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哲学社社长：“为那些上不了大学的人”

原创 郑莹 GQ报道

“Philosophia哲学社”（以下简称“哲学社”）是一个中学生主导、以线上讨论为主的青年哲学社团，前身为北师大实验中学哲学社，2018年初转为跨校组织。哲学社关注西方哲学和人文社科理论，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包含对哲学家和哲学概念的普及、社论及论文。

我们联系了刚满19岁的PZH，听他谈论哲学社所做的事情，哲学对中学生的影响，哲学与社会批判的衔接，自身所经历的教育环境及反思，如何处理知与行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结构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自我批判的可能，年轻人的自救，及对饭圈所代表的思维方式与圈层关系的思考。他强调，访谈为个人意见，不代表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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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念高二的PZH与一位同学从学长手中接手哲学社，出于“功利”的初始动机——申请国外大学需要体现为喜欢的学科做过事情，他想学哲学方向。因户口问题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PZH在国际班就读并准备留学。之后他试图通过哲学社构筑社区，强调集体的努力，这跟独自学哲学的“孤独感”相关。高二时他常窝在教学楼一间小屋里看书，寡言少友，“并不是因为我孤单才去找哲学，而是哲学一定程度上造成的孤单。”支持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让他不被一些同学所理解。

PZH初中开始关注时事，一次浏览国外网站后，他想了解政治体制的基础，便看启蒙时期政治哲学家的书，发现无法在空中楼阁里谈自由民主，哲学家谈论这些的差异性来源于对人的认识的差异，此种差异又依托于更深的形而上学的差异。高二开设的哲学课沿用高考体系下的教科书，PZH觉得唯心主义不应该像书中所说那样，于是从康德看起，顺带往回翻政治哲学书，又看德国古典哲学、后现代哲学，再重新读马克思、拉康、黑格尔。他通过原著和二手文献串联知识网络，梳理哲学史，听讲座并跟人交流，也组织线下授课。

前阵招新，他留意那些学校一般、身处二三线城市但对哲学有兴趣的中学生，避免组成中产阶级子女群，也偏好同等哲学水平下年龄更小的学生，希望社团由中学生主导，尽量以沟通式的态度向同为中学生的受众传达一些经历。群员学术背景相似，但涵盖很多政治观点。微信群里探讨学术，也讨论社会问题，比如吃狗肉、伯尼·桑德斯。公众号不做声明，但文章立场基本是追求平等、反对歧视、国际主义。想加入哲学社，支持女权主义是不成文的规定。

PZH在美国念大一，打算学哲学和文学。哲学对他的吸引力是直接指向思维方式，“并且哲学家，尤其欧洲哲学家，从康德、黑格尔到海德格尔，都试图从根本上反思或者怀疑，看自己之前看待问题的方法有什么错误，或者看待问题的方式本身又是问题的一部分，或者提出怎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他讨厌一切二元对立的设定，也因此在哲学与辩论中选择了前者。辩论限制题目，无法超越执方，但哲学会质疑问题本身。比如，辩手可以对“我们有自由意志”和“我们没有自由意志”两个持方分别作出精彩论述，但一名哲学家或哲学爱好者更关注的问题可能是“自由意志是不是一种语言游戏”。再比如，“性别是社会建构的还是生理的”这一问题可以以二元对立的方式被设定为不同持方，但这恰恰忽略了所谓“生理性别”的建构性维度。生物学家及性别研究教授 Anne-Fausto Sterling曾经试图论证过，“性别既是 100% 建构的，又是 100% 生理的。”对辩题本身的反思、乃至对辩题的对立持方进行调和的可能性，在辩论的语境下无法做到。

PZH参加过中学校辩论队，当时教练和队长反复强调，辩论是打给评委和观众看的。“很多时候辩论不那么关注论证本身的有效性，它关注怎样呈现。哲学更多要求清晰度，概念不能乱用，论证要清楚，逻辑链得扣上，可能更关注元哲学、元伦理学，比如以什么是道德的基础为出发点，再下后面的判断，连续性强，没办法在辩论时间里讲清楚，讲出来大家听不懂也没用。”PZH说。

他是泛性恋，性别认同也是非二元性别。初中以前PZH在合唱团唱音调高的一声部，一声部只有四个男生，他很自豪。变声后，他只能羡慕还能唱高音的女生。高中接受女权主义理论与酷儿理论，出于尝试或者跟风，抑或挑战性别秩序，他在Instagram和朋友圈发女装照，发现很多人夸，就一直这么干。

