社团关注民生，关注社会问题，提供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第二是在过去，农大招收的学生中有很多贫困学生，很多NGO为贫困学生提供支持，建立了联系；第三是农大的人文与发展学院通过学术研究工作链接了很多发展机构和公益组织。曾经有几年，发展管理系每年都会组织NGO招聘会，为NGO和农大学生牵线搭桥。
农大公益人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务实不务虚，在很多公益组织中做一些非常重要但不出头露面的工作。第二是相对比较扎堆，比如在扶贫基金会、乐施会、壹基金，看到一批工作的校友。最后一个是流动率相对不高，喜欢长期在一个机构工作。
深圳市龙华区慈善会秘书长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会选择到农大读书？在学校有没有接触或参与公益？
刘会峰：高中的时候，通过《中国农民调查》了解到二元体制导致农村发展缓慢，我应该为农民做一些事情，选学校毫不犹豫选择了农大。专业报考的是生物科技类，后来被调剂到了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学院老师非常重视开放式和参与式的学习讨论，同时在大学期间开展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妇女、农村扶贫等基础性调研。作为志愿者我参与到了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友成基金会等教育方面的工作。在专业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对整个公益行业有了一些接触与了解，逐渐感觉公益慈善是一个可以作为职业发展的长期事业。
《社会创新家》：从大学毕业到现在的工作历程是什么，印象深刻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刘会峰：2008年毕业时第一份工作是国际计划（Planning International），当时在国际机构做预防儿童暴力侵害和儿童权益方面的工作。两年之后来到壹基金做“海洋天堂”计划，从事自闭症、脑瘫、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救助及倡导工作。2016年至今在深圳市龙华区慈善会专注社区慈善领域的探索。
在壹基金从事特殊儿童的救助与倡导工作，让我深入感受到公益慈善的本质是唤醒每一份善良，帮助弱势群体走向自助助人。在龙华区慈善会从事三年的社区探索，让我感受到中国的公益慈善未来还是在本土社区，社区的资源盘活及有效衔接，构建县区级公益慈善生态。
《社会创新家》：你认为农大和你认知公益以及参与、投身公益行业有什么相关性？农大公益人有什么特点？
刘会峰：在农大，接触到了前沿的理论、开放的思维方式和扎实的社会调研，为公益从业在理念上留下了种子，在方式方法上打下了基础。我认识的农大公益人接受了国际发展项目管理的学习及熏陶，相对理性和务实，都扎扎实实地在某一个领域去探索和钻研，在行动中做研究。
《社会创新家》：你对个人未来几年发展的期许是什么？
刘会峰：继续在扎根社区慈善领域工作，打造一个民众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通道，为县区级慈善会做出可供借鉴的样式和范本，影响更多掌握大量资源的慈善会系统，让县区级慈善会都有意识的推动县区级公益慈善生态发展。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会选择到农大上学？在学校有没有接触或参与公益？
魏明涛：我是在陕西农村长大的，身在农村会想中国的农村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怎么才能发展得更好一些，高考选择中国农大，是想在这个方面能有更多学习和了解。
大学期间，通过学校提供的社会实践机会，对中国农村的现象和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印象比较深的是学院老师组织去北京延庆县的农村社区实践，在村里住了半个月，练习学到的参与式评估工具。我的毕业论文也是在农村社区做的调查。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找到了做社区社会工作的意义。
《社会创新家》：毕业之后从事的是农村社区相关的工作么？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工作内容？
魏明涛：2005年毕业时寻找在农村发展机构的工作机会，在西安看到一家国际机构招聘社区发展协调员，感觉和专业比较匹配就加入了，主要工作是驻村做农村生计发展项目。2007年，我想要在公益和发展领域看得更多一些，加入了香港乐施会。在乐施会负责社区生计发展项目，参与了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的紧急救灾和灾后重建项目。2010年，我加入壹基金。
印象深刻的项目很多，比如壹基金在芦山地震灾区参与支持组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芦山灾区开展安全家园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希望组建由当地居民为参与主体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但即使是在灾区，居民对日常防灾减灾的参与意愿也是非常低的。通过提供专业装备和培训、开展演练等项目活动，为志愿者发放纪念勋章等激励方法的一系列设计，我们激发了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成功组建了社区救援队。后面遇到山洪暴发等突发灾害，社区救援队能够很快行动起来参与救灾和后续社区安置工作。
包括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我们在各地组建的社区救援队，为志愿者队员配备了专业的防护装备，第一时间参与了社区的排查、消杀等防疫工作。
《社会创新家》：你认为中国农大赋予了学生哪些特质？农大公益人有什么特点？
魏明涛：第一个影响是“扎根”。学校提供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我们对基层情况有了一定的认知，具备了底层视角，做事情会更加有底气。
第二个是相对包容，尊重价值观的多元性。我们在学校受到了参与式的专业训练，面对不同的人群，尤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有更加积极的视角，相信他们自我发展的愿望和动力。
第三个是农大人会更务实一些，做事情讲究做到做好，不追求花样和噱头。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微型金融事业部执行总监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会选择到农大读书？在学校有没有接触或参与公益？
张超：年轻的时候对农村有很多想象，向往农村那种田园诗画和牧马纵横的生活。我从小喜欢小动物，对生命科学这块感兴趣，就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科学专业。在学校没有接触过公益，刚刚工作后对公益的了解也非常有限。
《社会创新家》：你是如何进入公益领域工作的？
张超：2003年，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贸易企业工作，代理国内大中型畜禽繁育场成批地从国外进口猪、牛、羊、鹅、鸡等种畜禽。我接触到一个散养户，很穷，全家五口人就靠贷款买的一头奶牛来吃饭。买牛的贷款需要他们省吃俭用好几年才能还清，并且还面临牛奶产出质量不达标、奶牛生病或死亡的风险，从国际贸易代理到一个散养户的脆弱生计，会明显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张力。
整个社会其实是在一个密不可分的联动系统里面的，一个人靠物质财富不可能和系统里面的困难群体完全隔绝。
2007年，我下定决心要去做促进包容性发展的事情，并确定了一个原则，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做‘双重底线’，即希望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能够创造社会效益，还要有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当时了解到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做的小额贷款，接着留意到乐平基金会的前身北京富平学校，在国内开展小额贷款项目，我联系加入了这个团队。从加入至今，都在从事小额贷款有关的工作。同时我也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参与新的探索，比如参加《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的编译。
《社会创新家》：你做人生选择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什么？
张超：我个人比较理想主义，做事情是从一种美好的想象开始。选择到农大读书是对田园的想象，做小额信贷及公益从业是对包容性发展的想象，有了想法就去做，在实践中和想象做一个链接，适时调整。
我十来年的公益从业一直有得道多助的感觉，当你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去实现的时候，全世界有着相同愿望的人都会集合在一起，推动这个事情。
《社会创新家》：你对个人未来几年发展的期许是什么？
张超：现在我还是很相信“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样的世界运行不下去了。我愿意成为促进社会包容性发展和均衡发展中的一员，通过产品和服务，让弱势群体获得发展机会，同时满足财务上的可持续性要求，会尝试影响力投资、设计思维这样一些具体手段。 END
作者简介：
娄蓬勃，《社会创新家》研究员，
2011～2017年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专业，获硕士学位。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毕业于中国农大的公益人，为什么这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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