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屋史｜柏林：抵抗、协商与乌托邦

作为德国首都，柏林前市长Klaus Wowereit给这座城市贴上的标签是“穷却性感”（Berlin ist arm, aber sexy）。2018年底柏林统计人口达363万之多，居德国之首，贫困人口却超过两成。德国超过50%的人口都是租房住，在首都柏林，租房比例更高达80%。1862年“霍布莱希特规划”为了应对柏林人口膨胀而制订，建成了是由公寓楼围合而成的工人阶级住区。1905年柏林工人阶级住区中居住着近110万人。柏林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租屋城市”。

基于“霍布莱希特规划”建成的柏林工人阶级租屋街区。（摘自《柏林城市设计》第35页）

占屋，作为一种住房策略，亦是社会运动的工具之一。因柏林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其占屋运动从1970年代生发，在不同时期不同片区（西柏林、东柏林）呈现出不同特点。

1980年代：西柏林占屋运动

1960年代以来，西柏林持续大范围拆除旧有租屋。在外城区域兴建大量社会住房，以高层公寓为主，公共服务差强人意。这样的城市重建政策，导致众多居民被迫离开城市中心的旧居，迁居郊区的新建公寓。另一方面，西柏林快速成为“另类运动”（alternative movement）的中心，寻求适宜生活的空间(issue of suitable living space)成为众多运动的中心议题，而占屋成为了获取这种空间的途径。

在当时的城市重建公共政策背景下，房主或住房协会任由房屋闲置，以期利用政府资助来拆除和重建房屋，或对房屋进行现代化改造，最终收取更高租金。当时推行“扫地出门后重建”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及随之带来的大量低收入人口和商业活动的流离失所，在1970年代受到广泛抵制。而1980年一家建筑承包商的腐败丑闻牵涉到了参议院，揭露出参议院推行的政策与承包商、重建机构和住房协会沆瀣一气的内幕，这成为导火索。几周后，参议院辞职，一个时代终结。这一权力真空期，引发了随后数月声势浩大的占屋运动。

占屋者的做法是，占据空屋并立即动手翻新。其目的在于，一方面指出公寓长久失修且空置，另一方面在于寻求对公民不服从行为（civil disobedience）的广泛认可。

1980年12月，警察在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开展了一次驱逐行动，引发街头骚乱。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占屋行动在该区域接续发生，到1981年夏季占屋数量达到165处。

据1983年8月12日德国《时代周刊》统计，此轮占屋运动的两大参与群体为：“另类运动”群体，大部分为学生或学者；“边缘群体”，大多为21岁以下的无产者。虽然两大群体诉求不同，可在占屋运动最初，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即快速大量占屋，从而抵抗把低收入者扫地出门的城市重建政策。而随着占屋运动的进展，“另类运动”群体成为“支持协商派”，他们要求政府释放因占屋而被捕者，并为被占建筑提出“总体解决方案”。而“边缘群体”则成为“不协商派”，他们自称为“主张自治者”，指责协商派们放弃政治斗争且只寻求保留住自己的占屋空间。

新上台的西柏林政府把占屋者划分为“接受协商者”（those ready to negotiate）和“罪犯”（criminals）。当政者宣称对新增占屋行为“零容忍”，对示威和类似抗议行为大规模打压，以不可容忍“罪犯的法外之地”为借口进行房屋搜查，甚至破坏占屋或立即驱逐居住者。

1981年9月，一名18岁的占屋者在被警察追赶时被一辆巴士撞死街头，成为这一时期占屋运动受到打压的标记事件。1981年夏季之后，西柏林占屋运动土崩瓦解。此时占屋者已失去了主动权，但西柏林的政治团体们则开始把占屋运动的诉求纳入到城市住房构想和政策之中。

他们叫停了强制驱逐政策；组建了占屋运动的支持者组织，促成非私有产权的建筑占屋合法化。截至1984年，针对165个占屋进行处理，有105个占屋最终达成了租赁或购买协议并“按合同约定执行”，而另外60个占屋则被驱离。

此轮占屋运动达成的最大胜利，莫过于使“国际建筑展览会”（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成为城市建筑的崭新权力中心（a new centre of power for urban building）。该组织对当前拆迁政策表示反对，并提出了把租户、城市政治团体和寻求安置的占屋者的核心诉求纳入 “谨慎城市更新十二项原则”（twelve principles of cautious urban renewal）。这些原则不仅对西柏林的城市重建政策产生影响，还推动了其他大城市更新策略的改变。

1990年代：东柏林占屋运动

在1970年代初，对住房条件恶劣的控诉成为了公民请愿书的主要内容。这就推动了“东德住房计划”的出台，而这一计划有优越的条件。其一，东柏林大量土地收归国有，土地供应充足。其二，东德遵循前苏联的“小区”概念，对快速廉价的预制模块式住房有丰富经验。至1980年代末，东德住房计划成效显著，基本解决了住房短缺问题。

废墟上重建的东德预制模块式住房。

1990年，两德统一后，柏林的居民出现了大幅变动。东柏林内城中约有2.5万套老公寓空置，而东德住房计划下建造了大量住房，也有相当数量的空置。

从1989年12月至1990年4月，东柏林占屋大约70处。与西柏林占屋的“非法居住”状态不同，东柏林的占屋运动公开且果断。无政府主义者拉上横幅，上紧窗户，甚至设置街道堡垒，让被占房屋成为自由主义者的试验场所。