最近母亲不知听到什么风声，问PZH是不是同性恋。他说不是，“就算是同性恋，你也应该尽量注意一下说话方式，每代人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如果我们这一代有人专门强调不接受婚前性行为，才叫性少数，我们可能就用看变态的眼神看他。”只说求同存异，他称情感上没有能力去说服亲密的人，为他们从头建一个新体系，不现实也不人道，遇到问题再说。

PZH称自己成长于一个“普通而幸福”的工薪家庭，充分放养而非精细规划，没碰上重大挫折。三观形塑基本靠书，被实际生活所影响的观点屈指可数。近几年他认为还是应该相信人的理性，即使在互联网上，也要尽量严肃对待所看到的观点。

但他对与每个人理性对话的可能性存疑。公共说理更多还是尽量平和、多视角、做足够论证地写文章，这是自称懒且胆小的他认为的一种可以改变身边世界的实践，他想成为葛兰西所描述的“有机知识分子”。

除哲学社之外，他不太愿意自己被群体的标签代表，比如近日视频网站 Bilibili 发布“献给新一代的演讲”的视频——《后浪》。PZH没觉得对群体的骂声落在自己身上，也继续在B站上看动画。他认为《后浪》是广告，向外展示平台并强化用户群，“意识到它的话语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为何会产生效果，那我就可以与它话语的作用保持距离，我就一定程度上能进行质疑和反抗。”抽开反思的距离来看视频所说，“年轻一代正处在一个拥有‘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的时代”，“谁选择？选择什么？为何一定是‘选择’？有钱的用户群的选择，选择消费，一句话概括就是去政治化的消费主体。”

社员打趣称PZH“独裁”。PZH承认掌握权威，但认可齐泽克评价电影《国王的演讲》时所说，是国王这个位置所在的结构使得大家听从国王的话。“用在我身上同样。我只是偶然地处在这个位置上，位置的产生有历史的或者偶然的原因。如果哪天我真的独裁，大家就不会用这词了。”哲学社实际是一个依靠人情分工合作的松散组织，“权力关系浮动”。PZH解释，权力关系指福柯概念下泛化语境中的相处模式，在网络中的位置关系。

PZH原以为大学会多结交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但他上完课就回宿舍睡觉、写作业、吃饭、写作业、睡觉，需要从哲学社中找归属感。在找到接任者前，他仍然在哲学社担任社长。一学期后回国，社员见到PZH就问，头发怎么变多了？接受采访时，PZH频繁躲避眼神，说到上头处才绵延不绝。聊完他买了一杯喜茶——一种被他称为进行阶级区分再反向诠释作为阶级身份的都市年轻人消费物，顶着茂盛的头发淹没在人群中。

❶

“让想象力夺权”

GQ报道：哲学社社员认为“启蒙”是对哲学社工作的一种概述，“尽管觉得‘启蒙’这个字眼太过高傲而绝当不起”。你怎么看待这个词？

PZH：启蒙这个词比较高傲，有一种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态度——我有知识，你没有知识，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知识，并且把自己树立为一个有知识的主体，被阐明了的主体。康德在《什么是启蒙》里说，启蒙是一小部分人公开地用自己的理性带动更多的不会用理性或者只会私下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上使用理性的人。所以它预设了不太对等的权力关系，是很家长式的关系。

启蒙这一套话语在西方哲学史上也被批判很多次，比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写过《启蒙辩证法》，说启蒙内部是有张力的，一方面提倡自由，一方面提倡理性。理性有一个倾向是要认知所有东西，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当然有效，要去认知自然世界，但人是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怎么认识人？认识自然以后要控制、改变自然去符合人的意愿，那是不是要对人进行一些操作？阿多诺的观点是，启蒙理性的一个极端表现是人受到启蒙理性的奴役，相当于人也是知识的客体，人也是需要被探究甚至被控制的。他提过“文化工业”的概念，说文化变成自上而下的，比如由资本控制的广告、消费和媒体合成的一个大包裹被以特定的方式下放给民众。这是一种很理性的治理模式，相当于首先用数字化的方式处理人，人被简化为数据，再由资本或者媒体用特定的方式生产需求，生产他们的欲望，让他们主动接受这些东西的洗礼。

福柯说启蒙更多的是一种反思的精神气质，这个我很认同。当然可以说启蒙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对于知识的渴求导致人也变成知识的客体，社会成为了被控制的一部分，但启蒙也给了我们批判的武器、反思的精神，有助于认识到启蒙带来的局限，启蒙也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说法，我借用一下。

GQ报道：1980年代的启蒙浪潮对你们来讲有没有一些认同的或者相仿的东西？

PZH：确实有承接关系。一方面知识分子肯定是有用的，对社会整体的分析需要文科知识分子努力。一方面也要反思当时的启蒙话语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说出来的，或者当时的启蒙是一种怎样的意识形态。从光谱上来讲，肯定是偏自由主义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自由主义在全球有一些很明显的问题，大家都在反思出了什么故障，比如美国之前是自由主义的灯塔，大家都觉得它很decent，直到2008年，都维持一种看起来比较自由民主的形象，但是现在很明显……尤其特朗普上台以后……安德鲁·杨（Andrew Yang），今年总统候选人，他说，“Donald Trump is not the cause of all our problems…He is a symptom of a disease that has been building up in our communities for years and decades…”特朗普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的一个症状，要思考的是宏观的问题出在哪儿。包括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现在也说，新自由主义已死。

我们要意识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本身脉络变化有一定的偶然性，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的状况》里面就说过，即便是1960年以后的资本主义(他称为flexible accumulation 灵活积累)也和短短几十年之前的资本主义(Fordism 福特主义)有很大差别，并且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 (contingent) 的。所以要承认资本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困境，即使要强调文科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也没办法再做一个怀旧的保守主义者，因为怀念1980年代没有意义。

法国“五月风暴”里提过一个很有思想的口号，“让想象力夺权”。我其实不知道这句话在当时是怎么用的，但我的理解是，首先需要意识到我们当下所习以为常的近乎一切——无论是资本、自由市场还是民族国家，以及伴随这些事物诞生的概念、常识和惯习（比如作为资本主义核心的雇佣劳动），都不是恒古不变或永将存续的，而往往是充满内部矛盾和张力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变革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的。我想引用齐泽克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都说过的一句话：“It is easier to imagine an end to the world than an end to Capitalism.”（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往往更简单。）我们很容易可以想象小行星撞地球、全球气候灾害甚至外星人入侵，但想象一个不是资本主义、不基于雇佣劳动和私有制的、可行的社会制度对我们来说似乎直接成为了不可能的——而这种光景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展开想象力去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反思现状无比重要。一方面是对以为是常识的东西做历时的反思，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大卫·哈维所做的工作。另外也要做共识的反思。这个也联系到齐泽克之前说过的“21世纪将是哲学的世纪”。他的观点是，我们之前还能蒙上的一些遮羞布，已经全都被撕掉了，现在要非常明确地面对我们时代的问题，想一些未来的发展方向。

GQ报道：接触到的社员里，经过哲学思辨训练的可能有怎样的不同，或者在行动上有显现哲学的启发么？

PZH：我会给你一个很悖论性的答案，他们更审慎了，也更坚定了。审慎是我们一般都有很好的媒介素养，比如一条消息如果信源不明确或者不可信，我们会做多信源交叉查证，会更理性地看待它。坚定更多在于立场，我们读很多相关资料和书，看正反方都怎么论证或者批判以后，才会做出政治或者哲学方面立场的选择，并且立场一般不会轻易改变。

GQ报道：除此之外，哲学怎样促使学生产生问题意识并在校园生活中表现出来？比如校园中可能有条例与秩序、自由和规则的界限这些问题。

PZH：有跟我自己比较相关的例子。2013年学校学生会想在国际部的一面墙上涂鸦，每班至少提交一份设计稿，当时我还没有太经过哲学训练，写了篇《有一面红墙》，更多是情感抒发，感觉非常可惜、不满，觉得学生会不应该直接涂鸦，希望大家能拍照记住这面墙。另一件事是我们学校在高三楼里放了信号屏蔽器，信号屏蔽器全天开着，导致全校的人都上不了网。我当时找了两个律师，自己查法条，写了《信号屏蔽器，真的合法吗？》，这篇文章当时阅读量应该是5000，最后学校把屏蔽器关了。第三件事是对我们学校学生会的批判，学生会本身的制度有问题，甚至几十年没变。我和另外一位学政治哲学的同学一块儿写了《纯粹学生会批判》，之后有其他哲学社同学一块儿改。

所以哲学带来的问题意识对于校园生活的影响，在我这里就是敢于反思，敢于提出质疑，并且质疑不能只是情感抒发，还得做出合理论证，有明确的提案。文章发出后肯定还需要线下跟校领导直接交涉，但文章本身的舆论压力是有一定影响的，至少带动了全学校的人一起讨论。

❷

“为那些上不了大学的人”