最初，东柏林的占屋者主要是东德的年轻人，他们在亚文化和政治活动中互相熟识。很快，占屋运动吸引了西德甚至国外年轻人和艺术家们纷至沓来。大量未经整修的闲置楼房让年轻人用很少的钱，就得以在柏林安身立命，也让艺术家可以不用过度焦心生计，从而让灵感彻底释放。这一时期，东柏林的占屋主要功能在于营造空间，帮助占屋者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随后，又有市民行动小组加入其中，他们的诉求是阻止对普伦茨劳贝格区和米特区旧住区的全面拆除。这样的诉求很快得以回应，旧住区得以合法保留，并提供资助进行翻新。

在寻找居住地以及尝试新冒险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非政治”团体也尝试占屋。到了1990年5月，西德人开始在东柏林组织占屋。他们主要是西德的学生们，一方面受西德房屋短缺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政治抗议活动而聚集，集体迁入东柏林空置房屋。

美因策大街（Mainzer Strasse）非常典型，有10余栋建筑被占。除了设立了书店、公共厨房等设施之外，占屋者还在此建立了东柏林的第一个Tunten（同性恋）住房项目和女同住房。在此占屋而居的主要是西柏林人和西德自治运动的成员。此时的占屋，成为与当局对抗的场所和自我政治定位的象征。

1990年7月，东柏林当局开始实施管制，不再允许任何新增占屋，受到刑事指控或驱逐通知的占屋，由警方在24小时之内加以清理。1990年11月某一天早晨，警方在对美策因大街占屋者驱离时，引发了暴力对抗。从西德调集来1500名警察试图进入这一占屋区域，却未能成功。这就让协商解决占屋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持续数日，投入3000名警力和数架直升机，美策因大街的占屋终被清除。这标志着占屋者武力捍卫的失败。

这个事件促使大部分占屋者来到谈判桌旁。大多数占屋都在与住房委员会签订了使用协议后，依照合同使用。但是，如果东柏林的占屋被重新分配给先前的所有者或继承人，则上述协议失效，后续有不少占屋者因此而陆续撤离。据统计，30处占屋被驱离，90处占屋的使用得以合法化。

在1990年代东柏林占屋运动的激发下，柏林参议院在1990年代持续投入2.5亿欧元，实施“自助住房政策” （self-help housing policy）开发计划。共计3000套单元住房在这项计划之下被整修，其中包括曾经的占屋。在签订多年租屋合同的基础上，建筑的整修改造就关乎居住者的个人利益，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自助住房政策”开发计划支持了住房条件的现代化改造。

伴随着西柏林和东柏林的占屋运动，柏林的城市重建模式也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区域重建（大规模拆除存量房，开启崭新的现代住房开发）；谨慎的城市更新（谨慎建造，谨慎于社会问题，谨慎于规划政策）；后福特主义的城市更新（并非用钱直接控制，而是用法律和戒律强化重建目标）。把占屋运动放置于广阔的社会变革背景之中，才能更为清晰地理解城市发展的来龙去脉。

今时的柏林

近十年以来，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建设成本增加，改变着柏林住房的供需关系，投资者涌入带来房屋价格的泡沫。城市不可负担性的增加，街区不可逆转的士绅化，必推动若干群体去寻找生存之道。占屋在今时今日的柏林，与其他欧美大城市一样，或隐匿无形，或鲜明张扬，都是边缘和底层人群的生存之道，如《柏林施普雷河畔的“乌托邦”》一文中的帐篷乌托邦社区。

柏林施普雷河畔的帐篷占屋住区

2012年以来，德国难民的活动也非常活跃。2012年发生过一次前往柏林的难民抗议游行，游行从9月8日开始，沿两条路线进行，一条为步行线路，一条为公共汽车线路，经过28天后到达柏林。抵达当天，难民和活动人士占据了克罗伊茨贝格区的一个公共广场，称其为难民抗议营地。他们搭建起帐篷和木屋，以抗议德国关于移民的相关法律。难民们还占了一所学校，并把学校的一楼设置为仅供女性难民居住的空间，称其为“国际女性空间”。这一占屋营地直至2014年4月才被清除，一部分难民同意搬到当局提供的其他设施中生活。

德国有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 Luft macht frei）。城市作为纷繁的人事物交汇变动之场所，遇到问题，直面问题，探索解决之道，才是千头万绪中的唯一途径。

在澎湃新闻的《由柏林抵抗城市“士绅化”谈起》一文中，作者基于柏林生活经历，就当前柏林“士绅化”的影响和各方应对予以勾画，其中一例非典型“占屋”，让人感知到柏林的迥然之美。

“这是一片由上千名位志愿者共同努力打造而成的社区花园。这片6000平米的土地自1960年代开始一直空置，2009年左右，由数位艺术家起头，想把这里变为农业园圃，但是政府不同意在建筑废墟上建设农田，柏林的艺术家们运来装着土壤的塑料盒子，盒子重重叠叠，土壤中播下种子，就长成了一片不接触土地的绿色园圃了。”

柏林“非典型占屋”：6000平米废墟上的社区花园。

参考文献：

①德国统一现状，米夏埃尔·于尔格斯著，徐静华译，人民出版社。

②柏林城市设计——一座欧洲城市的简史，哈罗德·波登沙茨著，易鑫，徐肖薇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③Fighting for spaces, fighting for our lives: Squatting movements today，Squatting Everywhere Kollective (SqEK)

④The ‘Hobrecht Plan’ (1862) and Berlin’s urban structure，CLAUS BERNET，Urban History, 31, 3 (2004)

⑤Squatting and Urban Renewal: The Interaction of Squatter Movements and Strategies of Urban Restructuring in Berlin，ANDREJ HOLM and ARMIN KUHN，Volume 35.3 May 2011 644–5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⑥http://www.qdaily.com/articles/52056.html

⑦19世纪末期的柏林，邵君。

⑧战后欧洲史（四册），托尼·朱特著，林骧华等译。