GQ报道：你说国际部的男生主流是不支持女权的，有男权社，里面发表厌女言论、排挤你。在同样的结构性背景之下，你跟其他同学甚至是男权社这些同学此前接受的教育差异不大，你们的想法差异来源是什么？你为什么能从中逃脱？

PZH：要是按马克思的分析就很明显，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家庭制度，最近微博上还有关于冠姓权的争论，冠姓权其实是父系家庭的一个体现，这个你可以看我之前写的文章叫《反女权者和父系家庭》。

因为我学过哲学，哲学告诉我最基本的道理就是看到一个东西要反思它，要时刻记着它要么是实践的结果，要么是有社会历史性的，要么是在一定立场下做出的，也会要求我在阅读文本时识别出文本的意图，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GQ报道：你经历的是怎样的教育环境，以及对那些经历会有所反思么？

PZH：我住海淀，初中去西城上的学。海淀是大家都在学奥数，得上好多课外班，一些讲海淀黄庄的报道基本就是我们的生活。后来小学同学里大概有一半都出国了。我小学过得确实很累，会抱怨应试教育。但是后来觉得不能孤立地分析应试教育本身，得把它和更深刻的社会结构问题一起分析。很多人说高考是相对公平的方式，我会支持这个说法，但不代表我觉得高考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可以通过一些更深刻的变革带动教育变革。

我一直上的都是比较好的学校，如果从规训场所来讲，对所有学生都一致，这是阿尔都塞很典型的例子，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学校作为一个规训场所是福柯提的，比如时间表、课程表，学生应该用怎样的姿势坐好，怎样才是好学生，好学生会受到怎样的表扬，或者坏学生受到怎样的惩罚，本身是规训或者精细化管理的模式。从历史角度来讲，这套管理模式应该是从德国监狱来的。但现在我不太关注哪些东西相同，会关注差异。小学、初中划片，学区房很贵，能上哪些学校，和怎样的人交朋友，学校本身的硬件设施和师资。还有地域差异也非常重要，决定学生受教育模式。要看到即使是在当下这样一种看似同质化、均一化、公平的模式里面，哪些人受到了优待。

我肯定是要想办法以后怎样去帮助别人，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我上大学是为那些上不了大学的人”，文科知识分子很多有这样一种朴素的理想主义观点。生活在北京，已经决定了我有怎样分配时间的方式、接触怎样的人和学术资源。我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即便这样，我已经超出许多同龄人很多很多了，这种意识时刻要求我更有社会责任感。

GQ报道：有过比较明显的自我觉醒的事件或者瞬间吗？

PZH：没有，是循序渐进的。其实你能意识到它是意识形态宣传，就已经成功一半了。这个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阿尔都塞、齐泽克都做过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我会对文本，尤其是大众宣传的一些文本，有非常高的警惕性，尤其是它在号召什么的时候。

❸

父权制残余与爱的政治学

GQ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女权并产生认同的？

PZH：学哲学一块儿学的，当时看波伏娃、朱迪斯·巴特勒，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跟女权的关系非常近。

GQ报道：你对理念的认同主要还是从文本经验来的而不是跟自己或者眼见的其他人的遭遇相关？

PZH：其实也有关系。我初中的女朋友特别厉害，她托福116，我110。我当时有非常根深蒂固的想法，觉得我是她的男朋友，所以应该在各方面比她强。我发现她的学习也比我好，就特别郁闷，老骂她，她也很生气，我们后来就分了。分手后我特别痛苦，想研究我为什么会那么想，但不知道怎么开始琢磨，就搁置了。后来碰到女权主义才发现这种想法是父权制社会的一个体现。

我当时劝自己，她比我强又怎样，但从心底里面觉得不舒服。精神分析里讲无意识，按照拉康的讲法是，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是习得的。个人的形成是社会性的，所以这个结论应该很自然而然。回想一下，我小时候听到很多说法，比如男生要高、长不到1米75就二等残废，别看女生这会儿数学学得好，男生只要想学就能超过去。我会觉得这是夸我，不关心它另外那一侧讲的是什么。但是后来反思会意识到，这本身也是性别歧视乃至父权制社会结构在生产自己的话语，是语言压迫的典型案例。

GQ报道：那现在跟女性相处当中这种意识淡化甚至根除了么？认同之后，距离行动有多远的距离？

PZH：女权主义者怎么处理私人感情，怎么处理知和行的关系，这我最近也在和其他人讨论，我们大概有这么一个想法：知识有两个侧面，一种就是知识——我知道，一种是实践知识。就算我可以写一本女权主义者应该怎么处理恋爱关系的书，和在现实生活中践行有一定距离，需要坚持和真诚，去想办法一直履行下去。所以我肯定不会说我没有任何父权制残余，但我会尽量克服，消化掉缺点。

GQ报道：除女强男弱不可接受之外，还有别的残余么？

PZH：很多时候采取的是一种看起来普遍的形式，比如有时候我比较自私，比较喜欢撒娇，不太愿意承担责任，也不太会做家务。从小我爸不怎么管我，一般都是我妈管，比较溺爱。并且女生在性别歧视语言之下，可能从小性格要么坚忍要么自卑，男生从小比较滋润，可能自大一些。如果追溯性格特点如何产生，会找到一些特权的痕迹。这些议题说严肃可以很严肃，但是也很日常。

GQ报道：哲学社发过一篇随笔，《今天我们谈谈恋爱——浅谈早恋的污名化与神化》，你自身会怎样看待青春期恋爱，自身对恋爱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PZH：那篇文章下面有张配图，是某学校有个学生向校领导写了一封匿名信，说学长、学姐不应该举止亲密，有伤风化。是这个契机写的随笔。但因为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也不可能替作者说话。

我自己没怎么受到不能早恋的压力，可能因为太特权阶层了。上初中之前我妈说，要有小姑娘喜欢你，你要注意，也没太说别的。高中以后就没人跟我提这事了。对早恋的抵制很大程度上跟学习有关，上学有明确指向性，比如为了中高考，其他东西没办法被纳入这种价值体系中衡量。按照哲学或者神学，我们戏称高考是“弥赛亚时间”，是“审判日”，学生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那天服务的。但我本身是国际部的，不用参加高考，所以时间方面会更有弹性。

我们学校教授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写过《帝国》、《诸众》和《大同世界》。我前段时间看迈克尔·哈特一个讲爱情的演讲，他觉得爱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东西。首先爱和团结（solidarity）不一样，它是超越理性计算的。团结往往是利益相一致的群体团结在一起，而爱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激情存在、而也是一种包括了前者但又超越前者的理性。然后爱和友情也不一样，因为友情是两个稳固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联合，但爱对于个体是具有变革性力量的，我们是“坠入爱河 (fall in love)”的。在一段爱情过后，我们往往是和之前不一样的。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爱”恰恰是以一种公共性和政治性的状态出现的，比如“爱你的邻人”。但我们现在已经逐渐失去了以政治性的视角理解爱的能力，只会把爱局限在家庭结构、私有财产这样一种环境和具体的生活形态。爱当然在当下是以这种特定的方式展现自身的，但是迈克尔·哈特更多想的是，爱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的基础和可能性。爱可以不只是对于亲人和伴侣的爱，可以不只是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那样对于一个抽象、想象的共同体的爱，还可以是对于陌生人、对于他者、对于与我们不同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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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这个事情何以可能”

GQ报道：你写社论的动机是什么，表达自己的观点、去影响人？

PZH：都有吧，有时候我必须得说点什么，不然我看着大家都在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特别生气，我觉得不应该这么笨，应该换个角度想问题。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斯大林被记者问，哪种倾向更糟糕，是右倾(布哈林及其团伙)呢，还是左倾(托洛茨基及其团伙)?斯大林厉声说：“它们都更糟！”齐泽克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

我借用这句话是觉得给外国人超国民待遇当然不好，但我们也要确认它到底是不是在给超国民待遇。很多时候信息污染没有办法帮你做出合适的判断。还有就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本身恰恰是殖民主义的一个体现，肤色黑没有办法说明问题，非洲大陆的基因多样性比其他大陆加起来都多。

我每次写社论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起点，叫做“这个事情何以可能”。这是一个康德式问题，康德最先提出，背景在于当时有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他说的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也是他《纯粹理性批判》所解决的问题。什么叫先天综合判断？他首先区分了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分析判断是普遍必然的，按定义来的，有一个同义反复，但综合判断是偶然的，要按经验来的。先天综合判断是指有一些判断它不依靠经验但又是综合的判断，比如物理学里因果律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得让它有普遍必然性，又得让它带来新知识。康德的解决方案是叫经验论转向的东西或者叫“哥白尼革命”，这个在我们哲学社招新问题里也有，“哥白尼革命”不是让对象去符合认知，而是我们的认知本身就决定产生的对象是怎样的，认知能力里一些先天的结构去把握杂多表象才能把它综合成一些流畅的经验。

我写社论的时候有很明显的倾向性，想从社会结构、更宏大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会问为什么这个人会干这样的事，这个事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这么想的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无意识，这些无意识的观念又是从怎样的社会结构中诞生出来的，这也是很典型的哲学和社会批判能衔接上的地方。

2019年4月19日，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与心理学教授乔丹·彼得森在多伦多进行了题为“幸福：资本主义VS马克思主义”的辩论

GQ报道：疫期世界范围内恐慌失序断裂的面貌和一连串可能打破美好幻象的事件会给你带来什么影响么？

PZH：很多人说这次疫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可以引导我们思考新东西，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说法。更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于社会结构的反思不能只依靠疫情，因为疫情本身是一个例外状态，并且很多人希望疫情赶紧结束尽快回归正常，把社会变革和反思的根基树立在这么偶然的疫情上是不牢靠的。如果要真的找问题，或者说真的意识到社会现存问题或者内在矛盾，应该有更基础或者更普遍的东西作为依靠，比如对资本主义和生态环境的反思。对我个人的话没什么影响，我不工作并且喜欢宅着，没什么变化。顶多可能我这段时间比较懒，不是很想学习。

GQ报道：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许更艰难，对长时间的命题，比如个体出路，人生意义这种，会有想法吗？

PZH：我不是很喜欢做未来的规划，会觉得到时候再说。我不是很喜欢讨论这种比较悬的问题，或者特别个人的问题。个体的形成没有办法离开社会性，我也是在逐渐探索社会的过程中可能逐渐形成了自我的人格。

疫情的常态化，包括之后可能情况越来越糟，我觉得也没什么，很多时候发生的事情你早就预见到，学哲学的人可能看问题会更波澜不惊。对我来讲，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超出我理解范围的事情发生。普遍监视、大禁闭，福柯讲过，阿甘本也讲过，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也是他讲过的。天灾顶多再发生一些，那可以强调是生态问题，生态问题也是很多哲学家在讲的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

批评环保少女格雷塔（Greta Thunberg）也是信息污染的一个例子。我们应该是同一代人，你如果去看她的很多原始演讲稿（而不是营销号篡改或者扭曲过的版本）就可以看到她的观点很明显，就是相信科学家、呼吁（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在环保方面下更多的努力。因为西方很多国家企业和资本的势力比较强硬，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并没有在环保方面进行明确或者有效的立法。而99%的科学家都告诉我们，全球变暖并不是瞎编的，如果我们再按这种模式过几十年，地球的生态和气候会出现非常剧烈的变化，可能很多岛屿和国家就都沉没了（格雷塔所在的瑞典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你们再过几十年就都死了，如果科学家的预言成真了，那我们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明确的问题——你们不能把一个伤痕累累的地球交给我们、乃至交给我们下一代人。而我们目前并没有一个真正可持续的解决环保问题的方法，因为资本主义必须过度生产、鼓励消费才能维持自身的存续，那么就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浪费乃至计划性淘汰。我再举一个齐泽克说过的例子，就是假如有一艘游轮在公海出了事故，开始漏油了。请问资本主义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种困境的解决方案在当下只能以各国政府的紧密交流和通力合作完成，而也正是在这些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环保远不止是一个“生态科学”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社会和其组织形态的。

格雷塔（Greta Thunberg）

❺

最好不要说

对某一代人抱有什么希望

GQ报道：你自己对这个群体抱有希望么？总有人说你们是未来。

PZH：我不喜欢谈这种问题，如果要说希望的话，我们最好说一些更实际的事情，比如齐泽克说过，“我不接受那些廉价的乐观主义，每当有人试图说服我，有束光等在隧道尽头，尽管现在有这么多问题。我立即答复他：你说的没错，而那可能是另一辆火车正向我们驶来。”最好不要说对某一代人抱有什么希望，因为每一代人可能都会自我调节，肯定会想办法把社会运行下去，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

还不如更深刻地做一些反思，尤其对于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制度方面，比如几十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人们就觉得资本主义不会走了。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会犹豫更多。如果想找希望，还不如从这些更具体更基本的问题着手。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生，或者看有没有别的替代资本主义的全新组织模式，比如我们之前转过一篇《疫情之下的自组织》，阐述了一些自发的资源布置和组织方式也能产生不错的效果。多做一些这样的思考比抽象地说年轻人有什么希望更有用，每一代年轻人都看起来有点希望，都好像能把社会运行下去。

GQ报道：运行不也有好坏之分么，可能讲的是群体被社会文化背景所限制。

PZH：做这种generalization（概括）一方面我做不了，因为我认识的青年只有一小部分，地区差异小，所以我既不会做乐观的，也不会做悲观的评价，可能更多还是会关注理论方面，更基本的社会结构方面有没有新的可能性。这个就是齐泽克说的，一个资本主义以外的alternative（可供选择项）。

最近好像有这方面的迹象，体现出大家对于资本主义的一些失望吧。一般来讲，大家不满意现状就会开始一边尝试一边总结规律然后也就搞出新东西了，还是可以有点希望的。这跟年轻不年轻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无奈的事情。

❻

把社会结构作为开脱的借口

GQ报道：想问一下去年底哲学社的观同学性骚扰事件。当时你还是为他辩护了，这跟之前你的一些同领域内的举动很有反差。（注：观同学在个人公众号上发表女权主义相关文章且收取赞赏。其中一名被性骚扰者写下自己经历：一位反性骚扰的女权主义大V对我进行了性骚扰，并且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信任他。他的恶劣行径和伪善面目是我受到很大伤害的原因。）

PZH：我并没有在为他辩护。我当时更多想做的是分析问题的成因，或者说为什么一个女权主义者也会这么做。说明我们恰恰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女权主义理论、并且反思我们在理论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当然，我确实当时也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可能包含了一些偏袒乃至亲亲相隐在里面，但这不是哲学社的官方行为。

观同学比我大一两届，在我们群里比较活跃，他性骚扰了一个群员。我跟他关系还可以，看了他的聊天记录，觉得没有太多性骚扰迹象——但我当时看得不全，所以在知乎上稍微帮他说了几句话，说他有时对自身的辩护和观点的阐发是建立在学术水平不足、或对某些概念（比如结构性压迫）的不理解之上的，因而并非是动机问题。我不是特别想从坏的方面理解别人。我发完这玩意儿以后，大家都特别生气。后来我意识到即便我不承认，它也是一种辩护，因为没有谴责他甚至还提动机的问题，但性骚扰是跟性骚扰者的动机没什么关系的。后来我改正了错误，声援受害者。当时采取第三方中立的三名哲学/女性主义方向的同学组成的裁决小组对此进行裁决，得出了性骚扰的结论。

GQ报道：一个号称支持女权的人做出性骚扰的举动，所言与所行之间的分裂你怎么看？

PZH：他属于对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决然为之，体现出一些行为不是自己就能改变的。他的问题在更根本一些，依托于社会结构。我不会觉得这种分裂及他是否伪善是特别值得说的事。他对女权主义理解上的问题会导致他留出心理上的余地。他的态度一直反复无常，很多时候是在投机：我说我错了对我更好，还是我说我没错对我更好。

与其让他作为一个口诛笔伐的对象，更应该让他作为我们反思的契机。包括观同学经常说，“不能把社会结构的问题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他把社会结构作为开脱的借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话，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记得一位实验者让一堆相信自由意志和不相信自由意志的人参与实验，不相信自由意志的人更倾向于撒谎，他们觉得撒谎这事不是我决定的。所以那句话体现出怎样处理社会结构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对自己批判的可能。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他没有学过PUA，他很多话语就是PUA。PUA不是从天而降的，很多人在亲密关系中的言行跟PUA没有太大差异，这个跟男性气质和两性交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结构带来的个体意识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一个声称支持女权主义的人这样做，就更体现出性别不平等以及toxic masculinity（有害的男子气概）的普遍性和在社会中的强度。女权主义者，尤其是男性，应该经常重新思考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位置，怎样把自己所声张的那些东西带入私人生活之中。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并没有太多批判观同学的资本，我们做的也不完美。

GQ报道：可能症结不在于他是否伪善，而是对于道德的忽视？

PZH：有相关理论，比如道德动机，我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在很多时候并不足以支撑我确实做这件事情，中间还隔了一步，叫我要做这件事情。但我要做这件事情受很多东西影响，比如按照休谟的观点，道德动机可以和个人利益、私欲相冲突或者相辅相成，休谟甚至会说仅靠道德动机不足以完成一个行为，还得有一些其他的附加兴趣或者一些更功利的想法。但我没有太看到有什么关系，也不喜欢这么分析。

GQ报道：观同学售卖女权主义理论，也从女权主义者的姿态之中捞好处。对那位被性骚扰的粉丝，观也是先用女权和左派理论搭讪，熟悉后贬低、骚扰。这个中学生圈子似乎有某种知识偶像迷思？这些“主义”与“立场”为何吸引他们？

PZH：可能分“圈子”吧，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说法。观同学在知乎上比较火，有近十万粉，又是00后，又女权，又是男性。哲学社环境还挺好，有时候有人会“卖菜”——我好菜，你们好强，但是不会严重到崇拜偶像那个地步。我不否认可能有知识权力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问题吗？我不是很清楚。其他人我不是很能代替他们说话。只靠男性支持女权主义不一定能吸引人，观同学文字水平稍微高一些，公众号和知乎运营的人设很多是情感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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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饭圈不能如看猴，我们也是猴

GQ报道：你提出聊饭圈，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PZH：很多同龄人就在干这个事，我感兴趣是最近一段时间饭圈发生的事。我不属于饭圈，但我半年前参与过易烊千玺饭圈，可能是观察人类。我关注几个粉头，顶多转发下微博，写点评论，点几个赞，没干过别的，就是小透明。

GQ报道：对易烊千玺的喜爱是出于什么？

PZH：他ins上发一些迷惑的照片和奇怪的自拍，有同龄人的感觉，不排除那是人设运营的一部分，但万一不是呢。他很多时候回答问题有点腼腆，有时天马行空。我有朋友跟他视频聊过天，他说易烊千玺当时特困。这种偶然的真实感还挺有意思。

GQ报道：对近期一系列饭圈现象你有怎样的认识？

PZH：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里面已经讲的很清楚了，需求体系是被生产体系生产出来的，偶像也是一样。一套非常成熟的造星工业专门生产偶像，人甚至可以看到偶像被生产的过程，偶像被塑造为一个符号化的形象，必须在一个体系内才能被认识。有文章分析过，粉丝做数据是强调偶像作为顶级流量。这说法就特有意思，粉丝非要把偶像变成数据，粉丝生产着偶像的物化，也同样生产着自己的物化。这也是一个很结构主义的观点，偶像本身作为一个符号在资本市场内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和其他明星的互动关系、代言哪些品牌，都是符号认同的一部分。粉丝之所以不会轻易脱粉是因为偶像成为了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但还要强调的是，不应该把饭圈单独作为一个现象讲，因为饭圈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和圈层关系很普遍，比如手机圈互撕更明显。消费，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已经成为一种语言体系，是一个符号系统，不同的消费物代表阶级的区分，这种区分再反向诠释他们作为阶级的身份。粉丝把自己捆绑到了一个东西上，但捆绑过程、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人们认同的不仅仅是品牌，而且是品牌背后代表的东西，后来可能不需要这些东西作为中介，粉丝身份作为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相当于一直在消费自己，消费的过程就是澄清自己的过程，是一个闭环，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如何再生产意识形态，如何刺激消费。所以看饭圈不能像看猴一样，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也是猴，这种现象无处不在。

饭圈如何可能？因为是这样的社会结构，这样的消费模式，这样的符号认同，但仅仅分析到这个层面还不够，还需要看到它作为一种扭曲或者病态有什么改变的弹性。比如马克思在做资本主义分析的时候，强调资本主义有好的一方面，会说资本主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把人集中到一块儿，分工合作生产，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事情。但是马克思强调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在生产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终究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产品是由社会关系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由资本决定的，相当于资本遮蔽了实在的社会关系，这个也是马克思一开始对意识形态的定义。饭圈也是这样，它作为一种畸形的社会关系，中间会有真实的东西偶尔迸发出来。

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意识到粉丝无时无刻不在取消他作为社会关系的层面，强调他作为物的交换关系的层面。饭圈的运作方式恰恰是把人的情感变成物的情感，再把物的情感伪装成人的情感。粉丝粉偶像，有时候粉的是物，有时候粉的是符号，有时候粉的是自己，是一个自恋的过程。沉醉于把自己变成给偶像打榜等工具的过程，在精神分析上叫倒错。

GQ报道：但其他圈子有像饭圈这么集体狂热甚至发起破圈层的“战役”吗？

PZH：之前很多明星比如姚晨，发一些很真实的想法在微博上，有时也跟网友交流，有很正常的人的情感表达。但是饭圈禁止这种情况出现，人不能变成人，需要不断地把人降低成物，为了维持这个过程的顺滑，得确保这个人被以他们想要的方式变成物，这样争论起来就很明显了。比如说一些粉丝反对“泥塑”，不喜欢偶像被女化，认为女化会降低偶像作为顶级流量的潜力，也可以从厌女症方面分析，不赘述了。

采访、撰文：郑莹

原标题：《中学生哲学社社长：“为那些上不了大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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